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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

张云江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动一时,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之肇因,后来的“民主”、“理性”、“平等”、“人权”、“无神论”等理念亦发源于此。“在这场震撼西方的运动中,中国,至少是耶稣会士们看到的中国,有它的责任”,[1] 启蒙运动中的翘楚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重要思想,很多都来自中国儒学,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

耶稣会士的“东教西渐”

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是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到1687年,共有160多位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其中著名者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他们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利玛窦传教伊始有一策略,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以儒教立国,便以基督教义附会儒学,倡儒耶同质之说。张尔岐《蒿庵闲话》云:

“玛窦初至广州,…… 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意。”

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大都走“利玛窦路线”,精通儒家经典是必修功课。

1688年2月7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一个长达30年的黄金阶段。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中的硕学大德,除肩负传教任务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尔伯(Colbert)给他们说:“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2] 当时康熙帝雅好西学,对这些传教士礼敬有加,他们得以全面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如张诚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并且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担任通译,他和徐日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终为两国采纳;[3] 1709—1717年,白晋和后期到达的雷孝思、费隐等人,用近代科学仪器勘测绘制了27幅中国地图,在中国出版后,又于1730年在欧洲印刷,从此,中国在欧洲不再是一块“隐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们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全面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1712年殷弘绪写的信中,便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步骤,1726—1727年,他在另外几封信中专门又介绍了中国发明的种痘方法以及用通草制作人造花果的技术。[4]

许多传教士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据统计,17、18世纪耶稣会士共著成与有关中国的作品723件,其中以法国为最多。[5] 儒学方面,1662年郭纳爵出版《中国科学提要》,是《论语》和《大学》的合译本;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据信,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受到此书的影响。沃尔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结果引起旧派反对,被当局勒令在48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绞死。此事遂成为德国学界的一大公案,是非争论达20余年,结果搞得沃尔夫名利双收,中国儒学名声大噪。

杜赫德的两部书使法国对中国文化的介绍风潮达到高峰。1710年前后,他被任命为整理耶稣会士信函的负责人,那些分散的中国来信汇总在他手里,他利用这一条件,继续以“有益而有趣的书简”之名发行这些来自中国的“即时通讯”。这些通讯发行前后历时74年之久(1702—1776),后来编辑成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735年,杜赫德划时代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出版,旋即轰动欧洲,几年内法文本出版三次,英文本两次,而且还有俄译本和德译本。当时法国一门新的学问——“汉学”刚刚诞生。

耶稣会士描绘的关于中国光辉灿烂的图景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十八世纪是一个“中国世纪”,在当时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曾有一个时期,“(法国许多家庭)所有的壁炉上面都摆满了中国的瓷人。”即便现在,很多有文化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18世纪的中国镜像上面。

伏尔泰主张“全面华化”

1747年,一位作家写道,“伏尔泰追随杜赫德,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是没有比之更好的向导了”。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作诗赞美云:

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4] 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赞美有加,而且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甚至对当时引起广泛争议的雍正“锁国禁教”政策,伏尔泰也予以同情。伏尔泰反对基督教甚为激烈,有破有立,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之论。孔子的儒学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而得到伏尔泰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伏尔泰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像这样的言论在97卷《伏尔泰全集》中几乎俯仰皆是。

对孔子学说同样痴迷的还有霍尔巴赫赫,此公以倡导坚决的唯物论而在哲学史上留名。日人五来欣造曾著有《霍尔巴赫与儒教》之论文,认为儒学对霍氏影响极深。他本是德国人,12岁随父亲移居法国。父亲给他留下巨额资产,他在家里大开沙龙,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尔等群贤每周四、周日必至,作政治、哲学、文学方面的研讨。后来更联合出版《百科全书》,形成“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尔泰更为坚决。在被誉为“唯物论的圣经”、“法兰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导书”的《自然的体系》中,他教人们“对于理性放出勇气与尊敬心”来,完全反对神学。既倡导理性、唯物而反对神学,便有道德无处建立之问题,于是霍氏主张“理性宗教”,这一主张在本质上特别接近儒学,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论作后援。

在《社会的体系》中,霍氏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

相比较而言,狄德罗稍为温和一些,在他编撰的《百科全书字典》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赞叹孔子的儒教只须以“理性”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暗中讽刺基督教的“神道设教”。

赖克韦恩曾经说过:“孔子成了他们(启蒙者)的守护神。”遥想二百多年前的法兰西诸贤,意兴遄飞,英姿勃发,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扫除历史阴霾,摆脱因循桎梏,开出人类历史文化一番新境界来,几不啻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巨车。这些“异端”在中国儒学那里找到了“正统”力量的支持,如果没有“孔子”这一守护神给他们撑腰,没有中国儒学给他们启示,很难想象启蒙运动会有如此辉煌的成绩。故有识者云,他们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另外在经济学方面儒学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他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也是完全继承自孔子思想。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皇帝虽有权力,却必须守此自然法,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而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则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儒学”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左派领袖阿贝尔又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让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但此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认为:

“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6]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17和18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而且这种相似不是肤浅的、表面化、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7]

“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这一结论如果已经让人感到意外,顾立雅另一论断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富兰克林1767年到达法国,与魁奈过从甚密,彼时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刚刚出版,富兰克林对此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另外,也有“明显的可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例如,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其“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孔子及其儒学,难道真的在家乡父老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参与了人类“民主”、“理性”、“平等”等观念的制造过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思想影响不能简单地被量化处理,例如,谁又能说清楚科举时代儒学经典对古代士人的精神思想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顾立雅、朱谦之在儒学和西方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上寻找立论的依据,还是能够说得通的。

几点有趣的比较

路易十五、十六时期,中国趣味统治了当时的宫廷和贵族的嗜好,贵妇人杜巴丽、彭帕杜尔等人,曾挥霍掉国库中几千万的里佛尔,来满足她们的“中国趣味狂”。这也是造成当时法国财政困难、政治局面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克里姆《文学通讯集》中有一故事:路易十五请大臣贝尔坦拿出一个可以革除积弊、消弭革命思潮的方案来。几天后贝尔坦回答说:“陛下,只有为法国人灌输中国精神。”路易十五深以为然。 “百科全书”派的旗帜是“中国思想”,法国国王的旗帜也是“中国思想”,两派“斗法”的结果,则是“理性”、“平等”的中国思想战胜了“忠君”、“专制”的“中国思想”。他们所接受的“中国思想”,都是经过耶稣会士著作折射的“镜像”,那么,到底哪个“镜像”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本质?

已有学者指出,伏尔泰等人所接受的“儒学”思想,有太多的理想化色彩。在孔子早期著作里面固然不乏伏尔泰所希望看到的内容,但关键是这些思想从未在中国得到过完全的落实,伏尔泰等人未免夸大了中国政府受“纯”儒学指导的程度。而且当时法国对中国文化的负面报道丝毫不亚于耶稣会士著作里面光辉灿烂的图景,也正是随着这些负面报道的声音越来越强,中国及儒学才最终在十八世纪末的欧洲声誉扫地,而渐渐地湮没无闻了。

安松的《环球旅行记》中便对中国人极尽讽刺、攻击之能事,“中国人都是贼,都很贪婪,他们以对财富和富人的崇拜而著称”,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向中国居民购买食品,回来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沙子、石块。出版于1700年的费内隆《死者的对话》也借苏格拉底对孔子进行了抨击,书中苏格拉底对孔子说,“我从未想过让人民成为哲学家,”同时攻击中国的古代历史是荒谬伪造的,认为中国文化是从巴比伦文化传承来的。即便在耶稣会士的著作里面,也不乏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如1700年马若瑟在江西抚州曾写有一信云:

“一旦生活于中国,一旦开始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人们就不会因诸如母亲杀死或遗弃新生骨肉、父母为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卖掉女儿、人人都谋求私利以及小偷成群等事情而诧异了。”

1703年沙守信则说:“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腐化堕落是和基督教义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只要能在外表上维持体面,就可以在暗地里放纵自己干出一些羞于启齿的罪恶勾当。”[8]

为什么伏尔泰等人对这些负面的报道视而不见呢?是他们慧眼独具,发现了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而对这些屑小之处毫不在意,还是他们为了自己启蒙、革命的需要,而对儒学及中国文化作了断章取义的裁剪?

时光轮转,一百年后,当西方“民主”、“平等”、“民权”思潮涌入中国的时候,激发了晚清思想界的一个新发展,即以儒家经典比附西方观念,重新发掘其现代意识。这一工作进行的异常顺利,是否是因为这些西方观念自身原本就有儒学的因子在里面?余英时先生认为:“与其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毋宁说他们扩大了儒学系统,赋予儒学以现代的意义。”[9] 这句话的潜台词便是,儒学和西方观念在核心价值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所以才能以儒学之“旧瓶”装西方之“新酒”。

余英时并就此考察了明清之际儒学自身有一“内在的转向”,即在明初“致君尧舜”、“得君行道”之途径被堵塞之后,很多儒者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如王阳明学派便转以“致良知”为务,以曲线方式抗拒专制,又多以书院讲学制度为媒介。至东林儒者,变曲折反抗为公开訾议,终于酿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悲剧。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是一个顶峰。即便清儒专以考据为务,但其最后归宿仍旧在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维新变法张目,再次酿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戊戌悲剧,“三百年遥遥对应,适成历史的奇诡”。[8] 则儒学内在之“以道为归”、“理重于势”之真精神固未尝断绝也。说伏尔泰等人独具慧眼,能够发现儒学含有“民主”、“理性”等核心价值,亦称允当。

但自科举停、帝制废,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学在民族文化中折射出却是另一种“镜像”——封闭落后、“礼教吃人”,专为帝制作伥……,儒学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比重越来越轻,以至完全消失,学子非惟不读、不懂儒学经典,耳濡目染的更多为对儒学的讥讽谩骂之词。二千多年民族积累的儒家道德资源,经过一百年的消耗已经快要殆尽了。儒学“游魂”犹在,只是无处安身。余英时对于儒学之前景抱有一乐观态度,认为儒学在放弃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之后,剩下的由明清儒者开辟的“日用常行化”或“人伦日用化”的新方向,仍然有现代社会开发价值。儒学“培养智慧”、“养成道德”之修身为己之学,更可补现代社会“徒法自行”的弊端。余氏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看到的儒学“镜像”当然更多是来自美国社会文化这面镜子的折射。

时下带有某些官方色彩的“国学教育”刚刚兴起。二百多年前,伏尔泰等人通过耶稣会士“折射”的儒学“镜像”开出一哲学、历史新境界;而经过历史、现实的多重折射,儒学又将在当前的“国学教育”热中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镜像”呢?儒学核心价值定位的问题,似乎仍是此种“国学教育”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儒学并不特别强调知识、真理结构的建构,而重在由真实人格的感发,使人当下对生命有一诚敬、庄严之道,并在日常行事中表现出来。由此看来,现在儒学经典虽在、方兴未艾,但人师匮乏、身教无从,且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则儒学之新生,毕竟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注释:

[1]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7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第251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3]《一六**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I)第87—113页,卷(III)第222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5]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文集》第。
[7]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325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8]《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第150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9]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第15、5页中国文化1995年11期,春季号。

原发表于《书屋》2006年第9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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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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