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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梁漱溟

阮诗文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向西方学习。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又冀望于辛亥革命爆发能带来转机,但革命不但没能带来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反过来却使整个社会文化、政治体系几乎陷入了一个崩溃的边缘。为了解决中国自强图存的问题,由此展开了持续十余年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现代思想史即是以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精神,学习和接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始点的。

而由于众多学者对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分别产生了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以梁漱溟、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本文将在随后部分对梁是否是保守主义进行探讨)和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自由主义三种思潮。陈独秀把世界文化分为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即包含中国的东洋文明是属于古代文化,而近代文化是属于代表西方的西洋文化的。因此中国要进入代表先进的近代文明,就要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以次来改造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这样中国才能进入近代文明,中国才能得救。李大钊虽然认同杜亚泉把文化分为动态文化和静态文化的提法,但与杜亚泉截然相反的是,李以此来批判东方文化的静态,赞赏西方动态文化的活力。胡适则提出了“全盘西化说”。梁漱溟则是提出了“文化三世说”。

在这里为了更为客观的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交流思想的“文化三世说”,我们的关键就是要先弄清楚梁写《东西方文化要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目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价值传承和充当“社会良心”的使命感。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延续了两千多年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中国之“士”素来身肩价值传承与“社会良心”的双重使命。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而这两种宏道精神与经世关怀构成了中国之“士”的独特文化特色。[1]梁漱溟出书之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异常复杂。并且由于梁进入过同盟会的喉舌《民国报》当外勤记者,往来于各种社会场合,穿梭于街头巷尾,接触各色人等,所见所闻日众,了解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阴暗面。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吓唬迎袁专使的“兵变”闹剧,也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窃国得逞之后所举行的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大典。尤其是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后,参众两院"八百罗汉"的种种丑恶行径,更是让他感到彻底的失望。因此,梁的在此时的著作应该是一种对于中国出路的一种理性的思考,也是其回归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统的做法。结合其在30年代《乡村建设理论》。在《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中他把中国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都归之于中西文化冲撞下的“文化失调”,“中国的失败自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也自是他文化的胜利”[2] 进而强调从中国特殊性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梁漱溟等老一辈学人在当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怕中国被列强瓜分,因此他们对于任何文化方面的探讨最终都基本上是以解决当时中国的出路为目的的[3]。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提到:“据我们看,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 [4]进而对这些文化表象背后隐藏的、深层的原因作了追问:“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5] 因此,梁先生提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问题:由“可满足者”、“满足与否不可定者”、“绝对不能满足者”[6]三类人对于其生存环境的不同意欲满足的可能状况,产生了生存问题、交往问题与宗教问题这三大问题。

与这三个问题相应地存在着三种 “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他提出的“人生三路向”:

“(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

“(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三)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都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7]

然后,梁根据人生的三路向选择,将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主要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意欲调和的文化,主要解决的是人对人的问题,既人如何交往与和谐;印度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主要解决人的情感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三种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是同时的存在,因此在当今现实中发生冲突(如身边中西文化的冲突),但在理念上却是一个处在不同时空的状况。西方“向前”的态度是人类过去的文化精神,中国“调和持中”的态度是人类现在的文化精神,而印度“向后”的态度是人类将来的文化精神。这样,梁漱溟就认为:西方的意欲向前其实是滞后,印度的意欲向后其实是超前;只有中国的意欲持中,恰到好处地居中。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梁漱溟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个人的价值评判:西方那种已经过时的“意欲向前”的态度是应该加以排斥的,印度那种尚未到时的“意欲向后”的态度是应该暂时悬置的;目前只有中国这种“调和持中”的态度才是恰到好处、合乎时宜的。生活的乐趣“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8],重要的在于生活者内心的体验、情趣和感受。而西方人的问题正在于不断地向外追求,使得生活本身反沦为手段,其“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9]。所以,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更优越。

有的学者就具此而将梁漱溟印上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印号,如20、30年代的陈独秀、胡适等人以及现当代的一些学者,如郭湛波甚至认为梁漱溟“反对科学与民主政治”、其思想“仍然是中国农业宗法封建思想”[10]。虽然“保守”一词如同“科学”就是实证一样,本身本来并无任何感情色彩,但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保守”一词在大多数人心目之中仍然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在这里那些学者很少看到梁漱溟虽然认为中国文化要优于其他两种文化,但他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在他中国文化“早熟”的理论下,他非常支持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些积极因素,虽然他认为 西方文化对于中国而言过于强调物质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人生态度的问题。因此,笔者是比较赞同陈来先生“梁漱溟其实是主张修正的吸收西方文化” 的观点。[11]梁认为西方文化适合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但西方文化过于强调物质层面的享受;而印度文化太过于注重于生命层次的探讨,不适合中国当今的发展;只有将中西文化结合才能促使中国文化在这一竞争中延续。也就是梁漱溟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观者。

梁漱溟在这一多元文化观的影响下,援引西方柏格森哲学入儒,重新诠释儒家学说,以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文化问题,从而形成了“新孔学”。梁直接以柏格森所言的“生命”作为其哲学的根本观念,认为生命是整个宇宙的根源,世界的本质不过是生命的绵延或“相续”,是一种生命之流,一种永不间歇的连续的冲动。将之归入到了儒家的心学之中。而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又带有很强的“唯实论”的色彩。如其在“文化三世说”中一直都很强调的“生活的根本在意欲”中的“意欲”本身就是带有很强佛家色彩的词语。他同样赋予佛家哲学直觉的认识,把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感觉、理智、直觉套到佛学唯识宗的内核上,创造出“三量说”(现量、比量、非量)的认识论,并认为,“三量”的认识过程正好达到了“体识宇宙生命”的境界。随后,梁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重新解释和发挥儒家哲学的认识论思想,使它更具有了非理性主义的特征。梁漱溟却说:“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12]。这正如黄玉顺先生所说“梁先生的新孔学其实已经是对儒家心学的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的根据却正是西方生命哲学”[13]。梁欲以生命哲学来阐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其目的是要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谛。这也使其在哲学层面上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功劳都只在“破”上不同[14],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作品中就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出了一种范式。他认为,世界存在着不只一种类型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皆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而存在,因而具有这个生命体独特的价值标准。这样,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正式建立了具有文化相对论意义的文化类型理论,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西文化讨论中一个新的时代,为后来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注释[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2] 梁漱溟 《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见《梁漱溟全集》卷5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1993年   P80

      [3]  如其在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向梁这样被毛泽东批判过的人是很有压力的,但却到北大找到冯友兰(他们平时不怎么来往),说“就凭这一条,中国能参加联合国,毛泽东的功劳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王元化 李慎之 杜维明著  《崩离与整和——当代智者对话》, 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9月第1版 , 233页

     [4][5][6][7][8][11]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9页、32页、59-60页、61页、156页、156爷、132页

     [9]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38页  ,转引于 陈来《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0] 陈来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2]黄玉顺《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于《文化与人生:梁漱溟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3]曹跃民先生认为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胡适确实具有打破旧有的模式、建立新的方法的功劳。但我们如果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大背景和大的研究领域来看,则不能说胡适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因此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一般干将,其功劳主要在“破”而不在“立”。  曹跃明 《近代中西文化问题与梁漱溟的文化观》,《天津社会科学》1994.1

 

转自:历史文化学院(http://lswh.hubu.edu.cn/webadmin1/list.asp?news_id=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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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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