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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新儒家”把伪思辨进行到底的最后结局

黎 鸣

 

  “第三期新儒家”,也即当代新儒家的兴起的由头,据说源于1958年元旦同时发表于港台《民主评论》和《再生》二杂志的一篇《宣言》,这篇《宣言》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共同签署。《宣言》的全称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大标题下面还有一段小标题,即:“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参见《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4 月版)
  上述签名的四人无疑即“第三期新儒家”的核心人物,然后再扩及他们的老师辈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以及他们的学生辈蔡仁厚、刘述之、杜维明等。
  又据介绍,《宣言》的牵头人是张君劢,此人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玄学派的主将,号称“玄学鬼”。如此看来,第三期新儒家的诞生难免会没有“科玄之争”的影子,或者说,索性即对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或“彻底反传统”的一次全面的“反拨”。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宣言》进行全面的评论,或留待以后再说。这里主要针对“第三期新儒家”学者在《宣言》中所表述的中心论题以及他们共同运用的思维方法作出明确的批评。
  《宣言》的重心在第六节:《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在这里,第三期新儒家们称:
  1 ,宋明儒才是“中国道统之传”,这是因为正是他们,“相信中国之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
  2 ,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以性善论为主流”,而与西方人的性恶论、原罪论相反。
  3 ,“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
  4 ,“此心性之学中,自包含一形上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由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而非一般先假定一究竟实在存于客观宇宙,而据一般的经验理性去推证之形上学。”
  5 ,“……内在之觉悟,涵摄了家庭;及于国家,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国家;及于天下宇宙,……”
  6 ,“……人能尽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德,或与天地参,此即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今人如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
  7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言形上学、哲学、科学,则为外于道德实践之求知——客观之对象,此为希腊之传统;言宗教,则先置一上帝之命令,此为希伯来之传统;言法律、政治、礼制、伦理,则先置定其为自外规范人群者,此主要为罗马法制伦理之传统。中国心性之学,于三者皆不类。……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也。”
  《宣言》第六节是全《宣言》的重心,但也是全《宣言》的最大的败笔。它之所以为最大的败笔,根源即在“第三期新儒家”们继续把宋明理学的伪哲学的伪思辨坚持到底,甚至把宋明儒的“心性之学”看作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
  我在前面的批判朱熹和王阳明的文章中即已指出,无论程朱主张的“性即理”,还是陆王主张的“心即理”,他们共同的“理”均指的是“天理”,而关于“天理”,他们均明确指出,即:“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孝悌忠恕”以及“人性本善”。很显然,他们所有的“思辨”都是围绕着“天理”进行的,既从“天理”出发,最后又复归“天理”,并由此而达到对“天理”的永恒的合法性的论证,实际上也即对君主的“极权专制”的社会体制的永恒的合法性的论证。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所有宋明理学家们的“思辨”均为“伪思辨”,之所以为“伪思辨”,其关键即在他们的“天理”,根本不是属于必然王国的“真理”。而只有从真理走向真理的思辨,才有资格叫作真思辨。
  第三期新儒家们继续坚持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而且继续把这些“心性之学”视为中国学术的“神髓”,因此,他们显然是在把“伪思辨”进行到底,从而把“伪哲学”坚持到底。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不折不扣地也都只能是伪哲学了。
  下面,我将按照上面列述的七条引文,逐条加以批评。
  1 ,第三期新儒家们沿袭孟子、董仲舒、韩愈、程朱、陆王之说,继续视儒家一家之说为“中国道统之传”,而且以中国之学术文化,惟一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严重的歪曲,新儒家们让这种歪曲在新的世纪还继续延续下去,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新的犯罪。关于“道统”问题,我将有另文专门加以论述。
  2 ,新儒家们以孟子的“性善论”区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继续把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永远地坚持下去,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关于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的问题,我在拙著《问人性》一书中,用了约七十万字的篇幅做了彻底的论证。结论是,西方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均以人性为本恶,这既符合生命物质规律,也符合逻辑(人性本恶,但人性后天向善)规律,同样也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中国自孟子以来的儒家以人性为本善,则既违背生命物质规律,也违背逻辑规律,更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完全错误的一相情愿的认识。第三期新儒家们继续坚持人性本善为中国文化永恒的特征,要把错误的认识坚持到底,实在是荒谬之极。有心的读者可参阅拙著《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1998年再版)。
  3 ,儒学长期主宰中国人的思想,并成为中国人道德实践的基础,这点不假,而且也确实为中国人的生存提供了几乎惟一的意义——亲情的温暖。但一定要看到,中国人的道德,如“孝悌忠恕”,几乎全然是“私德”,所谓“私德”,即完全不能为社会的公共性提供任何法律生长点的个人道德。这样一来,中国人只能永远都生活在“人治”(也即私人治理)的社会体制之中。与西方人的宗教道德的“摩西十诫”相比较,摩西十诫中除了也包括“私德”,例如孝敬父母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公德,例如只敬惟一的神、遵守安息日、不许崇拜偶像、不许杀人、不许强奸、不许偷盗、不许做伪证等等,再加上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西方人的“公德”为他们的公共法律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正是因此,西方人很早即可以有民主,而中国人到今天还在为民主进行艰难的努力。问题的最关键之一,即中国的儒家文人,包括今天的所谓第三期、第四期的儒家文人,一直到今天,还在一味地强调和坚持中国人的“私德”的“道德本体”的独特性,甚至惟一性,这是何等的荒谬!
  4 ,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只有伪“形上学”,而无真形上学,因为它只有伪思辨。第三期新儒家们视之“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实在是无知的类比。这是因为,康德的形上学是从真理出发的。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公共道德的哲学,根本不“类似于”宋明理学的“私德”的“道德哲学”。即使如此,康德也充分认识到,为应然世界奠定哲学(真理)基础的困境。为此,他不得不为其《实践理性批判》做出了三个公设。第一公设,上帝存在;第二公设,灵魂不死;第三公设,存在自由意志。这样一来,才拥有了一个假定的“绝对命令”的发布者;才有了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公共道德以及为实现公共道德的外部形式——法律的永恒需求的前提条件;才具备了为应然世界的精神追求奠定自由的终极性而又不必是实在性的条件。第三期新儒家的牟宗三先生批评康德,没有能够像儒家哲学那样主张的“肯定自主自律的自由意志”的实体性(亦即儒家所言心体、性体、良知),后者“不只是成就严整而纯正的道德行为,而且直透至其形而上的宇宙论的意义,而为天地之性,而为宇宙万物底实体本体。”(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137页),并从而吹嘘“儒家哲学”“在境界上超过了康德”(同上)。关于这一点,我只需问一句:“自古以来的儒家文人,真是有过上面所述的‘自主自律的自由意志’这样的实体的存在性么?”自古以来的儒家文人的一相情愿的狂想,在这里真是登峰造极了。这是多么虚狂而夸大的妄想。为了使这种“妄想”能够让人有几分可信,于是牟宗三先生借来了黑格尔的“有机辩证法”的说法,还自造了牵强附会、难以理喻的“智的直觉”和“自我坎陷”之说。殊不知,这更增加了它的不可信性,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现在的三元论的逻辑来看,原本也是鬼话居多。追随陆王心学的儒家文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具有这种眼睛只看天上,而绝不看地下的虚狂性,这也包括牟宗三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凡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们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5 ,儒家文人的“天理”的道德本体,总是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最后及于宇宙。而西方哲人的“真理”的历程则完全相反,从宇宙物质的存在的真理性到社会存在的真理性,最后到家庭和个人存在的真理性。这里一眼即明,中国儒家文人的荒谬性。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多次指出如下的哲学规律:不真则不善,不善则不美。或者换另一种说法,人们总是从必然王国出发,经过理性王国,最后走向和到达自由王国。然而第三期儒家文人却导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反规律:不美则不善,不善则不真。或换言之,人们从自由王国出发,经过理性王国,最后到达必然王国。这种新儒家的伪哲学的胡说八道,简直到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步。这就好比,一棵树苗,倒过头来把它的树梢当作根部插入土中。如此栽树,能够使树成活吗?也正是因此,具有号称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真理为何物。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不知道如何栽种“真理”之树。因为从上述儒家文人的“私德”的“道德本体”出发,人们只能做永远的极权专制体制之下的傻子。由此看第三期新儒家们所宣扬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返本开新”,便立即可以看到,这全都是新儒家文人们的乡愿式的可笑的自说自话。所谓“天人合一”,即从儒家的“私德”的“道德本体”出发,通过“智的直觉”与宇宙本体合一,“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先生的无中生有的心灵的无需任何“感性”的通灵之觉;“内圣外王”,则是从应然的私德的世界将(会有神助地)导向实然的平等、民主、自由(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性世界;“返本开新”,即是说返归(私人的)道德本体,经过“自我坎陷”(这是牟宗三先生的“发明”),将可开出科学技术的新的局面。谁能相信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点呢?这不是明显在骗人吗?其实,也是在骗自己。
  6 ,汉儒董仲舒造了“天神”,宋明儒造了“天理”,第三期新儒家们又接着造了“天德”、“天心”,儒家们的“心”真是虚狂到了难以言说之境了。
  7 ,第三期新儒家们以“心性之说”来标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既异于希伯来人的宗教,又异于希腊人的哲学,还异于罗马人的法律政治,然而令人惶惑的是,这种“心性之学”之下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变得不成其为人了。中国人既无希伯来人的“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无希腊人的“人人在真理面前的平等”,照样无罗马人的“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说穿了,中国人文化的这种“心性之学”之下的独特性,即是中国人的特殊于其他一切人类的永恒的“不平等性”。新儒家们用这种“不平等性”的文化特性来宣示和炫耀中国文化,究竟是在颂扬中国文化呢,还是在耻笑中国文化呢?我没有想到新儒家的先生们竟然荒谬到了如此的境地,是不可悲,孰为可悲?
  最后,我的结论:第三期新儒家们把宋明理学的伪思辨、伪哲学进行到底、坚持到底,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独尊的儒家学说的永远的终结和消亡。
  在新的世纪,中国人将扬弃对儒学的独尊,将重建自己全新的道统——老子、墨子、孔子三足鼎立的新道统。

2006年2月20日

 

转自:儒学联合论坛: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2&ID=12623&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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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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