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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岁末感言:仁学和符号学

(忆往叙实:2008)

---兼论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的意义

李幼蒸

 

最终有50余外宾参加的一次2008年11月国际符号学研讨会顺利闭幕后,获得了国内外参加者一致的好评。研讨会不仅表现了主办单位南师大外院的杰出组织能力,而且在国内学术生活中表现出许多创新之举。在经费上,中国的国际符号学会议首次由国内主办单位全额负担,而且为一些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全额和部分招待。此外最值得一提的会务进步,表现在主办方开创了国内外自由报名参加的先例,也表现出南师大和江苏社会科学学术政策的开放性。这次会议同时也是南师大和南京高校及哲学社会科学争取承办2012年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时机,因此这次南京研讨会有可能具有为承办下一次“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进行“预演”的意义。

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中国和亚洲区副会长,南师大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此次南京会议的最早倡议人之一,以及筹办期间中外沟通的协调人之一,在会议结束总结和未来会议申办构想两方面,自然颇多感想。南京会议的成果应当能够促使参与者及未来学术规划者,更系统、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规划的问题。由于符号学的广泛跨学科、跨文化特点,符号学家的学术责任远不限于自身及本单位的“小我”事业的经营,而是肩负着远远大于本人、本单位、本领域工作规模的全局性的重大任务。这一点正是南京会议为所有会议参加者提出的严肃问题。我更祝愿南师大及外院,将其古色古香的学苑,进一步朝向研究型师范大学方向推进。符号学事业必将是学校朝向此一方向发展的一个积极有效的渠道。

1。个别单位作为全国符号学学术活动的组织者

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较大的二级符号学学会,一个设立在中国逻辑学会之下,另一个设立在中国语言学学会之下。两个学会在组织上都隶属于单一学科之内,因此在学科配置上都属于学科本位的,并非已能现成代表全地域、多学科的全国符号学活动。由于真正代表全地域、多学科的一级学会一直难以成立,因此两个单学科基础的符号学学会,往往难以组织全地域、多学科的符号学学术交流活动。十多年来,两个学会均有不同程度的国际活动,均企图以其单学科的全域代表性,在国际场合临时代表一下“中国符号学”全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性质自然不同于真正的全国符号学学术代表性。这样的提醒,还不是为了使单学科符号学学会名实相符;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能够以单学科的条件来更有效地发挥多学科符号学交流的组织功能:这就是,他们须在代表本学科之外另行增加义务性“代理”其他学科参与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的责任。也就是,单学科人员要为多学科人员服务。此次南京会议主持者,安排了外单位、外学科人士自由参与,表现出在中国学界少见的心胸和气魄。但另一方面,因主办者强调本学科学会的身份,从而也限制了他学科人员参与的积极性。其实此一现象涉及到今后多方面继续努力的问题。一方面,组织者可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学科固有身份和其在一次活动中所担负的跨学科任务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符号学学者应该认识到某一学科所组织的活动,在目前条件下,如可以满足跨学科学术交流的需要,也应乐于参加。所以,就跨学科、全地域的学术组织活动而言,中国急需“蔡元培式的”学术领导人,也就是“校长式的”学术领导人:他以照顾全局(各科系)为目标,而不以追求(本人所属科系专业)本位主义利益为满足。南京会议的经验,既可作为未来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参考(实际规划方向),也可作为中国符号学理念形成的参考(符号学认知方向)。

2。国际符号学会议的意义和作用

实际上,我们是在两种“非完美”环境内来追求符号学实践理想的:国内和国外。国内暂不必言,此处专谈国外。正像存在着“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一样,也存在着“好符号学”和“坏符号学”。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商业化、职业化社会中,学者,不分中外,大多受到职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限制。我自1994年伯克利大会以来,反复在西方符号学界强调符号学不能被视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不仅因为这违背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本性”,而且因为这易于使符号学成为廉价名利竞争的场所。(例如在哲学界“竞争”不利的,可以在“符号学界”里搞“理论”,并取得学科圈子内部认定的学术地位和资格)真正有价值的符号学应该是和各种常规专业挂钩的,在互动关系中经受过考验的。这个学术价值性应该是在对社会人文学术当前理论探索格局中加以定位的,而非按照某种现行“符号学标准”实用主义地衡量的。如果把符号学当成实用性竞争工具,人们自然积极于争取界内的“发言权”和符号学性质的解释权。由于莫衷一是,符号学就易于成为一个学术大杂烩。不能不看到,今天国际符号学界声誉不显,很大原因与业者消弱了原初正确探讨方向有关。如果方向不正,国际学术交流,未来可能流于“中外学者联欢会”而已。搞国际学术交流,目的是为了把重要外国学术成果引进,加以批评性研究,以促进本身学术的提升。归根结蒂,参加者应该有一个自我学术提升的意识和帮助他人共同提高的意识。一定要避免使符号学成为某种学术“花架子”;避免利用抽象含混词语作“蹈空之论”。“符号学”应该避免成为学术界趋向全面“华而不实”风气的途径。未来中国符号学不应变成这样的“名利场”。

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当然也受到世界学术商业化趋势的影响。我在进入委员会之后,首先发现和指出一个学会中认识并不明确的问题:符号学家应该区分自身的两种不同功能:作为学者和作为组织者。不能够利用后者来图利前者,也就是不能用自己的学会职位便利来图利本人和本国(参见《导论》第三版)。因为我一进入委员会就遇到一桩争名夺利的内部事端。我就想,如果把这种风气引进来,有何益处?国际学会的最大问题是学者的个人主义,后者必然导致党同伐异。当然,其中的原因也非全因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也与认知问题和学术制度环境的作用有关。六十年代开始时的良好势头,并未正确发展下去。偏离了“人文科学跨学科”的路线后,易于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科学和艺术混为一谈(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用自然科学倾向的学术实践取代符号学(如认知科学, 类似于以前有人把逻辑学就说成是符号学)。二者殊途同归,共同消弱着符号学的学术创新生命力。

2005年,当选副会长后,我在芬兰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即提出:学会工作人员都应区分学者身份和组织者身份,不得用后者支持前者;不得公器私用。(参见《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第五编)而近年来发现不少人习于公器私用,把国际学术组织当作“宏扬”个别国、个别集团、个别人的学术利益的工具。这种在符号学内追求学术私利的方向,也是和对符号学身份的看法有关的。符号学的多学科关联性,固然容易使其成为课题选择随意的大杂烩,但如果把它看成一种由诸学科材料凑成的一门个别新学科,遂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易于在其中追求各种新本位主义的学术利益。此强调多学科的口号和其满足学人利益追求的单学科本位主义实质,可能交相为用,互为依托。因此,进入委员会之后,我对国际同行的主要意见,是针对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问题的,也就是反对符号学成为闭关自守的另一学科倾向的。认为国际符号学应该勇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也包括关注其他文明圈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这一表面上正当的立场,其实与学会习以为常的欧美中心主义立场颇为不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个“国际符号学界”的。我对国内同行的主要意见,当然也是相关于如何促进符号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交流的,并特别关注符号学与“国学”各部门的交流。二十年来所谈的“跨文化符号学”,其实就是新世纪以来所谈的“符号学全球化”。其中的“本质”,并不是西方专家们容易把握的:因为西方符号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经验“化合”后,将使得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现状发生重大改变或调整(这就是我这次在南京会议上对欧美同行所企图初步表达的意见);但这种立场会使老外感觉他们对由此产生的新理论前景难以完全把握。简言之,我的立场是:符号学不是为了满足中外共同“经营”一个既定的、现实的符号学的“活动小圈子”,在其中追求参与者的界内成绩评定和对外宣传;而是朝向包括符号学在内的人类知识整体的追求目标。

我在德9年的后一半是在严重多面人际磨擦中度过的,原因是我总是用自己的“义观”来衡量国际人士的“利观”,彼此总是南辕北辙。现在到了学会委员会,首先发现学会的欧美中心主义的不当,及其与符号学的全球化精神的宗旨不符。我遂首先在委员会内部倡言:建立公共议论网路平台:建立自由发言的网站,让不同的学术意见表达出来。我当时深感国内一些学术网站自由表达的好处,遂向委员会提出自由交流意见的想法。结果却毫无结果,不了了之。现在回想,我那时未免“天真”(而这是在我已发生过无数次冲突有了经验之后所继续发生者):洋人根本不会有兴趣搞什么公开讨论。他们是以个人利害为思考原则的,与我提出的“公义”原则之“结果”,或分或合,乃纯属偶然的“概率游戏”,合之时也并非表明彼此立场一致。而我对此始终意识不明。知道分歧由暗趋明后,才知自己的错误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根本误判。国际会议活动,我视之为扩大“以文会友”、“以强助弱”的机会,而国外一些人则可能仅视之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如果与己利无关,根本不关心什么以文会友问题。学术交流变成了彼此利益计算,谁让你们中国人喜欢捧老外呢?喜欢把外国人和准外国人看成比同胞身价高呢?在南京会议讨论中,荣誉会长问我和另外两位大会发言者(美国迪利和意大利佩特丽):你们所说的符号学伦理学究竟指什么?我竞一时语塞。千言万语,如何能三两句讲明白?之所以有此问,岂非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意识学术实践者应该有什么伦理学的主观要求?

3。国际符号学方向和仁学精神

为什么会有“仁学和符号学”的议题?表面上因为仁学心术学会影响符号学学术的方向,而反过来符号学的分析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辨析义理问题的“精密度”。就是说,符号学也在促进着仁学实践学的精密性。中外学术交流中暴露的问题,岂非也正是提供了亲切体察辨析世界学人心术的大好机会?仁学和符号学在具体学术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多层次互动关系,也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实验场”。是相对于仁学和符号学互比关系的,是相对于符号学现实和符号学理念互比关系的,是相对于国际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对比关系的,也是相对于实践学和理想学对比关系的。因此,“中国符号学”将是一个“多方位学术实验机制”,其“奥妙”在于:它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知识的运用者。符号学的“身份”是“操作者”(搭配者)的身份,所操作的材料来自各种现成知识产品。因此,它的智慧只是运作者的智慧;它必然与所运用的材料(知识世界)全面、密切相连;结果,它相当于知识世界的分析机、组配机和黏合剂。符号学是一种设计之智慧和设计之方案(软件),而非一种制度性、生产性“实体”(硬件)。其奥妙在此,其方便也在此。但我们首先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态度。这样一种似乎“蹈空了的”符号学观,当然还没有充分成形,我们正要从各个方面着手来对其加以实验和探索,因此,“符号学”仍然是在摸索中前进着的。符号学理念,不是局限于西方现存符号学成果范围内的,而是基于对人类知识全局的反思的。前者为职业化取向的,后者为精神性取向的。不是拿流行的符号学做工具来追求声名利益,而是首先在全局经验中为符号学重新定位(不计其职业化方面的正负效果)。

这种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普遍地存在于国内外符号学活动领域。二十年来符号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迟缓,正如国外人文科学的普遍发展迟缓一样,主要源于学术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的影响,结果任何一种现成的学术内容都可以被操纵为、炒作为争名夺利的工具。为此,人们首先习惯于把自己偶然到手的学术说成是、确认是重要的学术项目;因此才能视之为可向对己有利方向运作的交流工具。因此人们不再关心学术真理的探索,而多只关心如何把偶然获得的、或流行的、或容易掌握的学说,当作学术“正牌”,对其加以宣传性运作,使其成为自身职业追求的渠道或工具。这样的不同符号学课题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所谓“符号学领域”,以为这就是“符号学”。这样,“符号学”的价值就将大为降低了。中国符号学究竟将是这样供各路人马“自说其是”的大杂烩,还是供不同学科相互学习、相互纠正的大平台,这是中国符号学家们应当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符号学的成就主要是指四十年来积累的各种部门符号学的成就。它们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技术性层次上,而这些技术性的符号学知识却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大多数杰出的部门西方符号学家的学说,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而对于各种“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则须慎重对待。而恰恰是一些符号学理论家今日反成为最积极的国际符号学活动家。就我个人观察而言,其中一些人虽然对符号学热情极高,但其方向或“路子”是偏差的,或没有多大价值的。他们在和你一道追求符号学事业的推广,而彼此的观点其实南辕北辙。因实用需要共同参与中外符号学活动时,一时性的行动一致性,掩盖着彼此的实质性分歧。有些东欧地区几十年一贯制的“符号学代表”,每次开会都有其面孔。其界内知名度足以使其具有经常受请资格。一些在界内几十年被认定和被运用的各国“法定代表”们,参加着每次国际符号学“演示”,担任着固定角色。他们共同组成了“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实体。其实其学术资格合法性,只根殖于“国际符号学界”领域内的自行认定。但是几十年来这些人的集体性存在,等于促成了一个独立的国际符号学学科领域。他们会集体地发声:符号学,这就是我们!

不论中国、外国,许多学人关心的是如何按照个人现有学术条件追求个人成就和获得学术社会承认;而不是关心与此目的不合的任何所谓学术真理探讨问题(今日中国学界之负面现象为两大力量的合成:几十年来海内外的知识断层和学界严重商业化趋向;遂导致:自以为在追求学术真理者,实际上为追求公共承认动机所制约。“学为人”制约着“学为己”,有如“无意识层”制约着“意识层”)。而我们的仁学有“学为己”说,乃是源于自我认知提升(真理追求)的内在要求。后者会促使人不考虑自身利害问题,而只考虑学理之“应该”问题。只有超功利的仁学观,才能在“三省吾身”之后,诚意自省,追求学术思想的真实(遂可导致目标、对象、手段诸层次上不计成本的、不断的重新选择。梁启超之所以比同时代其他学人可爱,正是在时代巨变、速变时期,勇于弃旧我、趋新我。而六十年后之学人不查,却将粱的“向真态度”和“向真成就”混为一谈,不知他那时所能提出的“新史学”,乃是高度受限于其科学知识条件的,何能现成作为今日之指南。而此现象又证,时人唯名势是从,无朝向真理本身之志意〔如是后者,就该首先追求足够之新知,而如自身无条件追求时,应该鼓励、允许他人追求。而不是一意占领地盘,党同伐异,以成就“小我”为目的〕)。中外符号学都仍然需要这样的古典态度(而非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态度)。而商业化、制度化、职业化的制约机制的存在,导致学术活动成为现有学术“货品”如何加以“推销”的“路子”问题了。

4。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自主性必要

按照上述“理念观”,未来中国符号学一定要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以推进高级中外符号学理论对话。这个广义的“中国符号学”应当包括世界上一切重要的学术理论,因此不只是限于中国历史材料的符号学研究。由于老外欠缺语言能力参加此类中西高级比较学研究,也就不必期待和要求其参与。而最终研究成果,通过现代理论性语言,则可供老外加以“参考”。正如,我们很少有可能像德法学者那样 进行理论性创造、却有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和运用一些有益的人文理论。

所谓中国符号学将大致包含三大部分:

a:对欧美符号学的介绍性研究

b。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部的符号学方向的理论研究

c。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符号学研究

a的构成比较单纯,成就比较明显,而且适宜于在初始阶段担任中国符号学界内的组织领导工作。 b的构成不明显,但将成为未来中国符号学的主力,承担着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相关的工作。这一部分显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实质上体现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精神。而c,即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符号学研究,将成为符号学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活动部分。今日我们相当多人都从事着a领域的工作,但我们都须协助推进b与c的发展,并为未来丰富多彩的中国符号学大家庭的成立预做各种准备。这要求我们不能采取国外个人主义的学术实践观,而应采取仁学的“集体主义”实践观。仁学作为价值观方向指南和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工具,二者的结合所导致的学术成果,其影响将绝不限于中国学术,而且(我希望,我推断)将达至国外学界。而且未来中国符号学的影响力,或许将不限于世界符号学界,而且能触及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全体。我所理解的符号学其义如是宏大,我以此义“鼓动”国外学者参与中国符号学的“创造性化合作用”,是否是我自己走过了头呢?怎能要求他们超越制度性现实而按照仁学符号学理念来重新规划自己的符号学方向呢?然而还有另一种思考逻辑:仁学逻辑。正是此伦理学逻辑相关于学术真理的质量问题。不正是一些积极于世界符号学活动者,学术平平,而满足于到处自我宣扬么(接待者不查,以为任何外籍的、有头衔的、说外文的,就是高明的。当然邀请者也不会“落空”,因为合此条件者,也必受到群众的认可:和外国人“共聚一堂”就会高兴的民族心理)。其结果实质上阻碍着正确符号学观的建立。

南京会议后,怀具着新的观察和新的反思,我立即“不避利害地”向明年西班牙大会寄交了一份题目不无挑激性的论文:“欧美中心主义vs符号学全球化”。但我将在此学术界不论是非时代,基于仁学观点,指出一种符号学的是非观,以便在学会历史上留下“不同声音”的记录。然后我将反身对中国学者说:中国符号学,必须走自己的路!这个路一定是兼顾中学和西学的,其方向就与以往一百年的人文学术方向大不一样了。

两年前,一位印度符号学团体负责人(她告我她曾在网上注视过我们2004年在北京承办国际符号学研讨会的消息)在芬兰向我介绍过他们在印度的工作情形。在读了我在芬兰的讲演后来信说:我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符号学“抱负”远大于他们的,让他们不免有“气馁”之感。是的,亚洲符号学早于中国20年开始,但他们一直满足于作欧美符号学系统内的“小弟弟”,并像国际比较文学界一样,满足于以东方历史资料的“异他性”来争取“见容于”欧美学术主流(正如我在德国迂见一位在德任教的印度哲学家,他积极于推广一种“东西比较哲学”,此哲学协会的目的在于:在现行西方哲学系统内寻求一个“体面的”边缘寄生之地)。而我所说的“全球符号学”理念,则是也要包括:非西方学者也须参与思考和改进欧美学术系统本身。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自尊心,打算与之分庭抗礼,而是缘于中国符号学对欧美人文学术全面介入和“利用”的愿望。一种“世界符号学”理念,将相当于人类人文科学世纪大调整目标的一部分,其效益将同时及于东方和西方。为此目的,西方理论主流必须首先恢复其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我在当选副会长后,在里昂大会闭幕式上,曾向西方启蒙主义之发源国---法国,作此人本理性主义回归的呼吁。为此,学者应该有首先尊重真理(而非个人利益)、然后有尊重他人(而非把他人视为自己工具)的态度。而这正是与全球商业化大潮所鼓励的个人利己主义生存态度对立的。应当承认,我的全球化符号学理念的规模,远大于欧美符号学主流的理论想象规模。所以我才在南京研讨会上,继4年前北京研讨会之后,再次暗示到会欧美学者,“中国符号学”的介入不仅涉及到人类符号学事业的历史材料的扩大,也涉及到理论层次的丰富化。他们对此应该有所意识。

上述种种个人性“学术为利”行为,实为时代社会性、结构性现象之反映;中国符号学“义理”之深远,也并非陷于制度化思考方式的老外所能充分理解和接受的。因此,中国符号学之未来规划,必须发扬独立自主精神,不必希求“国际承认”,反而应争取做到有朝一日“不求于人”。这个“不求于人”之意义大矣!有人以为这意味着学术上要重新主张闭关自守了。非也,正相反,反而是要大大扩充、提升研究国外学术的力度。在西学研究方面,要谦虚谨慎地学习其一切有用成果并积极与之开展交流;而在高级中西比较研究方面,则多半只能独立自主,因老外没有语史学条件同步跟进(有朝一日老外反有可能受益于我们的高级比较研究成果。中国符号学如本仁学理念,其目标将是“四海一家”。中国学西方纯理论,西方学中国的比较理论。互补长短,教学相长)。今后中外学术交流,应该分层、分段、分方面进行,不必笼统地仅以安排任何一种中外之间的“聚会”为目的。就中外符号学交流的实际问题来看,目前处于一个磨合期:彼此都在考察中西合作对彼此的意义何在。由于我们所提出和尝试的“符号学全球化”理念,远大于、高于老外欧美中心主义的理念,于是往往让他们心生“疑虑”:一者,他们还搞不懂你究竟有多大“道行”(在我从理念上把欧美符号学推移到比较符号学范围之后,一方面虽然似乎放松了所应用的西方理论严格性,另一方面却强化了西方理论和中国历史的互动关系性;这是磨合期、试探期发生的自然现象);再者,当老外知道了你的“真全球化”(人类人文思想全面重新组合)和他们的“准全球化”(把西方学术灌输到非西方地域)的差异后,又不免会开始考虑这个学术真全球化对他们究竟有何利益的问题了?此时,让我们静待他们回归人本主义学术理念,多从“公义”出发,少从个人名利出发。并认识到,中外符号学交流也必定导致他们本身的学术获得充分介绍,也即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得到公平合理的满足。

 

就实际情形而言,我们应该明确:存在着两套中国符号学发展方案:一套是尽量介入国际符号学学会体制,通过交流首先增进中国学者对国外学术的认知;另一套是逐渐形成一个不和国际符号学直接挂钩的、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高级研究社群(贯穿文史哲艺)。两套系统之间也可以存在有机的合作关系,但中国系统可不必再考虑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这第二套中国符号学的事情,不必再与国际符号学学会政策挂钩。这是我在南京会议后产生的进一步想法。我并已向国际同行暗示了这一发展可能性。毕竟中国如此之大,怎么能与世界诸小国按同一代表制度开展合作呢?那将严重限制中国符号学的充分、独立发展,并限制中国符号学对世界学术可能做出的贡献。

在这个第二套中国符号学领域,其突出特点是参与者应该全讲中文。不仅用中文谈中国学术,也用中文谈西方学术。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大汇通对话平台上,一方面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方式,使之现代化,另一方面将西方理论语言有效转化为中文可表达的语言;然后再将二者交叉汇通,创造出第三类现代化人文科学语言:用中文表达的世界人类共同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系统。也就是在英法德语言表达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之外形成第四个理论世界。实际上,也许可以将西方“三强”简化为两强: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就人文科学而言)。这样,世界上,本世纪(也许下半叶),将出现三大“理论世界”(注意:不是历史世界):法文,英文和中文。(我们可不以国家定位,而以语言定位)三大未来理论世界的特点是:中文世界同时掌握英、法文世界的内容(中国有的是人!),后二者未必掌握前者的内容。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特征!那些今日鼓吹中文次要论的人士要深自警惕自身的短视了。而那些一心想“返古为安”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也要深自警惕:孔老夫子让你不与时俱进而仅满足于抱残守缺了吗?让你对英法德理论庞然大物视若无睹而“返古自娱”了么?顺便告诉青年一个学习真理:如持“学为己”,你必能不以今我为足,而有勇气不断弃今日之我而趋明日之新我;如持“学为人”,你必固守今日之我,反对弃旧更新,而一味关心于本身、本团体、本地域之“知名度”的有效增长问题。

中国现代化整整一百年了。在物质世界领域,取得了惊人的建设成效;在精神世界领域,虽然亦多有可观,但相比之下,落后于前者甚多。关键就在于学者的生存态度问题含混,读《论语》而“不到位”。结果这个“今日之我”受到三重历史性限制:五四以来,战后以来,80年代以来。三个阶段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都大有建树,“五四”二十年更是精彩纷呈,为其后60年无法企及。但是,别忘了,那已是“过去时”了。今日硬要生炒过去的冷饭,岂非只是在“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今日只应该根据已经前进了的新历史条件重估五四成果,对其加以最佳利用,而非仅将其作为偶像崇拜的新道具。为此首应认识到,今日学人应以高于五四学人多倍的热情和努力,全面追补中外知识欠缺,积极以人类全体成就作为范围和目标,来重整中华知识建设的大业。不过,自新时期恢复“五四学术”和开放“海禁”以来,百年来的临时性、局部性、过渡性的人文学术成就,不少被当成了建立学界各种新“个人崇拜”的手段。为什么中国文人总是不关心自身的真知真学建设,而老想着参与营建各种不同的偶像崇拜系列和等级尊卑系列游戏呢?更可怕的是,有朝一日,这样经营着民族主义复古业者,在不得不面对真实世界学术全局时,出于同一急功近利和色厉内荏态度,可能立即与西学主流达成“城下之盟”,也就是达成“分而治之”的君子协定。此一前景,岂为孔老夫子所乐见于其两千年后之子孙?

5。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巨大差异

在理念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可以从实践经验中提升理念,也可以从理念思考中推测实践。让我们对此再加以总结。有两种实践倾向,足以损害理念的实现。一种是,由于符号学的多元性、多科性或杂多性,很易发生不同专业在此“符号学”大帽子下纷起争夺“主位”:符号学应以何者为主?(涉及不同的学术传统、流派、地域、国度、学科、人物等等因素)另一种是,通过“跨学科”、“跨学会”中的“可挂靠性”,凭空增附自身的“资本值”。例如,一人的专业是“李白诗学”,他可仅以此单一专业名号,通过学会挂靠手段,迅速成为多个学术名号的拥有者,从而在学术市场上凭空增加多个“学术商标”值。例如与以下科目相关的学会:唐诗,中唐诗学,中古诗学,唐宋诗学,川蜀诗学史,中国古典诗学,中国诗学,诗画比较研究,中西比较诗学,国际比较诗学,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国际比较文学,中国美学,国际比较美学,中国符号学,国际符号学,文学符号学,诗学符号学,等等,等等。他可以再把于其中选上理事或正副会长的学会留下,将其余汰除,可能仍有5、6个之多,并将其印上名片(国际的优先)。这样,通过此“学会语义互通挂靠法”(跨学科,跨学会),凭空增加多个学术头衔。而在每个相关学会中他只占据同一个“小部分”(李白诗歌研究),却可以通过当上理事之后“凌驾于”其他部分之上;也就是可以在若干学会中仅凭同一窄小专业来“支配”许多其他专业人士。如果此学会足够大或属国际性,他还可以仅以几十分之一的学科地盘,成为众人的学界“领导”。

如果他能克尽职守,为大家办事,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如果他意不在此,只是为了占有名衔,结果将大有害于学会了)为什么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学者的专业学术能力为一回事,学者的“学术政治学”能力为另一回事。后者又有好与坏之分。前者正为今日急需的学术领袖人物,后者则为祸乱学界之“枭雄”。二者最初的姿态可能一样,掌握权势后,差异性就表现出来了。

当然以上所举例子是夸张式的,谁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干这种荒唐事。但原则上,此例反映了一种“跨学会运作学”的可行性。这不也就是“跨学科运作学”的可行性吗?这不就是我们的符号学跨学科实践的一种可能“前景”吗?多么可怕!费了半天事,到头来让一些学会运作专家们(学术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地“收编”了。符号学,由于其构成杂多性特点,上述危险更为明显。其结果是,未来中国符号学的“实践”,将有可能成为“大杂 烩”,“一锅粥”。成为一个最大的“名利争夺场”。我们是在为这样一个前景而“奋斗”吗?我在本文中为符号学高唱畅想曲之后,也提出这样一个负面想象图画,以作为符号学学者们共同思考和设法克服的问题吧!

6。“本命年”的岁末感言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仍然可称作是我的另一个符号学之年。到京后照例先去了正待拆迁的府右街旧居。十天后的生日当天,则登上了南京夜车。次晨抵宁后住进学校附近旅馆,然后马上搭车到南京幼时故地碑亭巷摊头吃早点。中午与亲戚聚会,下午至新街口书店购书、寄书;次晨与妻妹夫惠昌君同游了栖霞寺。会议后次日(18号)则独自一人全天“跑遍”了南京城:车站存放行李;驱车至中山陵,景色旖丽非北方可比;返城至夫子庙午餐(我要求出租车司机沿我幼时逃学看西部片时路线〔长江路,过碑亭巷口,转太平路,朝夫子庙方向〕行驶,竞凭我60年前的破旧记忆与司机“争辩”路线之正误);至雨花台小留;至“大屠杀纪念馆”,对比于去年在华盛顿参观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德国曾是世纪初西方新思想的基地;日本曾是世纪初中国新思想的来源地!);至鸡鸣寺茶室饮茶,远眺紫金山(并在传经室“请走”两本免费佛书);步行至玄武湖后门,进古城墙博物馆,落日下沿旧城垣漫步;沿玄武湖内城墙边幽静湖滨马路徒步至玄武湖正门里侧;在门右小吃点歇息,告老板娘对面湖堤即为60年前父亲带我们来此上游船之处,并请其为我摄影留念;出园门上地铁至新街口网巴查电邮(知法国人最终不支持中方举办列维-斯特劳斯纪念会,我遂决定马上将我为纪念会准备的发言稿上网。我们如何研究法国思想,法国人是管不着的。我向举办方,表达了这个意见);乘地铁折回车站,乘夜车返京。次晨则与中学6年同窗(同桌)郭君夫妇畅谈终日。

现在列举一下本人本年中发生的符号学相关事项,作为年度工作内容之简录:

~年初出版了几部《罗兰巴尔特文集》译著小书,包括20年前早译的《符号学原理》和新译的《符号学历险》

~完成和已纳入编辑程序的专著---两卷本《儒学解释学》。这是相当程度上采用了符号学观点的著作。这样的创新性学术专著,绝无可能在海外学术出版界出版,却可以在国内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意味着什么呢?

~网文《忆往叙实》系列部分文章的结集,即将在国内出版社出版,内容部分地反映了我的符号学立场之形成背景。

~ 我于2002年在卡塞尔大学国际符号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古典礼学系统的意指方式”和2006年山东大学顾颉刚研讨会上提出的关于“史学类型学”的新解,今春发表于《美国符号学杂志:中国符号学专辑》卷23/1-4。此卷由台大《中外文学》主编担任客座编辑。杂志主编迪利最初与我联系编务问题,我也把此机会看作促进中美符号学交流的机会,首先联系过中国社科院《国外社会科学》主编来承担编务,为其婉拒。然后联系彼岸台大《中外文学》主编承担,结果顺利完成。总算在美完成了一期(拖延了十几年未编成的)中国符号学专刊。此辑最早由前美刊主编组稿于十多年前,当时亦曾邀我寄文,而我提交的1995年卡塞尔会议论文,在卡塞尔方面拒绝后,又曾二度为美国约稿方所拒(参见《历史与伦理》内该文脚注内的相关说明)。

~在回国参加南京会议动身前,完成了巴尔特最后一部著作《小说的准备》翻译初稿,回来后完成了二校稿。明年当可如期出版了。翻译的过程,也是我对作者的颓废唯美主义进一步体会和加强背景研究的过程。

~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进行了有关“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讲演。【参见另文。结束后一名女学生问我一个实际性问题:如何把学术实践理想和现实职业追求结合起来?这当然是我解答不了的。不时有青年人来信询问类似的问题,正如我青年时代如有机会也会向长者询问类似的问题一样。但我现在可以这样回答:要把学者人生态度修练原则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安排技术区分开来。我所能说的是前者,这就是仁学原则。对此《论语》几乎达到了“面面俱到”的详细程度。有了仁学人生观原则,自然会因地制宜选择,而可望最终达到“无入而不自得”之境。】

~在北京寓所抽时撰写了“列维斯特劳斯百岁寿诞纪念会讲话稿”,也提到我30年前撰写的毕生第一篇学术文章“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著述中并非处处均属可靠的观点和主张,而在于他们将符号学应用于具体人文学科的正确学术实践方向。他们都不是“空头”符号学家,都是各种专业知识的运用者。但是,在再次参与译介法国当代理论经典工作的过程中,也增强了有关中法学术交流方式的认识:必须深化研究,也必须强化独立和批评意识。思想理论一旦产生,就属于社会公器,必须纳入人类知识整体框架内来不断考验其得失,而决不是将其用作偶像崇拜(包括洋偶像崇拜)之道具。本来我拟在参加此纪念会时再一次强调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对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重要启示意义的,也愿表达为什么我三十年来一直看重结构主义时代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不必相同于今日法国学者的理由。

~在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南京文化符号学研讨会”,进一步丰富了有关中外符号学交流意义的体会;并参与了南师大申办2012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努力。南师大此次国际会议采取的充分开放性做法和2004年社科院同一类型会议采取的封闭性做法,形成了对比。也反映了国内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逐年开放性趋势。在大会发言时,正像上次在北京一样,我企图在中土环境内,对在座的老外提出和他们的主流理论不同的、甚至于刺激他们自省本身符号学立场确当与否的论点:未来的中国符号学(由于东方历史经验材料的介入)将可能改变西方符号学理论主流的方向。因此国际符号学交流的“平台”,在理念上应该比现实状态再扩展,再升高一步。当然,这样一种“遥远的”展望,还不能对现实的中外符号学交流产生什么影响。而最“直接的”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真地达到什么具体学术交流的成绩,而是为了强化和改进符号学理念的构成本身。现实学术活动的正反两方面效果,都会有利于符号学理念本身的成熟和坚实,而此理念,作为最实在的“观念存在物”,将必可作为参考资料而有益于后来者。

同理,在闭幕式发言中,我对老外说,希望他们到中国来开会,不只是介绍自己的学术,同时也应积极参与推动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深层目标;我对中国听众说,此次南京会议意义重要,未来2012如申办成功则更加重要,它象征着中国学界正式介入了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理论场地。中国学术的“走向世界”,不应只是以地域性、历史性之“局部”为范围,而应以全球、人类总体学术为范围。此次南京会议之后,在理论上仍应认识到,尽管国际符号学的具体情况问题多多,但它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可塑性”潜力是明确的。中国符号学/国际符号学的互动关系,象征着中国学者参与国际人文理论前沿探讨的企图心和实践力。这一事实具有的多方面启迪性,至少在理论认知上非常重要。

~在北京与几位青年古史学家私人聚会,谈符号学和史学理论等问题,对史学理论界的情况增加了理解。自山东大学会议以来,感觉到,不仅史学界,而且史学理论界,距离当代历史理论以及历史符号学等较抽象的方法论,距离还相当遥远。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理论性知识相当隔膜,又倾向于把一般人生哲理类读物和历史哲学类知识当成了历史理论。史学家对于史学、历史科学、历史哲学、历史资料、以及史学理论等历史相关学术思想类别的异同认识,相当模糊。结果往往是一方面按职业需要研习某一门史学专业,另一方面则随意浏览任何一类与如此含混宽泛的词---“历史”相关联的、有某种哲理意谓的读物,以为这就是史学家在关注于“历史之理论”了。此外,学者针对于社会现象中某种明显负面情形不难采取某种批评立场,就以为自己的精神状态是朝向于某种学术“革新”目标了(批评什么,革新什么,何种方法,理由何在,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含含混混的)。结果,此类对任意选择的负面现象进行批评的立场,被误当作在本专业进行着某种革新之举。在相当的程度上,史学理论界在不同的异质性思想类别互动中,陷入了思维紊乱。而固定职业圈子内部的“共识话语”,则促成了集体的认知盲点。而所针对的蔽病批评问题,和自身学术须待解决的学理问题,彼此欠缺相关性。结果,此种“客观蔽病”(社会,学术,文化)批评态度,有时反而提供了对自我真实问题予以遮蔽的机会。(当然,不止史学界,而是人文学术各界都会发生此类倾向:在对象、目标、手段、理由等实践过程的诸方面,发生了全面的“不配套”。就是说,这些方面的相互“连接”,不是根据多方面的理性认定,而是源于各种实用性、功利性作用。此实用性、功利性作用的格式之采行,则大多也仅源于职业圈内之“共识”)。学术思考类别紊乱现象,是当前历史学界的普遍问题,而非仅属个别学人的问题。

【补谈:史学理论,今日有成为“文史哲”理论研究核心的趋势,其学术问题,不仅属于“史学界”,而且也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史学理论,根本上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学术研究的共同产物,不是史学家自身能够完全处理的。此一重要方向,不用说“五四”以来史学大师和国外汉学大师们未能见及,也是当前西方史学和世界哲学理论界主流所未能见及者。在此史学理论或历史理论面临全球化时代根本变革之际,中国学术理论界,原则上,担任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创造性责任。因此那些在中国现行职业圈内自行制定的学术等级偏见,可能严重影响着青年一代学人的理论视界与发展方向:他们会以各种人为形成的具体学术偶像作为虚假榜样,可能一幌就是10年下去地进行着不当模仿和跟随。表面上,问题关系到如何给学人排定交椅位次问题,实质上关系到青少年未来几十年的知识质量问题。商业化大潮对学术界的另一重大影响就是“评奖炒作风”:这是受商品评比制度影响的结果。但物质商品可以有客观标准,而精神产品没有客观标准,于是更加易于虚假炒作。我们只有坚持仁学原则,从个人内心奠定坚实根基,使个人自动、自发朝向“学为己”方向,不追逐虚名伪誉,这样才能有诚心、有决心地正视己身学术问题,而避免自欺欺人,虚荣度日。揆诸今日国内外学界之实际,可以说相当多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在为一己之现行立场和主张“辩护”,目的只有一个:强化自身和己派的“社会承认度”。所谓学术讨论也主要是为此目的之用的。这个学者态度的问题,才是个人学术进步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回来后,向2009西班牙大会交出了论文提要:“欧美中心主义vs符号学全球化”。此文实际上相当于一份“立场宣言”:仁学真理论vs商业化学术利益观。因为我们可以“实证地”说明:仁学有助于全球化时代符号学通向学术真理目标,而商业化原则则阻碍着符号学学术理论的提升。我将趁此“宣言”机会表明一种仁学立场: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学会,都是人类学术之公器,不得成为个人、集团、个别国家、个别地区“垄断自利”的工具。此次大会已宣布,将向后现代主义重镇艾柯致敬,并自1994年以来首次安排他莅临大会讲演。而我的多年(中英文)论文都是在理论方向上强调相反主张的。《semiotica》新编辑部竞也多次刊载了我的“异见”。国外的“必有邻”多么难能可贵!但我对此并无多余的期待。我在此坦言种种自身不利处境及愿望,只想留下独立的观察、经验和判断。因为这些体验和判断都应该公之于众;学术是集体性的,个人一管之见也是反映“公共风景”的一面镜子,故决定不避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回来后获悉四川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成立了“符号学和传播学中心”,并受聘为学术委员。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又一重要进展。希望中心成为推动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另一重要基地。从中心的构成和联系方面看,参与者主要仍然是以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界人士为主。如何在本领域内推广和其他学科的学术沟通,就有待于参与者的创造性发挥了。

~返美后即将南京会议论文寄交《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不想两周后即获主编再次肯定和接受。同时也再次肯定了我对学界的观察和期待:今日学界的公平和希望主要来自“出版界”。

(本文“体例”的混杂,也是源于同样的“记录”目的,而非“为文”目的,以方便地纳入尽量多的须待记录和表达的内容。如欲严格分门别类撰文,将花费太多额外时间。这样,本文初稿仅5-6千字,就这样陆陆续续增加了四、五倍之多。后因过于庞杂,及一些言论“效果可疑”,又大幅删改,将所删除部分暂留为私人记录,其余则公布于网上,供读者参考。原稿大体完成于2008圣诞夜,后又陆续删改成此定稿。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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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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