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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剑桥哲学词典》看当代中国哲学

景海峰

 

    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推出一部全新的《剑桥哲学词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甫一面市,便获如潮好评。当代哲学大师普特南(H.Putnam)称赞它是“我所见到的哲学辞书当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后现代哲学的领衔人物罗蒂(R.Rorty)认为它不只具有参考书的价值,“其宽广的视域对各种可能都是一种叩问,对非西方哲学的超常注视,尤为可嘉”。

    这部厚达近900页,由奥迪(R.Audi)教授任总主编的大型辞书,集中了381位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撰稿人,均为相关辞条之领域的知名专家,其中不乏活跃在当今哲坛的一流学者。如[柏拉图]辞条的撰稿者是国际知名的柏拉图研究权威、来自伊利诺斯大学的克诺特(R.Kraut)教授,[维特根斯坦]辞条的撰稿者是目前最负盛名的维学专家、来自伯克利的斯拉格(H.Sluga)教授,等等。所收录的4000余个辞条,均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严格筛选,反复斟酌,之后始一一敲定。其选收之精、新、全,远远超过了以往所出的哲学辞典。就其详细程度而言,一般辞条都有500—1000个单词,个别重要的辞条超过了6000个单词,比本世纪所出版的几种英语哲学辞典的容量大了许多。

    除了对西方哲学的内容做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解释之外,这部词典的最大特点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收录了有关非西方区域或国家的哲学辞条,包括拉美、非洲、阿拉伯世界等,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其涵盖面之广,数量之多,述介之详细,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哲学的内容。除了一条长达3000多个单词、全面介绍中国哲学之基本情况的辞条之外,这方面的条目多达14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中国佛教的内容(有关佛教的辞条多与印度哲学部分交叉或者重合,故此处暂不述及)。按照辞条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对哲学家的介绍。该书共收录了从古至今的52位中国哲学家,他们是管仲、孔子、墨子、老子、许行、杨朱、告子、孟子、庄子、商鞅、申不害、慎倒、宋铒、惠施、公孙龙子、邹衍、荀子、韩非子(以上先秦),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两汉),王弼、郭象(魏晋南北朝),韩愈、李翱(隋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胡宏、朱熹、王阳明、刘宗周(宋明),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毛泽东、刘少奇、钱穆、徐复观、唐君毅(近现代)。另有6位列入了候选名录:方东美、贺麟、牟宗三、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二是对中国哲学特有的名词概念、术语范畴,以及个别重要命题的解释,大约有60条。包括天、自然、气、道、太极乾坤、五行、虚等宇宙本体概念,理、心、知行、良知、正名等认识论概念,王霸、礼、术、道统等社会历史概念,以及所占比重最大的仁、义、忠、孝等道德伦理概念。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等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命题均作了较详细的解释。三是对哲学流派的介绍,这方面列入了儒、墨、名、法、道等先秦诸子5家,以及后世的黄老、新儒家(道学、理学)等。四是对重要哲学典籍的介绍,共列入《易经》、《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10种。

    除了明显重视先秦思想之外(这也是西方汉学界的一贯传统),该词典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就人物辞条而言,假如包括候选部分,本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大势,本词典做了三点归结:一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影响,二是在大陆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新儒家哲学在港台海外地区的复兴和成长。向西方学习,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调,哲学亦不例外。当代中国哲学在本质上已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家无一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浸染,从问题意识到言说方式均已程度不等的西化,所以离开西方哲学的背景就无法分析和理解当代的中国哲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到1949年之后演变成为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独家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一条主线。毛泽东成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具有中国思想背景的、对当代世界产生了一定震撼力的学说。但这种思想的极端化,将中国社会带向了崩溃的边缘,也极大地弱化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力。从1978年以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独断式的马克思主义正日益走向多元化,处在一种苦苦的探索之中。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大陆边缘的港台地区所生长出的新儒家哲学显然只是学院式的,并没有融入到台湾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因而也就没能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这一传统色彩颇浓的思潮,其主将皆为专业哲学家和大学教授,从香港的钱穆、唐君毅,台湾的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到目前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文明对话前沿的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莫不如此。

    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瞩目和追踪,预示了世界哲学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传统的哲学范式观念正在被突破,哲学史的疆界和外延已经超越出了西方自身。传统上,哲学被视为西方所独有,所谓哲学就是指西方哲学,不包括西方以外的思想。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之内容,一般是作为东方思想的一部分被附赘于东方宗教的研究领域,或者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思想史背景材料来处理,或者是构成描述中国文化的大叙事结构的一两个基点。至于用学科归类的眼光,将它和西方哲学硬捏在一起,欧美人实难以接受。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们的大学哲学系绝不包括中国哲学部分,绝少开设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他们的哲学刊物也很难见到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哲学著作基本上与中国无涉。这样,以往的哲学词典和哲学史,内容上也就只包括了西方部分,而没有中国部分,这种情形相沿成习,早成定格。二战后,随着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加深,特别是70年代后,工业东亚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的老调曲终人散,唯西方的一元观也大为褪色,东方被重新摆正在当代世界的格局之中。东方文化,特别是东方的宗教和哲学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某些内容已逐渐渗透到了西方学术的主流话语之中,西方传统人文学科的纯质状态正在被打破,哲学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具有东方色彩的异质之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编《剑桥哲学词典》才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收录了非西方哲学内容的辞条,肯认了东方哲学的价值,给了中国哲学以应有的地位。

    作为东方思想之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虽说早在启蒙时代即已播撒于欧陆,但长时间里只是作为猎奇的对象在狭小圈子中被观玩(伏尔泰可为代表);浪漫时代以降,更是声誉跌落,被视为是人类童年智力的产物(黑格尔可为代表)。所译介流传的典籍,仅限《易》、《老》、《语》、《孟》等几部,稍具轮廓的人物形象,只有孔、老等数人。秦汉以下,少有人述及;当代意义,更无从谈起。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一直要等到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的二三十年。以美国学术界为例,早年的汉学家多主治文史,于哲学少有问津;而今天却不乏哲学科班出身的精兵良将。所以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汉学家数目正在增多,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兼跨两种内容哲学著述的大学教授已不鲜见。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已极大地拓展了,问题也已相当的深入,早已是今非昔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工业东亚问题的浮现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问题日渐显豁,已经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说明过去只是将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业已死亡的文明遗存的博物馆心态正在消退,而代之以起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和她的哲学传统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延续性及转活的意义。《剑桥哲学词典》之对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视,正是这一转向的明显表征。

    当然,比之伊斯兰、古典印度等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国思想被接纳与西方学术加以融汇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还谈不上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哲学的观念和问题能否打入西方学术的主流话语?还是一个有待时日方能印证的设问,过分的乐观显然还为时尚早。但这两种哲学交流的巨大反差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改变,中国哲学的身影已开始全面地进入到西方学术界的视野,这却是《剑桥哲学词典》明白无误地透露给我们的准确讯息。

转自:士柏咨询网  发布日期: 2003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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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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