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贺麟
    --“西化”精明效短,中庸长效高明

    载张祥平:《人生六境——心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一

    年轻人想当明星,明星想“长明”。
    想当学者的就少多了,年轻人很难成学者。 有人自吹是“青年学者”,捧场的全是“托儿”。
    学者越老越香。 学者老了想什么?简直就是“秘密”!
    1988年春节,我去给八十五岁高龄的贺麟先生拜年。
    贺先生的夫人黄人道女士说起我和舍弟祥龙写的 《记翻译家、哲人贺麟》:这篇传记在《人物》1987年第5期发表之后,贺先生的四川友人买了许多册。
    贺先生也很高兴。
    我忽然想到一个久存心底的问题,就脱口问道:“您是不是确实相信唯物主义?”
    贺先生沉思良久,说:“唯心主义讲到了头,就是唯物主义。”
    (插图35:老学者反思;此画中能否去掉香烟?学者中抽烟的较少)

    二

    “唯心主义讲到了头,就是唯物主义。”
    这句富含哲理的回答,恰如其份地概括了贺先生自己的一生:充满矛盾,不断探索,不断权衡,履行着一个学者的中庸之道--
    贺先生具有地道的中国文化根基,他却以西哲大杰黑格尔的传播者名世;贺先生的理想人生是像他的老师梁启超那样走出书斋,参与国家大事,他却一直没有走出他的书斋;贺先生极为重视“以情感人”,他却从事着最抽象理论的耕耘;贺先生不曾自诩“代天下立言”,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992年9月23日,贺麟先生告别了九十年零三天的人生。那一天,正是关于他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最后一天。会上有一个争论:贺先生的主要成就是翻译,还是著述?
    与贺先生同时代的熊十力、 金岳霖和冯友兰都有专著来建立自己的“体系”;相比之下,贺先生的主要成就似乎只是翻译和阐发。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贺麟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对自己哲学思想的阐述,而在于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介绍”(引自许全兴,陈战难,宋一秀:《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5页)。
    可是,在那个研讨会上,贺先生的学生们大多数认为贺先生也有自己的“体系”。
    对方追问:这个体系叫什么?熊十力有《新唯识论》,金岳霖有《论道》和《知识论》,冯友兰有《新理学》,贺麟有什么?
    争论的当晚,我追忆贺先生的教诲,回想起那句“唯心主义讲到了头,就是唯物主义”,顿生灵感:贺先生有“新儒学”!
    第二天,我在会上讲了《历史心学与真情行学--贺麟的新儒学体系》,后来把它整理成文,发表于《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在整理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细读了贺先生的一些著述,惊讶地发现: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无意识地把贺先生的东西当成了我自己的东西:

    “在现代,个人、家庭、社会,都有一个如何对待与使用科学指令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物质财富的问题......需要审慎地诉诸理智指令。”

    这段话白纸黑字地印在《人的文化指令》一书的第54页上,未加任何注释,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想到的。
    《人的文化指令》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1934年),贺先生就在《近代唯心论简释》中论述过:

    “因物质文明发达而去寻求创造物质文明、驾驭物质文明的心”“追溯构成科学知识的基本条件--具有先天范畴的心”:“不能不悬一理想于前,以作自由之标准”。

    我想,一定是七十年代我聆听贺先生讲述他一生阅历的时候,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渗入到我的思想之中;后来我报考了理工科的研究生,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以为那些思想是我自己想到的。
    古人说,师徒如父子。
    师生之间在精神上的传承,非常类似于父子之间在血缘上的遗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唯心” 与“唯物”,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唯心主义讲到了头,就是唯物主义。”

    三


    贺先生的新儒学,就是要把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儒学:“驾驭物质文明”,“悬一理想于前”。正如佛学东传之后,宋明儒学把“终极关怀”纳入儒学:宋明儒学的“天理”比“苦集灭道”更“终极”,“良心”比“大慈大悲”更“关怀”。
    佛学的“终极”层面是“苦集灭道”,“关怀”层面是“大慈大悲”。
    近代西学的“物质”层面是“实验科学”,“文明”层面是“市场竞争”。
    新儒学的 “实事求是”比“公理求验”更“物质”,“科举竞争”比“市场竞争”更“文明”。(详见拙文《从公理化到实事化:放弃蝴蝶,预测风暴--科学研究方法从分析到整合的嬗变》,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3期第18 ̄20页;以及《制度组合:敬群、敬上、敬人+敬钱、敬法、敬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内部论文稿系列1997年总第24期)
    儒学从最紧迫的 “齐家,治国”入手,先是上升到“平天下”,然后在宋明时期上升到“天理良心”;先是落实到“修身”,然后在现代落实到“个人收益”。
    面向时代之需,不尚空谈;迎接时代挑战,不怕空谈!
    儒学的充实过程,如天造地设: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与贺先生的新儒学相比,《新唯识论》不是“儒学”,而是被法国柏格森哲学“改造”了一番的“佛学”;《论道》和《知识论》也不是“儒学”,而是被英美逻辑分析学派 “改造” 了一番的“墨学”;《新理学》中的儒学成份较多,但由于被英美新实在论“改造”了一番,所以就减少了理学服务于组织管理的内容,“中庸”成了显示“高明”的思辨,不再是治国平天下的制度安排;这种单纯的“思维健身器械”,只能说是儒学的一个次要的方面。(详见拙著《美好的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75 ̄183、142 ̄163页)
    贺先生辞世之后,我从黄人道女士那里知道:贺先生在逝世前的几年里,一直在说他有些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贺先生作为新儒家的首倡者,身体力行地进行“西学儒化”,没有去搞“儒学西化”,这本身就有高明之处:不谋急功,注重长效。
    “西学儒化”比“儒学西化”困难得多!
    西学的主流根本不是哲学,而是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要把它们儒化,就要为它们在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儒学是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西式的社会学科到了儒家的手上必须能够 “经世致用”。
    西式经济学也能够 “经世致用”,可是“通才型”的儒学比“专家型”的经济学复杂得多--儒者必须同时权衡“非经济要素”:用人文学科来识别人才(“君子”),选拔干部(“干禄”);用自然科学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人和人的关系(“信”);用技术管理“足食足兵”......。
    儒学中既包括西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也包括教育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既含有农林生物学等“应用”研究,也含有环境学、天文学等“纯”基础的研究;既要组织衣食供给、兵士建制,又要权衡农作、田制、水利、山泽、物候、仓储、平粜、均输、盐铁、平准......
    要把西学融入儒学,不能按西式分科的办法,更不能只在 “哲学”之中“化”来“化”去。
    “儒学西化”就容易多了:不必融会贯通“大经大法”,只要肤浅地了解一下西方哲学,甚至只钻研西方哲学的某一偏支流派,把儒学中的只言片语乔装打扮一番,让西方哲学家能够“承认”这也是“哲学”,就可以“自成一派”。
    这样做不失精明,但是效用较短: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是“各自坚持各自的极端”,“你方唱罢我登场”。早期哲人只留下零零碎碎的几句话,因为他们即使有学生,也要标新立“己”,不愿传抄老师的东西。
    失去了儒学的精华,只有“新”,却很难说是“儒家”。

    四

    一个儒家,怎么可能“不是对于实际特别有所肯定,而是对于真际有所肯定”呢?(引文见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第5页)
    一个儒家,从太阳和月亮知道“园形”之后,怎么可能就把“实际底事物”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边,只研究“园形”这个“实际”呢?又怎么可能只去肯定“园的周三径一”这个“真际”呢?
    儒学所要肯定的“真际”,难道不是与“实际底事物”合为一体的吗--
    儒学的终极关怀不是“上帝不死” 这样的 “真际”;而是“群体可持续”这样的“真际”。 上帝可以和人这样的“实际”分开,群体却不能与列祖列宗子子孙孙这样的“实际”分开!
    祖先子孙这样的 “实际”与家庭家族这样的“实际底事物”密不可分,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0107》)密不可分,因此就与可持续的乡村、 社区、国家、天下密不可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书·大学》)
    “平天下”就是“使各国都感到公平”,把现代强国之间的“均衡外交”加上同舟共济的凝聚力和对弱国的感召,就是“平天下”。“均衡外交”的精神基础是“民族主义国家观”;“平天下”的精神基础是“人类与地球合一的天下观”:天下资源有限,不允许行使“霸权”。国防只为了“防”,“霸权”却要“干预”。“防”只收复近距离失地,“防”的技术比“干预”的技术档次低,耗用资源少。
    天下之外有没有球外文明?有没有更大的“真际”?
    儒学不否定,也不妄测:“知道自己已经理解了哪些事,还知道自己没有理解哪些事,这就是智慧。”(译自《论语·为政0217》)

    五


    儒家理解了什么?“从事政治要得人心”!(《论语·为政0201》:“为政以德。”)
    得人心不但有看得见的“足食,足兵”,还有看不见的“制度”和“民信”。 “信”还是“不信”,全看“制度”中有没有“公正”:让不让平民竞争“当官”?不管上市场,上考场,上战场,还是“搞革命”,凭本事竞争就是公正。“走向高层”之后,还有“官场竞争”。如果只有“官场竞争”,当不当官全靠“关系”,就没有公正。如果一半儿靠“关系”,就只有一半儿公正,如果三分之一靠“关系”,就只有三分之二公正......
    一半儿的公正还是不是公正?歪了一半儿的直塔还是直塔吗?
    缺少竞争和公正,就只能“组织”小人,贪官污吏就会大量滋生!小人当政,必然伪装君子,当众唱高调,转脸诲淫诲盗;歪梁在上,社会道德当然沦丧!小人理财,岂能不贪?见利忘义,护奸商,受贿赂,国库流入私囊,百姓难以自保。小人相斗,岂能不乱?官匪勾结,你“发包”,我“承包”,鱼肉百姓,谁能平安?
    竞争出来的“官”也不一定都是“君子”:除了混入少数小人之外,市场竞争优胜者是“守法的理性人”,战场竞争优胜者是“常胜将军”,革命竞争优胜者是“革命家”,只有科举竞争优胜者才是“君子”。“君子”有了权之后,知道“克己复礼”,努力遵守公共契约,还要把契约规定的个人收益分一点儿给下级(“德”)。
    竞争内容不同,优胜者当然就不同。
    科举竞争的内容装在 “性善契约”这样的“大框框”里面,“立约人”具有亲缘关系,从亲属关系推而广之,就是上下级协调关系--官吏不但要有好的学养,还要有通才知识和良好品行,不但要公开财产状况,还要公开孝顺父母的状况,公开家庭(族)关系的状况。
    其中的“真际”(仁义)、“实际”(契约)和“实际底事物”(家与国)密不可分。
    西方的“性恶契约”也是“实际”,从中抽象的“真际”不是“仁义”,而是“不可相信人”。 推论是:只能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恩准的法律。落实到“实际底事物”,就是“立约人”相互“博奕”。
    西学中的“实际”和“真际”比较容易分开:上帝不是人!
    环境宽松的地方,人们常常忽视“人和”,只感谢上帝:上帝给了他们“地利”和“天时”。
    如果 “不止一个地球”,儒学就不是“真际”:有了“天时”和“地利”,没必要“仁义”:“个人收益最大化”就等于“金钱收益最大化”--一直到老,钱都用不完,子女没必要供养;单身女人也不愁衣食,男人找个借口就离婚,没必要“七出”有证;就连孤儿都有慈善家养起来,社会上多几个没爹没妈的孩子算什么?(注:“七出”是逐出家门的七个理由。)
    “金钱” 来自何方?来自“征服自然的创新”,就连审美创新也染上了“铜臭气”:把闲暇时间用来奢侈攀比,其实不是消闲,是“消钱”;花天酒地也不是自娱,是自迷,“迷”在有钱人需要一种安慰:“没有白挣钱”!
    如果 “只有一个地球”,儒学就是“真际”:“个人收益”不但包括金钱,还包括安居乐业和人生幸福--老不失其亲养,幼不失其亲教。除了生命大限之外,天下的孩子都不能失去父,也不能失去母,怎能制造骨肉分离?
    儒学重视长效创新:总结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温故而知新”),用来权衡调节(实行中庸之道),用来教育传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活到老,学到老”),用来适应自然,“天人合一”。如果还有多余的精力,那就悠然自得“游于艺”,审美创新求天趣。
    本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资源变得越来越严酷,越来越象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越来越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环境,所以全人类的群体延续需要儒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近代以来,中国受坚船利炮之害至深,不但“救亡时代”当忧,“居安时代”也当忧:抑制奢侈性消费,多余出来的生产力应该用于军民两用技术。
    离开了地球这个“实际底事物”,“中庸”还怎么谈得上“高明”呢?
    贺先生没有急于建立一个“纯哲学的体系”,才是真正的“高明”!



贺先生有七篇代表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930)、《近代唯心论简释》(1934)、《五伦观念的新检讨》(1940)、《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我对哲学的态度》(1981)、《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1985)、《辩证法和哲学的理想性》(1988)。
其中,1941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是“新儒家”的开山之作: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都在其后。
巧得很:这七篇文章的第一个字正好组成一句话:朱近五儒我知辩--朱熹接近五个大儒: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而“我”,还知道一点儿辩证法。
世人很少知道:在“辩证法”一词之中,存有贺先生的一大遗憾--贺先生一直认为,西语环境中的“辩证法”,在汉语环境中应该译为“矛盾法”,但是他的这个翻译被当时的学术权威胡适否定,使得一个并不神秘的概念,变成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谬种流传,为害甚大。
我在七十年代中期遇到过一个电工,偷了工厂的电线去倒卖,被发现之后向同事作“检讨”,说自己学了“唯物辩证法”,物质与精神这一对矛盾,可以相互转化;自己家庭困难,所以物质就是第一位的,再说革命导师也说过,精神是第二位的。
当时的人们一说起“辩证”,仿佛就可以不顾基本的逻辑准则,可以堂而皇之地掩耳盗铃。
“辩”字中的那个“言”,带有“口说无凭”的含义,这与中医“辨证施治”大不相同:中医的“辨”字中不是“言”,而是“刀”:要诉诸临床效果。
中医的 “辨证”是个动宾词组:辨别出了“证”,才能对“症”下药。“证”是阴阳平衡或不平衡的总判断,所以要“辨”;“症”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施治”。
把 “辨”字中的“刀”换成“言”,却又借用了中医的“证”,搞了个“辩证”,就象“李逵”和“李鬼”,教普通人真假难“辨”(注意,中间是“刀”)!
“辩证”(注意,中间是“言”)是个偏正词组:用“辩”的方法去“证”。最初的翻译家选择带 “言” 的 “辩”,这没错儿,只是普通人区分不了这个 “辩证”和那个带“刀” 的 “辨证”。 在“文革”中,有的民间“哲学家”还不大认字,只听声音,两个“变”证都一样,仿佛都能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黑格尔的辩证法只在精神现象之中才能说得通,离开了“言”,就不能“证”。可是,除了翻译家和少数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夹在两个“辛”之间的小小之“言”,不会想到辩证法的“正、反、合”只在“言”内有“证”--
一个人第一次看见驴子之前,头脑里没有驴子,只有“我”,这叫“正”;他注意“琢磨”驴子的时候,头脑里只有驴子,没有“我”,这叫“反”;他熟悉了驴子之后,头脑里既有驴子,也有“我”,这叫“合”。
辩证法如果跑出了“言”,就会和人类的基本逻辑“顶牛”!
“氢”、“氧”和“水”不是辩证关系,不是正、反、合:不能只看到“水”是两个氢和一个氧的化合物,就说氢是氧的“反”,也不能说氧是氢的“反”!
它们不但不“反”,反而互 “亲”,化学上叫“亲合力”。
男人不是女人的“反”,女人也不是男人的“反”,合在一起成“亲”,生儿育女,跟“辩证法”没什么关系!
老板和雇员也不是一对矛盾,因为雇员不是老板的“反”。雇员就是雇员,雇员和老板的关系是“交易互利”。比男女成亲的关系疏远得多,可是不是“正、反”关系,不是生死不相容的关系。经济学家认识到“交易”过程中存在“博奕”,也不是“正、反”关系。 双方执行合约,纠纷减少;只要有一方违约,纠纷就可能增加。“不同的原因(条件)导致不同的结果”,正如水到了零度结成冰,不是“矛盾转化”:“氢”和“氧”在零度以上和零度以下全都一样“亲合”。
正负电子对撞机中有一个正、反、“合”。只可惜这个“合”要带引号,因为也可以说成 “分”--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相撞之后,不能“和平共处”,只能“同归于尽”,嬗变为一对光子,分道扬镳。
“矛”是“盾”的“反”,可是矛与盾“合”不到一块儿去!
不是说不能把“矛”和“盾”绑在一起,焊在一起,熔化在一起,而是说你这么“合”了之后想干嘛?拿着这“矛盾”武器上战场?碍手碍脚被敌人砍脑袋?还是想把它当个带柄的锅子煮肉吃?这里还有“矛”吗?有“盾”吗?
把 “dialectic”翻译成“矛盾法”,就可以提醒说汉语的人们:不要在现实的生活中自相矛盾!
那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如果不夸下海口说:“我的矛可以刺穿世界上任何一个盾,我的盾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支矛刺穿。”他就不会自相矛盾了,尽可以卖矛又卖盾。
“辩证”不“辩证”,跟一个人偷了电线能不能“转化”根本就没关系!
这种笑话不只在七十年代有:九十年代的报刊上还不时投下“辩证”阴影:
有个社会学者,调查统计出80%的中国青年认为“成功的要素是智力和毅力”,然后就用“两分法”来比较毅力与兴趣:外在与内在、被动与主动、苦与乐,等等,结论是:中国青年应该多注意兴趣。(见《中国青年报》1996年12月27日“细说中国人”专栏上官子木文)
兴趣与毅力根本不能“两分”!
兴趣是毅力的前提,兴趣调动起来之后,成功的关键就是毅力:有兴趣才会有毅力,却不是有了兴趣就一定有毅力。
“兴趣”的心理学名称是“内驱力”:玩耍娱乐、高考入榜、积累金钱、官迷心窍、功成名就,都是人类行为的内驱力,都是“兴趣”。
80%的中国青年没错儿,是那个“学者”错了,他的“辩证”跑出了圈儿,把常理遮蔽了: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反对偏见的人,如果自幼受到“两分法”的浸染,也不免大受其害。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拿了一篇文章找我,文章的作者汪晖主张“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反省“二元对立的语式”,重新检讨“现代性”。(《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研究》,载《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3 ̄150页)
我的学生说他准备写篇东西“批驳”这篇文章,因为汪先生本人也是“二分法”,认为“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家都是一条路,“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成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我说汪先生没有 “二分”,因为他承认中国参加了“全球化”的过程,全世界只有“一”。
云里雾里争了许久,我才发现原来是“两分法”在作怪,真叫人哭笑不得--只要把“二分法”改成“非此即彼法”,我和学生之间就成了一片晴空:汪先生主张超越“非此即彼”,就是要加上“非彼”,认识到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之后,负面影响不可小觑;汪先生缺少进一步超越,他没有加上“即此”,没有认识到资源文化条件使中国不可能象欧美那样,仅只带着一点儿“负面影响”就顺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非此即彼”是“一元”,竟被说成了“二元”!
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选择 “一锅煮”,就象把“矛”和“盾”焊在一起说是“二元武器”;其实没有任何人使用过这种武器。
我想,当贺先生说出“唯心主义讲到了头,就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一定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众山”之中什么都有,说成什么名词就不重要了--思辨到了头,就是不思辨(注意,中间是“刀”:用思维来“辨别”)。
“蓦然回首”,回到群体延续的实践之中,回到现实生活之中:矛穿世上一切盾,就不要指望盾抗世上一切矛。
鱼与熊掌,不必兼得;网开一面,履行中庸。
就像提着称杆称重物:不求先知一切重量,只须不断权衡调节--重物变化了,就移动称铊,保持称杆平衡。
你可以叫它“称重物的称铊”,也可以叫它“称铊平衡的重物”。
整个的过程,古人叫它“中庸之道”,今人可以叫它“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叫什么名词,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太重要。
这个过程却是重要的,正如贺先生所说:就像屋脊,既是“中”,又是“最高”。
不思辨,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实事求是,实史求思--哲学,“犹如我们习体操。”(贺麟:《论哲学纷无定论》,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5页)
以德语为母语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艰苦的思辨探索之后,也说过类似的话:“对于哲学问题,我们是注定要保持沉默的。”
英国大学者罗素,也在晚年认识到:“科学是要研究你能知道的东西,哲学是要研究你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大哲们终其一生感悟的至理名言,将启迪后人!
贺先生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他入党五六年之后,还问他“是否确实相信唯物主义”,实在有些唐突。问题提出之后,在先生沉思的时间里,我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冒昧了。不想,先生不但没有怪罪我,反而极为认真地回答了我。这是我记忆中最为严肃的一次。事后想起来,我感到,先生自己可能已经意识到:世人对他的选择会有这种问题。
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不只是回答一个学生,而是要向后人作一个自我解剖。
谨以此表达对贺麟先生的敬仰与怀念

 

2003/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