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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与「专业」之间:从「水木清华」到「师范大学」

----林安梧教授访谈录

(原载《鵝湖》26:11=311 20015月, 18-26

 

受访者:林安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所教授)

访谈者:陈德和(南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访谈日期:200126

记录:傅淑华(国立中央大学中文所硕士)

    廖崇斐(国立中兴大学中文所研究生)

 

一、师大国文学系及研究所他强调的是国学的传统,他像一个人文社会学院,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文学系。

二、配合台湾整个政治社会整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须得朝向一个公民社会的养成。现在我们当展开一《台湾文化治疗》的活动。

三、人文学一定要面对整个历史社会的总体,要面对生活世界,所以它必须要跟文化教养结合在一块。《教育哲学讲论》是继续原来的通识教育理念而做的。

四、由台中一中而师大国文系,而台大哲学所,【鹅湖社】的学术熏陶造成了交融互摄,一统而多元的可能。

五、深深体会奥秘之体所在,它关连到整个历史社会总体及生活世界,此中自有一不可言喻但却可亲切感受到的造化之几。

六、从《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到《人文学方法论的一个向度》都隐含着现象学、解释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以及心性论传统的互动与融通。

七、「言」(文句)之上为「构」(结构),再上是「象」(图象);再做存在之溯源才能及于「意」(意向)与「道」(存有之根源)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所产的解释学。

八、中国政治传统中隐含着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这里进一步可以说是隐含着「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的严重问题,在《儒学与中国社会传统之哲学省察》一书中曾有详细展开。

九、「怀炭饮冰水火济,牝马行止地山谦」--以具体的生长替代抽象的对治,将致力于哲学研究与宗教研究的教养工作。

十、具体的生长,点燃亮光,进而让万物并作,万灯交互辉映,一切自自然然的生长起来。

十一、调整心态,让旧包袱成为新的资源,继承原先的人文学特色,开启新时代的新大学使命,台湾师大充满着可能性。

十二、我们要不分中西的去看待哲学,在汉字文化圈,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原先的义理学、心性学传统销融于当前的哲学思考之中,再造新的可能。

十三、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强调具体生长调节性理性的时代,而不是对治的、对抗的,决定性的理性时代。

 

一、师大国文学系及研究所他强调的是国学的传统,他像一个人文社会学院,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文学系

问(陈德和教授问,以下仿此):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深坑您的书斋这边喝茶聊天,并做一个深度的访谈。听说您最近要离开清华到师大国文系任教,不晓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尘埃已定?

答(林安梧教授答,以下仿此):是的,尘埃落定,我终于下了决心离开我任教了十三年的清华,在廿一世纪这新世纪的第一年回到母校,真有一元复始的感觉。

问:您在清大一直很认真推动通识教育。您曾经说过:通识教育的理想就是哲学的理想,甚至就是儒学的理想。你我都是师大国文系毕业,过去我们都认为国文系的真正意函是国学系或中国文化学系,因为无论是它的创系精神或课程设计,莫不具足了辞章、义理、考证等学术领域,而迥异于一般中文系之特别凸显文章、文艺的研究和创作而已,换句话说,师大国文系对儒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关怀是其来有自的,那么请问您:国文系的教学目标是否也和通识教育相关连呢?

答:通识教育当然跟中国哲学有密切关系,但还是可以把它稍作区隔。就广的哲学理想而言,它应该与通识教育有密切的关联性,当然因为我们是汉语文化区,所以基本上是个华夏文化的传统,以华夏哲学为主导。在这个状况之下,在整个华夏族群的文化传统中,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或者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要怎样去养成一个恰当的文化教养。如此来看,华夏族群的哲学就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作为一个通孔,而通向整个世界哲学。哲学是追求智慧之学、爱智之学,在这种状况底下,所谓追求智慧、追求真理,全人类所有的学问都要汇归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常说哲学跟通识是密切相关的。我这十几年来在清华大学从事通识教育,其实一直秉持着哲学的原初古义:对于智慧的追求,对于真理的追求,让这样一个追求活动跟我们的伦常日用,跟我们面对整个历史社会总体的思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这跟我的出身背景有关。

我最早是从师大国文系毕业,大学在那边念,硕士、博士才到台大哲学研究所念。在这过程里面,我感受到师大国文系里有一个深涵的、深湛的中国文化传统。陈教授也是师大国文系毕业的,我想你也可以深深体会到。师大国文学系,如果就它的内容来说,包括义理、辞章、考据,到广的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化教养。基本上,师大国文系是在陶养这样的知识份子,陶养他们做为中学的师资。所以我常跟师大国文系的朋友,包括年青的朋友们说:师大国文系其实就等同一个人文学院,包括它的课程、它的方向,包括它的种种,它是广的,所以如果用以前的话来讲,称它为国学系其实是很恰当的。国学这个词,现在很容易被打乱掉,其实国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辞,它是华夏文化经典教养的养成的学问。我自己因为以前曾经受过这种教养,所以非常感激这种教养,也因为我怀抱着这种感激之情,让我觉得该是回到自己的母系,为自己的母系做一点事,好好地教书、做研究的时候。我当然也非常怀念在清华这十三年半的日子。这几天,我自己静静地想的时候,其实也有点依依不舍。毕竟在这里,是我整个学术活动的中青年阶段,也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养成过程。虽然我在台大念书,但是在念博士班的后三年,我已经在清华大学教书了。从取得博士到博士后的国外研究,再从我升等成为正教授,到我借调、休假、讲学,这一段过程,算了一下,我完成了五部通识教育方面的著作,九部正式的、专门的学术著作。我非常怀念在清大的这段日子,但是我跟清华的朋友说:「其实这也不算离开,只是转换一下。」转换一下,大家的互动来往还是会很多。这几天我也好不容易调节了一下自己,我一直觉得师大国文系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奋斗的地方,也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二、配合台湾整个政治社会整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须得朝向一个公民社会的养成。现在我们当展开一《台湾文化治疗》的活动

问:从您刚才的谈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您对清华的依依之情,同时也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您对国文系的那份期待。能够从清华到师大,从通识中心到国文系,对您来说,在学思上及个人的性情上,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所能改变的,只是工作地点的调整而已。其实,您在清华的这段时间,对通识教育的落实做了相当的努力,也发表许多相关的论述跟著作,请问:在这些理论或实务当中,最能够和国文系的学问内容相接榫的,大概有那些?

答:广的来讲,大概就是一个文化教养、养成。因为我是国文系出身,所以我非常强调华夏族群原来文化传统经典的教养。这些年来,我从事经典的讲习教养活动其实相当多,也觉得在这里获益相当多。那么,什么是通识教育呢?我在担任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的时候曾简单地说:「通」是通古今之变;「识」是识天人之际。我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把它转下来,变成「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教」是教养清华子弟、清华学生;「育」是育社会公民。因为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强调「公民社会」的养成,特别是配合台湾整个政治社会整体的发展来讲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朝向一个公民社会的养成。我非常强调公民社会养成里头的各个面向,包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怎样达到真正平等,真正恰当的正义关系。所以,在儒学的研究上,我非常强调社会正义的优先性。我认为社会正义如果没有提在前面,而只强调心性修养,恐怕就会出很多问题。我想,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在整个学问上做的一些工作,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转向,基本上,我认为它是一个调适上遂的发展。所以,我回师大国文系并不会放弃通识教育,或是社会文化教养的责任。关于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我在《台湾文化治疗》这本书,也就是我搜集了六十四篇以前在报上或其杂志所写的文章,我的副标题就是「通识教育现象学引论」。也就是通过现实的事项、现象,也就是《易经》所谓的:「现乃谓之象」,以及通过「即事言理」的方式,去彰显它背后的本质,并且隐含批判跟治疗的活动。这是我这些年来所尝试和努力的。

三、人文学一定要面对整个历史社会的总体,要面对生活世界,所以它必须要跟文化教养结合在一块。《教育哲学讲论》是继续原来的通识教育理念而做的

基本上,我后来的《教育哲学讲论》这部书,这是我在教育学程上所讲的一本书,也是继续着我原来的通识教育的理念而做的。另外,有几本包括对《孟子》、《论语》、《老子》的诠释,也都只是一个向度,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我还是会继续做的。毕竟我一直认为人文离不开生活世界,人文学一定要面对整个历史社会的总体,要面对生活世界,所以它必须要跟文化教养结合在一块。因此,人文学的研究者不能够只关在书斋里面,不能够只做研究,更不能厌烦于教养的活动。因为我一直认为人文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样才构成一个「人文」。如果没有通过一个「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没有通过一个教学相长的活动,没有通过人生命跟生命的真实互动感通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只有「文」而没有「人」。或者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世俗的、权利的自我,然后来运作这个「文」,运作一套语言符号系统,为的是要争取现实的权、跟名、跟利的关系,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也是很可惜的。所以,我想整个人文学的活动是我所关心的。我之所以接受师大的学长、朋友的邀请回到师大国文系,一方面是回归自己母系;一方面,师大国文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深广的、人文学的通识教养传统,它有专门的、专业的部分,就通识教养的传统来说,它是很强的。这部分是我非常肯定,也是我觉得在自己学问历程里面深切受用的。当然也有很多其它学界的朋友,对师大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我觉得这刻板的印象,似乎随着世代的变换已经有非常大幅的调整。有人问我说这调整从何而见?我很简单地跟他说:「譬如我会受到邀请到师大国文系来任教,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调整。」我觉得这点本身就很清楚了。所以,我对通识教养的关心,大概是不会变动的。因为我一直认为通识教养跟专业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四、由台中一中而师大国文系,而台大哲学所,【鹅湖社】的学术熏陶造成了交融互摄,一统而多元的可能

问:「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确是对通识教育非常好的一个诠释,就我个人的感觉,这也是蛮中国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通识,过去常被误解成普「通」常「识」,在这种认知下,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内容都设计成专门学科之概述性、入门性的理论介绍。如此一来,通识教育往往就变成专业教育的预科,教通识的老师也等而次之地成为教授团队中的二军,这实在大大扭曲了通识教育应有的意思。我个人也曾经在通识教育中心工作过,我常常强调,通识的本义和理想应该是「通达的慧识」。我更常说儒家讲的通天地人,完全可以做为我们通识教育的理论理想的一种参考。显然在此一话题上,你我是有相当的共识。假如通识教育就是一种「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的教养子弟、育成社会公民的教育的话,我觉得这亦即是国文系的重要理想之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师大国文系素来肩负着中等学校国文师资的培育重任,它是在养成良好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让这里出去的毕业生能够为人师表,作育英才。总之,通识教育与国文系应该是理想一致、精神一致的,我期待新的工作环境能让您在教育理想、文化理想的推展上,更见气象。现在我想转换一个话题来请教您。您曾经有段时间是在师大附中任教,您当初怎么会以一个师大附中的老师、一个师大人的身分,在做学问进修的考量时,却想到去念哲学?甚至想到台大进修?

答:其实是这样子。念哲学,我如果从现在算起,早在二十九年前,就有这个倾向。大概在二十八年前,我高二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从事哲学的研究工作。考上师大国文系,反而是一个福分,它使得我对于中国文化的经典接触的更多。至于对哲学的探索跟研究,从高中就开始了。您知道我高中是受了蔡仁厚老师的夫人杨德英老师的教育,她是我的国文老师。我也因为她而对中国文化起了很大的兴趣,才从我原来最好、最有兴趣的数学跟物理,转向文史。这个转向大概是在高一到高二的时候,尤其是高二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转向。大学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课是上哲学,师大国文系本身有一些哲学的课程,包括师大教育系有很多哲学课程,台大哲学系的哲学课程我旁听地非常多,所以其实就想往这边走。后来因为我们的兄长王邦雄老师,还有其它几位学长,他们都去念哲学研究所,我当时也尝试着去,考上了台大哲学研究所,也就继续往这边深造。我其实是先考上台大哲学研究所之后,才转到师大附中任教,所以也非常感谢师大附中的黄振球校长。因为他非常鼓励我们去进修。当然,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当时有好几位朋友在进修。我在师大附中教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它是我学术生涯的发轫点、学习的发轫点,同时也是我展开教育活动的发轫点。到目前为止,师大附中教的学生都还跟我保持联系。大家还很多互动来往。我一直觉得师大附中虽然是个中学,但是这个中学很像大学,也就是说老师之间的学术风气很盛,学生之间的理想也很高。因为它是师大的附中,所以当时跟师大有一些互动。我记得到师大国文系跟师大国文系的朋友们、学弟妹们有很多来往跟互动,我们也是那时候认识的。那时候真得有很多讨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格外珍惜。整个说来,就我个人内在的感触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很大的转折,如果说有转折的话,在高二的时候就做了转折。但其他发展的话,到了台大,我想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跟博士一共九年,这九年对我来讲,它给我西方哲学的教养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在台大听了很多西洋哲学的课程,还有像中国哲学的课程听过唐君毅先生的,听过牟宗三先生的,一直到哲学研究所的时候,还受教于牟宗三先生。我想这都是很幸运的。这个过程在整个台大来讲,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在西洋哲学方面,我认为是可以追得上国际潮流,至少就哲学的知识面来讲的话是如此。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启发,其实也因为这个启发,使得我在哲学上有些变动。当然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您现在担任《鹅湖》月刊的主编,我也担任过这刊物的主编、社长。《鹅湖》月刊,我在大一的时候,它就已经创刊了。我之所以知道《鹅湖》月刊是因为蔡仁厚老师的介绍,之后也因为王邦雄老师的介绍,而参与到整个《鹅湖》的学圈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道义性的团体。在这里,大家比较是学问性的真诚互动来往与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陶养过程。我认为《鹅湖》是非常多元的,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五、深深体会奥秘之体所在,它关连到整个历史社会总体及生活世界,此中自有一不可言喻但却可亲切感受到的造化之几

整个来讲,我认为我到师大附中去任教是个机缘,也因为这个机缘,我才有机会在台大继续学习哲学,也因为这样,我才有机缘一步步地转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真得要感谢很多师友的扶持,没有这些老师、这些朋友,我想是走不出今天这样一个路子来。我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师大附中,他们知道我要回师大,也为此感到高兴,也希望有更多互动。我自己在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就很强调广义的文化教养,也就是通识教育,所以我一直觉得人间好像冥冥中有一个向度,它在往前推,与时推移。我这回由清大回师大,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回师大?我说:「那也不得不回。」这中间好像有一个力量在与时推移,这冥冥中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上了一点年纪之后,愈觉得这个地方有它的奥秘性在。一个奥秘之体跟人间的互动,这是很独特的东西。所以,人类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宗教还是很发达,就是因为人类内在心灵深处的奥秘之体跟整个世界的互动是很奇特的。所以,我认为在师大附中教书,到台大读书,到清华去教书,转了一大圈,然后回到师大。就好像有一个奥秘之体在那个地方。所谓的「与时推移,造化之机」,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体会。

问:林教授刚才提到奥秘之体,我说是『道』。您主张人文学要面对生活世界,要面对整个历史社会的总体,我说就是「志于道」。我相信,不管您在附中,或者是师大、台大求学,乃至于后来在整个教育工作上的努力,其实就是在道的世界中努力。我不晓得我这个解读是不是相应?

答:我想这解读我是同意的。

问:再请教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师大国文系所给您的是一种人生信仰的启发,以及文化经典、学术经典的素养,至于台大则是经由西方哲学的熏习另外开启您思想上新的资粮跟反省。那么,您是不是同意在你学思的成长过程中,当面临中西学术在方法上、论题上的对立冲突时,曾经困思衡虑过?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的地方?

答:大体来讲,目前在哲学界活动的学者们大概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哲学系出身,另外一个是非哲学系出身。当然光做这样的区分也不是很恰当。但的大体来讲,或者我们把它转一下,因为哲学系出身的,有很多其实原先的哲学问题感不是很强,他是被安排进去念哲学系。当然,也有本身对哲学很有兴趣,但问题感不是很深的。所以我说前面的区分,或许不是很妥当。但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内容的区分:一个是带有哲学问题感,而去从事哲学思考活动,而后再慢慢得增长哲学知识,这是一个类型;另外一个类型就是说他原先不是哲学问题感带动的,它是去汲取哲学知识而累积哲学知识,这一种多半是哲学系出身。当然有一些哲学系出身的如您跟我一样,我们原来都是中文系出身,后来会去学习哲学,多半是自己生命有一种哲学的渴求。所以一个简单地区分,就是哲学的渴求,基本上就是做哲学思考。哲学是philosophizing,哲学并不是去摄取一大堆哲学的知识。对我来讲,哲学是一个不可停歇的思考活动。在师大国文系读书四年,我想我所摄取的知识很广,所交接的人也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很强烈的哲学思考一直引导着我。但老实说,由于自己的学养所限,所以常常很努力在思考,但是思考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成一个样子。用维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哲学语言工具箱的工具是不够的。所以,我当时写的很多东西,一些哲学系的朋友看了就说:「有一些看法,但是写不清楚。」其实我到目前为止,也还会这样。这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在摸索地,希望具有一种原创性、创发性地去讲一些东西。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有一些见地要去说出来。我一直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才比较自觉地开始吸收西方哲学的东西,开始练习读西方哲学原文的东西。譬如说:我当时读Collingwood的《历史的理念》,当时还没有中文译本,所以我是读英文本,读得很辛苦,那时候就开始学习着翻译它。一直到我当预官的时候,我曾经翻译过好几篇哲学的文章。从Collingwood到Aron的,慢慢地摸索,我进入到了西方哲学。这时候慢慢进到它的表述系统里面去了。特别在我准备台大哲学研究所的时候,我读温德尔班的《哲学史》,读的也是英文的译本,它原本是德文本。读英文译本的时候,我慢慢作摘要,其实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受益很多,加上一些翻译,慢慢地自己就开始进到西洋哲学史的语脉里面,当然配合着读傅伟勋的《西洋哲学史》,获益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记得当时考上台大哲学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西洋哲学史的分数是八十六分,非常高的。我并不是哲学系出身的,能考这个分数,基本上,我觉得是经过这些学习的过程,然后慢慢进去。上台大哲学研究所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大的冲击就是,要读很多英文书。读得很辛苦,毕竟我们原来是中文系的,特别是师大国文系很轻忽英文。整个就在那过程里面一直熬练过来。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机缘就是,当时我的一个学长蔡英俊的哥哥蔡英文。(不是陆委会的蔡英文,而是现在在中央研究院的蔡英文。)他在东海大学曾参与观念史辞典的翻译,他是编辑委员之一,也找了一些朋友来翻译。我记得我翻译了四个词条,记得是长词条,四个词条的翻译加起来大概有九万字。那是我在念硕士班二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在三年级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作这个翻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过程。这也就是我后来担任南华哲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之所以要求学生要做翻译的工作的原因。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翻译时不但必须对整个文义脉络有所掌握,也必须把它转换成中文。所以它其实一方面能学习英文,一方面洗练你的中文。而且在转换的过程里面,它有一个融通的作用。我一直觉得在台大的阶段里面,大体来讲,就是把西洋哲学融到中国哲学的过程。其实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原来的哲学问题感一直很强,以前在思考东西好像是思多于学,现在学进来以后,就变成有一种学思互济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特别是前四年,那种感觉就是每天都在进步,非常喜悦的,不断地写札记,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写的札记,读一读,很喜悦,觉得那时候很多东西一直在累积,一直在增加。而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非常可贵。所以如果说冲击,我想是有的,那是内在的一种冲击。但那冲击不是一种矛盾,它是一种水乳交融式的冲击,感觉哲学就好像有一种亮光在那地方,那是一种向往,整个人就一直朝向那边走。大约是民国七十一年一直到民国七十八、九年,这种感觉都还很强,一直延续到民国八十年,我写完博士论文的时候。

六、从《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到《人文学方法论的一个向度》都隐含着现象学、解释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以及心性论传统的互动与融通

我在写硕士论文《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其实就把我所修到的整个西方的哲学知识,特别是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方面,跟原来宋明理学所陶养下来心性论传统作一个互动、融通。而在这过程里面,刚好有王夫之的文本作非常好的诠释对象。后来这部书受到当时的鼓励,就是行政院新闻局第一届的重要学术著作奖,我想那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从中文系蜕变成一个哲学人。比较长成一个哲学人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是来自于中文系原先给我的一些教养。以及我自己原先的问题感,加上后来在台大哲学所硕士班、博士班的陶养,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大概很多书里面都谈到了我一方面受到王船山的人性史哲学方法论的熏陶,受到熊十力的存有学背后的一个探讨给我的资源,加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洗礼,以及西方现象学,还有解释学的这些传统,使得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慢慢地隐约地形成一个姑且把它说是一个方法,或者说是招式,这个部分慢慢成熟,成熟到目前为止,我是慢慢把它归结到所谓的「存有的三态」的路上去。这个部分我想或许我们待会继续再说。去年我在师大国文系暑期部硕士班上课讲了一套《人文学方法论》,这部分大概就是我这些年来的思考,用最简约的话来表达。这部分现正在整辑中,预计今年就可以出版。整个来讲,我是觉得中文系到哲学系,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冲击,但那冲击是喜悦的。有冲击,没冲突,没矛盾,它其实是一个水乳交融式的。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

问:这里有一个蛮普通但也蛮实际的问题。中文系通常会以圆融、浑沌来形容最高的境界,并说这是「不可说」的;相对之下,哲学的探讨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且一定要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二者之间你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它们可不可能有一种相融并济的状况存在?

答:大概是可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相当有深度,我一定会继续来表达我刚刚所说的。其实我非常服膺维根斯坦所说的「凡能说的,要把它说清楚,到不可说的时候,我们只能保持沉默。」但是,我觉得在东方哲学有一点不同的沉默处,就是默而识之那个地方,我们仍然要「说其不可说」。「说其不可说」就是这个语言其实不是个对象性的语言。这个语言,它基本上是要回归到本体的语言。这回归到本体的语言,用牟先生的话就是启发性,或者用唐先生的话─启发性的语言。这个部分在我们中国哲学上用得非常丰富,像庄子所说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寓言」、「重言」、「卮言」以及各方面的表示方式,禅宗也非常多,道家也很多,即使儒家也有。但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能说的说清楚,但是不可说的地方,我们去好好地意会它、体会它。我们虽然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意会之后,仍有其可言传者,只是我们所言传的,仍然不能够尽了我们所体会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可分两层。所以,我常常说「清楚」跟「明白」不同。「清楚」是头脑的事,是分别说;「明白」是心灵的事,是境识一体,当下显现叫「明白」。也是我的心跟外在的事物当下照面的、一体显现的「明白」。我觉得中文系本身非常强调生命当下照面的一体明白,而比较忽略指向对象之说的那个「清楚」。而哲学系的训练大概偏向于指向对象之说的「清楚」,它在说清楚这个部分要求比较多。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连在一块,而有一个互济的作用。

七、「言」(文句)之上为「构」(结构),再上是「象」(图象);再做存在之溯源才能及于「意」(意向)与「道」(存有之根源)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所产的解释学

所以,在我的想法里面,后来在我的解释学的提法里面,就提了几个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是「道」,再来是「意」,再来是「象」,再来就是「构」,再来是「言」。「道」、「意」、「象」、「构」、「言」,「言」代表文句,这文句当然是一种记忆。这「言」上有一个更高的「构」,就是结构,这结构就是一种掌握,就是知识的掌握。在这知识的掌握更高一层是整个图像,图像其实就是通过你的想象去理会它。再更高一层就是「意」(intention),那是用你的心去体会。而更高的是「道」,道就是一种体证。我是这样去区分。所以在我的想法里面。无所谓说:这是知识的事,无关于道。任何知识都跟「道」连在一块。所以,我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谈这问题。所以,包括我认为西方知识学的传统背后,仍然是要通过那个道的。只是西方之「道」跟东方之道不同,西方之道是一个Logos的传统,Logos的传统就是回到一个言说、话语之源的传统。而在东方中国哲学的话,它是话语之源,是一个不可说,它从这个可说处上溯到不可说,「不可说而可说,可说而说,说而指向一个对象」,我常说这是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从不可说而可说,从可说而说,说而说出一个对象,所以在整个华夏族群文化的一个精髓处,它其实很可贵的。也就是说,它从说上溯到可说,从可说上溯到不可说,而它是一个连续体。而在西方是从一个话语之源展开一切的话语活动,再由一个话语之源,进到一个存在之源。这真正是一个存在之源的智慧。我认为要追求,就是要追求这个东西。但是追求这个东西,并不是不要整个话语系统,而是要从话语系统逐步地开出、跨过这个话语系统。就这点来讲的话,我认为主智跟超智是连续的,而不须要反智。包括宗教,我非常反对反智。因为反智容易造成愚昧,容易造成专制,容易造成人间世里面一种权力的谬误以及各方面种种。所以我非常强调知识客观论辩性的重要,我很可能本来就有这个部份的需求,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九年的硕士跟博士的生涯里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淘洗过程。所以,在我来讲的话,我一直觉得我回到师大国文系,大概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带到我们自己的母系来,来强调知识真正的重要性。因为,知识并不防碍你真正的心灵,心灵必须通过知识的淘洗过程。这点是我非常强调的。

八、中国政治传统中隐含着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这里进一步可以说是隐含着「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的严重问题,在《儒学与中国社会传统之哲学省察》一书中曾有详细展开

问:你说主智和超智是连续的而不需要反智,但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由主到超中间是要有一个反的过程,这一个反的过程当然不是否定,而是扬弃、升华的意思,所以曾提出「超越的反智论」。假如只是从这个意思来了解反智的话,它跟你所讲的超智是不是反而比较类似呢?

答:我想这点是可以说明的。我只是在说世俗的反智,其实是一种误用。

问:余英时断定道家老庄是「超越的反智论」。不过,你的讲法还是跟他有些区别。我姑且把你称为「超越的主智论」,不晓得这是否恰当?

答:喔!对。你讲到余英时那篇文章以及他几篇相关文章。其实我在大四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就是想处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反智跟中国政治传统。因为我觉得他谈的比较是思想史的谈法,有一些哲学的奥秘,很深奥的地方他没有解开。而且他直接说儒家是主智论,道家是反智论,法家是反智论,然后儒学被法家化。我的提法则是说儒学有主智的传统,但是它也有一个超智的要求。而超智的要求又多少隐含你刚刚所说的那一层反智的部分。这个部分被现实、被世俗化以后,它就被强化,然后造成一些问题。这个部分是我所强调的。至于道家,它是一个「超越的反智论」,它是超智,然后以反智而超智,但是它这个反智的部分慢慢强,然后导致了一些后果,所以我那个分析是必较复杂的。其实,中国政治传统中隐含着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这里进一步可以说是隐含着「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的严重问题,后来我在1996年出版的《儒学与中国社会传统之哲学省察》一书中曾有详细展开。就那个部分,我当时大四的时候觉得要从哲学的分析来解决问题,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我也顺便强调:「哲学跟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是不太一样的领域,它们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样。」哲学基本上就是处理一个非常究极的根源性的问题,它是问题导向的,因此要用一个逻辑结构式的方式把那个问题彰显出来。它不是一个历史资料的串集跟编排,以及深入的去诠释那些资料,它其实最重要的是整个理论逻辑结构的构造。这个部分是顺带一提。

九、「怀炭饮冰水火济,牝马行止地山谦」--以具体的生长替代抽象的对治,将致力于哲学研究与宗教研究的教养工作

问:你刚才提到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讲法,就是「清楚」跟「明白」之间的不同。「清楚」是指向一个对象世界的知识性、结构性。「明白」是指向自己心灵,或者是指向自己对整个道德世界、生活世界的朗现。那么东方的学问可能侧重在「明白」的层次里面做高明的掌握,或者是说有一种深度的思维跟积淀,至于以知识性为传统特色的西方学问,就比较强调「清楚」这一面,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已具体反应在国内大学中的中文系和哲学系上。你刚才提到说中文系和哲学系在这二者之间可能各有所倚、各有所偏。您既是师大人,又受过哲学专业的熏陶,且将重新归队于师大国文系,请问对该系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具体的构想?什么是可以立即去做的?

答:这不敢说立即去做。因为这个跟我到南华去办哲学研究所不同。我现在回来是好像回到自己的娘家、回到自己的母校、母系。我当然很愿意去参与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基本上是要努力,更要以从容的心情来面对。所以我要回来,在心情上我用一副对联去描述它,也就是你刚刚看到的这幅对联:

「怀炭饮冰水火济,牝马行止地山谦」

我是自己要把这个山藏到地底下去,也强调要用谦卦的精神来要求自己,自己要谦和、谦虚地,很具体实存地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在这过程里面慢慢地去参与整个系的长成,因为年过四十以后,愈来愈觉得真正重要的在于生长,而不在于对治,所以我很愿意回到自己的母系,参与到整个系的学问教养的生长。至于系,任何一个系都有它的问题。师大国文系很朴实,它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很朴实的。这里的学生是优秀的。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一直觉得它是可发展的。它现在其实也很希望成立哲学研究所,我在去年帮它写了一个规划。我们是期待未来能够成立一个哲学研究所。而这个哲学研究所,它的理念、理想如何?我想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定是关联在一起的。至于整个师大国文系来讲的话,它的课程的规划及各方面种种,其实系里面有很多朋友、学长们,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反省中。我的建议是朝向一系多所或一系多个研究群的方向发展,因为师大国文系就像一个人文学院一样,所以它应该从一系多所的方式发展。譬如说,现在要成立书法研究所,那以后可能有哲学研究所、或可能有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国文教学研究所,甚至有更专门一点的经学研究所,或者其它相关的研究所如宗教学研究所。我想,慢慢地师大国文系就可以长得很好。我愈来愈相信人跟人之间具体存在的那真存实感。和气代表一种生气,也由于气和才能够生,所以我回来对自己有一个调整,就是在现实生存上、实际的实践上,不再用普遍之理来对治具体实存的理的生长。因为,毕竟我们是要生长。生长就是碰到有什么不合理的时候,我对自己一个警醒就是少论是非,多一点慈悲。这就是用一个比较慈悲的心情去面对,对自己慈悲一点,不要常常带有批判气,批判气太重不好,我觉得要带有一种和气,慢慢生长。而这生长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师大国文系是一个可生长的地方。

我前几天跟几个朋友聊到这问题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以前对师大国文系当然有一些不满意,包括课程、结构各方面种种。但是,现在它有一些调整了。以前不是很合理,不是一样照出人才?为什么?这是很有趣的。譬如说,师大国文系以前并不是那么注重哲学,但也出了很多哲学人才。这是为什么?就是它后面有一个力量在那里蕴化,那力量是朴实的、温厚的、生长的力量。这就是我觉得师大国文系很有前景的地方,也是一般人不一定能看到的。很多人一想到师大,好像就把它定性了,但是师大有一种我们所谓的显结构跟隐结构。显结构的部分可能有些问题,但是它隐的结构相当不错。那就是传统。那个力量我觉得就是它一直推你,就长出来了。我很看重那个力量。我觉得要参与这力量而不是掩闭这力量,也不要轻忽这力量,更不要把这力量排挤掉。你也不必急着把这力量变成显性的结构。因为显性的结构不见得有多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一直觉得师大国文系,包括师大国文系的学生们,其实应该要好好地了解、体会这个部分。我觉得师大国文系的同仁们跟我们同辈的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胸襟、气度都还不错,这点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生长的地方,也因为这个因素,我才回到自己的母系。也因为这个地方,一些冲突好像就自己慢慢化掉了。

十、具体的生长,点燃亮光,进而让万物并作,万灯交互辉映,一切自自然然的生长起来

问:师大国文系长久以来,就有所谓的义理讲学、义理研究的传统。从早期牟先生那个时代的「人文友会」,到后来学会中正式成立「义理组」,都可以印证。这个义理研究的传统,藉用您的话,就是师大国文系的义理结构。但不可否认的,这个义理结构过去并非系中的重点,可是现在新的思考下,您说可能会转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力量。它要变成一个主流的力量,就等于是要对学术界担负起一个使命。讲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说师大国文系的思想研究,要对中国的义理之学,甚至对整个哲学的本义(姑且用牟先生的名词称之为「实践的智慧学」)尽责任。在你的思考里面,你觉得该怎么做可以立竿见影?

答:这个东西要生长,很难立竿见影。但是,还好它原来有一些隐的结构。也就是说,未来哲学研究在师大国文系,我想是多元里头的一元。目前来讲,文学的研究、古典文学、台湾文学,还有语言学,还有国文教学研究一样也都很强。那大概是作为多元之中的其中一元。这点我想是我必须先说明的。当然这一元,如果以它哲学本身的特质来讲的话,它其实应该变成无所不在,而不是被捆绑。但是如果以中国哲学研究来讲的话,跟其他研究应该是并列的,并且作为其中的一员。但是它隐含了一个哲学在其他工作里头,这可以被纳为另一个层次说。我认为目前来讲,就是可能整个课程结构要做一些变革,但是这不只是师大国文系的问题,也是全国中文系的问题。当然其他也有一些中文系有做了一些变革,但是变革不一定就是好的。例如只有师大国文系还维持古典散文、古典诗词的习作、以及文字声韵训诂的基本训练,这些我都非常赞成,也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在这里受益非常多。有一些中文系把这些东西都改掉了,我觉得这是错的,这些东西必须存在,不应该改掉。但是,要怎样来处置跟结构?特别在研究所课程的规划上,我觉得是要做一些变化。譬如说以东华大学的中文所为例,他们开了一门必修课叫「人文学方法论」。现在他们邀请我去担任这门课程,我一直觉得这是一门重要的课。因为整个中文系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广的人文学,所以它必须涉及到整个人文学跟方法论的向度。像这样的一课应该怎样去彰显出来?其实上这门课也非常费心思。所以,我大概会建议由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班去开,当然这门课不一定说非开成必修课不可。东华是把它开成必修课,我想师大国文系其实可以把它开成选修课。当然它现在开的选修课,要我回来讲比较哲学或者其它中西哲学、哲学概论,或者各方面种种。这些部分我当然会多参与。

我慢慢地有一个期待,就是让国文系的朋友们感觉到,我们最古老的学问其实跟最当代的东西是可以连在一块而一起对话的。因为整个西方,也必须回到古希腊而开启当代,正如同我们必须回到自己文化的传统。你光宋明不行,要回到先秦,老实说光先秦也还不行,要回到整个经学的传统。好好地去把我们经典里面最重要的智慧、义理彰显出来,然后参与到整个人文学的话语的论述里面,我想这样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至于说这个课程,我现在回去能做些什么?我想我先把我的课教好,这是很重要的。希望也慢慢地把我知道的、取得的一些民间的资源,包括一般的讲座会,把它办成讲座会,然后能够结集成书,一步步慢慢做出来,看自己能做多少。我是希望用生长,万物并作的态度,让我们点燃一个亮光,能点燃的地方就点燃,在万灯交互辉映的状况下,让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觉得师大国文系里人才济济,你从这个角度去生长它,可以生长得很不错。那我也希望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学报诞生,师大国文系现在有《国文学报》,我在想说义理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哲学学报》或《宗教哲学学报》,其他的语言学上,也可以有一个《语言学学报》,文学可以有《文学学报》。那么师大国文系就变成有五个学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整个就会长出来,力量就会愈来愈大。而且也是很实际的。因为每一年如果出一个学报,国文系如果有三、四样学报,国文系就必须出三、四样学报的文章,国文系的同仁每年都要作研究、写文章。自然而然地,力量就会引到这边来。人家就不会误认为师大国文系的同仁不作研究。其实师大国文系的同仁有的研究做得不错,也正在累积中。就这一点,我也希望这学报不局限在师大国文系。我希望有更多跨校性、跨系性的活动。我现在提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等于是回国文系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我都跟傅武光主任谈过,基本上他也非常赞成。因为理念上大家都赞成,所以我清华那边,过了半年,我想我终于可以脱身了。本来是去年八月要回来,但他们一直希望我不要走。我自己想了一下,我想那边的事都交待了差不多,于是就换个跑道。

十一、调整心态,让旧包袱成为新的资源,继承原先的人文学特色, 开启新时代的新大学使命,台湾师大充满着可能性

问:如您这样的描述,师大国文系的未来会蛮多元化的,而且前途光明,因为它有破茧而出的决心。但是它这种不再背负旧包袱的自我调整,将会让它变得跟一般大学的性质比较接近,相对之下,原来的师范属性会明显降低。师大一直是师范体系中的龙头,地位根深柢固,师大国文系却要一般化,这可不可能呢?会不会在院内和校内就会面临一些争议?

答:这部分我是转换一个心情。也是在2001年,我想大概对自己作的一个调整,就是要把所有的包袱变成资产。师大当然有它的包袱,但是这个包袱也未尝不是资产。重要的是,它要从原来师范的体制,转成综合大学的体制。以前师范体制所累积的一些东西,其实是资产。譬如说:非常注重教育,非常注重人文。广的人文学,其实是师大最重要的特色。譬如说:拿中文系来讲的话,该谈的就是师大、台大、政大,台大有一个历史的独特地位,所以我们常常把台大摆在前面说,但其实师大国文系以它的学生量,以及从它出去的,及目前在学界跟教育界所扮演的角色,它的影响绝对超过于台大跟政大。到目前为止,师大国文系还是整个中文系的龙头。现在就是我们要怎样跟那些东西连在一块,然后有一些新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会给师大带来一些危机,但是危机就是新的转机。系主任跟我说:「以前我们师大最优秀的学生往往没有办法留下来念硕士、念博士,而就直接去教书了。当然对教育也会有贡献,但是很可惜。因为过了几年之后,有的人就不来念书了。现在因为它是综合大学了,所以他不必再服务几年,一毕业就可以再继续深造,所以反而现在有很优秀的应届学生留下来念硕士,继续攻读博士,而以前不是。以前绕了一大圈,甚至有的一直就没有继续深造了,有点可惜。」另外,我也问过他说:「那现在像他们想去当老师的状况怎么样?」他说:「还是一样很好。」所以,基本上,大家对师大这品牌就认定了。所以我是觉得目前就这地方来讲,转化成综合大学对师大不是利空,而是利多。这想法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但实际状况是如此,就是它激发出一个危机感,你必须转进,你没有转进不行。所以,现在师大整个在转型中。但重要的是怎么转?师大国文系本身也很强调要转型,我想我回师大国文系教书,也代表转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以前它不开放向外征选教师。去年开始开放,今年要征聘九位。所以,我现在呼吁更多朋友、各路英雄好汉来投入师大国文系。我想它会用更宽广的心去接受。这部分我一直觉得很好。整个师大国文系未来的发展上,如果循目前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有一些可发展的。我是这样看待的。

问:我个人离开师大其实也蛮久了。但是对师大的感情,还是跟你一样。今天听你对师大未来的一些描述,以及你所提到目前师大国文系里一些在竞争上比较好的那一面,我着实为师大感到庆幸。可是刚刚有一个问题你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就是说:作为一个校的系,有这么大的突破,也许系里面的意见是可以统合的,但在长期以来,教育院系握有很大的主导权,那么在走向综合大学这个过程中,它们的意见才是举足轻重的,您乐观吗?

答:这个部分我是持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说基本上它们反省了很多,也转变了非常多,不见得比国文系慢。国文系这几年真得很努力在变,特别最近一、两年,我想未来的几年也会变动很大。其实一个很大的总体要变,不可能全部都变,它是从几个点在变。我想师大国文系可能比其他几个系变得快,那么现在就是要加速它的变化。而且大家都已经求新求变了。就目前来讲是这样子,比较可惜的是今天不是电视专访,如果是电视专访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对师大国文系有一些刻板印象,所以它转一转可以转出来。以我自己的学问性格回师大,当然目前来讲,以人文为重的地方,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清华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刚才也提到了。但是,毕竟整个学校的特点是以理工为重,人文方面,多少会受到排挤,这是无庸讳言的。师大基本上以人文为导向,这个部分我想继续坚持、继续发展。

问:我个人在淡江大学中文系兼课多年,对它的方向略知一二。淡江中文系向来对哲学专业师资的遴聘比较开放,甚至由哲学博士出任系所主管。中国思想史在淡江中文是两学年八学分的课程,任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出身哲学所中、以中国哲学为专业的博士,无论在研究成果和教学品质上,已然有了一定的成效。事实上,它也在构想分组的可能(义理或哲学组当然包括在内),以及让各组独立设所,这跟你刚才所说的一系多所的方向不谋而合。你如何看待这两个系的未来关系?

答:如果是良性竞争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基本上我觉得这问题不大可能。我一直提到回到学界,或者说进到学界,重点就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对智慧的追寻。它跟权、跟名、利的关系都应该摆到后头去。我常常说如果未来要追求权,那应该去搞政治;追求利,要当商人。我们从事学术活动应该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是比任何权、名、利都还可贵、愉快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比较不担心。师大国文系其它地方很好,它是一种交光互映的关系。所以我是很难理解,也很不愿意去理解学术里头权力斗争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但是它一再得发生,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后来想一想,你光用普遍的理去对抗它太辛苦了,而且很难。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慈悲,慈悲才能化解业力,这是佛教所说的,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善与人同,与人为善。希望这是自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最重要的转变。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很难生长。淡江因为是一个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在转换这些事情的时候比较简单,但是淡江有淡江的包袱,我不认为淡江没有包袱,淡江有包袱,不过比师大少。问题就是看怎么样转这个包袱,而成为刚刚我们所讲的资源。

问:那么从淡江的这个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归纳出无论是中文系或国文系,它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可大可久的系,势必就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答: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它其实是一个广的人文学,也就是我们中文涉及到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现在所要的人才上,除了有一个广的人文学通识以外,在专门的训练方面,我觉得一定要达到可以跟专门的同业一起对话。所以,师大国文系有关义理哲学方面的发展,我想未来在哲学界方面,或是请兼任人才、专任人才,我想应该都不会只限于请中文系的学生。它可能是历史系出身,可能是宗教系出身,可能是哲学系出身,或者其他都可能。从趋势上看,我想这是一定的。

十二、我们要不分中西的去看待哲学,在汉字文化圈,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原先的义理学、心性学传统销融于当前的哲学思考之中,再造新的可能

问:「义理」跟「哲学」在定义上的问题,能再说一下吗?

答:基本上我是这样思考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语词使用,随着世代的变迁会不同。所以我经常说,一个语词它所说的意义,是有范围而无定点。就这个范围本身来讲,也会随着世代而变迁,随着使用的人而变迁。基本上,对于「哲学」这个词,我一定会把中国原来所谓义理学的义理通通包含进去。当然在谈中国义理的时候,它有一些偏重。偏重在什么呢?在宇宙人生之理。但「哲学」不止是宇宙人生,它还涉及到整个广大事物、知识之理。但是依我看来,在整个中国学问里面,知识之理也有很多,并且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义理学,就好像西方的哲学有一个知识传统一样。同样地,我们要丰富哲学,使得哲学具有中国义理学的传统,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宇宙人生心性,调适而上遂于道的这个部分。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就把「义理」跟「哲学」调和、融合在一块了。我的重点在于,我们可能用的是现在的「哲学」这个语词,但不局限在原来西方所谓philosophy那个以话语言说、知识论辩的传统为主的哲学。其实西方的哲学也有一些小传统,像谈神秘主义的,也有谈修行的。我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的大传统放到这里面来,起一个对比、融通的作用,而形成一个新的可能。所以未来的哲学研究所的缔造,我还是套着我前几年所说的一个「新哲学」的诞生,我还是有那个想法。我在想这问题的时候比较是会通的想法。所以,「哲学」跟「义理」,如果从我这样去说的时候,它们可以对比,但是不一定那么地截然不同。曾老师写那一篇文章的年代,距离现在二十年以上了,《鹅湖》月刊至今也有二十几年了。以前我们《哲学概论》都讲形上学、伦理学、知识论与逻辑,现在还会加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就是把具体的哲学放进去。所以,从《哲学概论》写作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哲学」这个概念怎么样在变化。我觉得师大国文系以前对「哲学」这个词有一点害怕,现在慢慢得有一点转变。所以,未来这个部分整个会变化,包括中文系是不是对外文要多要求。我想以前的中文系,对外文是忽略了。其实整个师范系统对英文都忽略了。前几天跟若蕙提起说,她们以前考入北女师,英文都非常好。但是一进去,英文一个礼拜只有一节课,然后根本不注重,使得她们的英文没有办法发展。她们跟学校建议说英文课要增加一点,还被校长骂了一顿。在威权体制的时代,他们认为女师专就是要培养师资教小学,以后就是一辈子要教小学,不能够做别的,这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教养的工具。这是很荒谬的。现在我想已经变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小学就要强调外文的学习。整个时代在变化,就连执政党都换人了。所以,我认为师大国文系非变不可。师大整个系统都要变,但是要朝向良性的变。朝向良性的变,就要更多年青有活力的人。当然我们这个刊物读的人不多,但是我想呼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因为它在台北,它跟各校的互动,以及它有一些非常好的传统,包括我前面所说的那个隐结构,其实非常好的。至于显结构的调整,也就事在人为了。

问:你刚才的解释其实蛮新颖的。因为你是把哲学的课题、哲学的内容放大,然后让中国原来义理学的内容都能纳进整个哲学里面。

答:对,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当然有一些哲学界的学者不这样想,甚至有人根本不认为中国哲学是哲学。

十三、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强调具体生长调节性理性的时代,而不是对治的、对抗的,决定性的理性时代

问:有人认为哲学的活动纯粹只是观念系统的建构,中国的思想家却有强烈的实践倾向,依此而论,中国的这些思想家尽管在他们的思想中总会涉及哲学的课题或内容,但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他们也不是典型的哲学家。现在您说义理包含在哲学里面,义理不等于哲学,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意思?

答:这个问题牵涉到「哲学」这个词本身的范围。我常常说一个词所涉及到的范围,就好像一个统治者的版图,它一直在变。就「中华民国」这个词来讲,在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它的版图跟距今二十年前所谓的版图,都还是维系原来大一统的版图,现在那版图虽是更缩小了,但一样是中华民国的版图。同样地,「哲学」这个词,它是随时代而变,而这个变化不是我口头说变就变,它是整个时代在变化。以前我们一直认为传统逻辑的形式性思考,然后构成了论辩的那个东西,是整个哲学最重要的部分。现在西方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后现代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在变化。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变化。我觉得要随着这个变化而重新调整。重新调整,并不是迎合这个变化。调整的目的是一方面要对应这个变化,然后再往前发展,这是即这个「事」,而言这个「理」,然后再以更高的、调适而上遂的「理」,去导那个「势」。所以才会说「即事成理,以理导势」。由这样去重新调整。所以,现在我觉得已经不再存在「义理」跟「哲学」的区别的问题。现在的重点在于:我们把原来义理学的脉络放进哲学来,然后把西方哲学的传统放进义理来,两端一致地强调它们的互动,然后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毕竟是汉字文化圈,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汉字文化圈原来的智慧和资源来跟西方文化圈的整个智慧资源做互动,而主体在汉字文化圈。毕竟我们是以华夏族群为主的,或是以汉民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导向。我们毕竟是用汉字写的,所以我们的自我认同是通过我们的文化传统而建立起来的。我一直强调这个地方无分中西,但却要以汉字文化圈所形成那样的一个基底来开展哲学。

其实, 台湾无论是哲学系、或哲学所都不够,根据文明发展国家来讲,台湾的哲学人口是不够的,是远远不足的。所以附带一提,未来我希望能去推动中小学的哲学教育。这也是我们以前提过的。也希望师大能够作为一个龙头。

问:今天非常难得,也非常感谢林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尤其到你这个山明水秀、充满书香的地方来谈这么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都关系到我们整个台湾目前社会,或者说整个中国学术核心关键上的一些问题。最后再请林教授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

答:我想是一个comma,一个逗点。我一直觉得学界里面有真诚、有热诚,愿意为知识、为真理追求的朋友其实还是相当多的。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互动。以前我在搏拼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太用普遍之理去对,往往把事情弄拧了。我现在愿意再提一下。未来将会更强调具体存在的生长之理,而不去对治。要强调生长、强调调节。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调节性理性的时代,而不是对治的、对抗的,或者说那种我所谓决定性的理性时代。我想,我就先说到这里,也非常谢谢陈教授拨空到这儿来做这样的访谈,谢谢!

问:你那个具体存在生长之理,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生生之谓德」?

答:是的。非常谢谢,这个注解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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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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