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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西渐说

----中国人的价值与中国人的出路

曾江涛

 

“汉学西渐”,是在世道中较为幽隐之一理,我们作为汉文化创造者的中国人,应当有相当的自觉,以慎其独。而如果我们有了相当的自觉,并化为切实的行动,使自己身不离道,“汉学西渐”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作为道之一理,所谓“汉学西渐”,现在只是仅见有“几”,并非事实,也并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作为事实,在当下只是有所铺陈,在未来则只是有所可能。也就是说,这里所谓可能“西渐”的“汉学”,只是指一个还需要我们在现代化生活中不断去创造和完善的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它是与中国历史所承传的“道统”相关的东西,但并非就是指已经现成的摆在书斋里的“道统”。就“道统”而言,它需要我们接着说,并用“汉学西渐”的社会实践来写就。这是其一。其二,“汉学西渐”作为世道之一理,所谓“西渐”的完成,将使“汉学”在人类生活中从文化转化为一种文明。

中国文化为人类未来的文明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或者说,被称为“道统”的文化雏形,我将此视为中国人在现代生活或人类生命长河中所具有和可预见的价值。按理讲,中国人不仅不应被现代文明所抛弃,而且还应当在人类未来的文明中作出新的贡献。但是,这只是按理讲罢了,中国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出路究竟怎样,这是另一回事。

作为世道之一理,“汉学”的“西渐”有两种途径,一是西方人在西方传统的基础上将存在于故纸堆中的“汉学”作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加以利用和吸收,进而使其文明更趋于进步;一是由中国人通过自觉的艰苦努力而在社会实践中以体制文明的方式向西方传播。就中国目前的情形看,我对后一种途径的希望不是很大。这只是因为,在现实中,人们的浅薄,已经到了让人哑然失语的地步;而所谓的“汉学”,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过是一种飘浮在学人心中的游魂,而且在思想学术界还是那样的支零破碎。

西方人在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中宣告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其实,中国人又何不是已经在西方文明面前形同死去。只是没有人站出来宣告而已。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可思变者却只是寄希望于拔剑斩断现代中国人与历史中的中国人的联系,象送给别人做干儿子一样让人们都过继给西方人以传承西方的香火,但是,这却改变不了中国人仍是有着历史惯性的中国人的事实。这种情形,就如同希望有意识的人患上失意症而重新学着做人,也等同于是希望中国人在人类的进程中作为某种族类生命的弃儿,而在另一族类生命的进程中去寻求生活的空间。问题则出在那个人并不能失意,而那个种族也还仍然存在。至于那些意识到要“传”其“统”,却又不识其“统”是需要有所“变”的人,则又不过是残缺的人苟延残喘罢了,走的也是绝路。也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所努力的,要么是自杀,要么是顽抗。如果说西方人意识到人死了是由于其理性发展的结果,那么,中国人之走向死亡,则是缘于失德。也就是失去了对于“道”的认同和体察。对于只有汉字汉语而没有了汉学并由此失去了文化支撑的当代中国人来讲,由于灵魂出窍,或有魂无灵,大概只能算是高级动物罢了。虽然毛泽东曾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所谓的睡狮却没有真正地醒来。

中国人由于人为地在历史的割裂中隔断了思想的濡养而变得浅薄和懵懂,但“汉学”这中国人用血与火所煅造学问却还以幽灵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时空。尽管当今中国人的表现让人遗憾,但那徘徊的幽灵之未死却还是值得庆幸。

马克思也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有关幽灵的徘徊,只不过那是那是尚未出生之新生儿的幽灵,而不是一个死去的老人的。这东西各在一边的两个幽灵有没有联系呢?作为同是人的幽灵,想来应当是有相通之处的。

中国人历史地选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设一种异质于当今西方社会的文明。这里面没有老子所言之“徼”吗?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它的成败如何?我们应不应该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搁置一边。但就异质于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而言,汉文化是有着这样的属性的。凡是对于中西文化有过比较的人,大概对此都没有异义。同时,我们都知道,文明是由一定的文化所成就的,即文化是文明的基础。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想到,马克思在反西方所传之统中所意识到的共产主义文明,它要么是要等到西方文化再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之后;要么就是发源于与西方不同质的文化当中。它总之是不能建立在无文化支撑的荒漠之上。假使我们要在既无西方传统,也无中国传统的时空中去构建起所谓社会主义大厦,那不幻想,就是掩耳盗铃。由此可见,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大概是首先应予肯定的。或者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方针,是我们要在我们所“主”之“义”中,首先应当明白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义”。在这个前提下,问题便只是怎样用“中”和怎样用“西”?或者说是倒底用“中”还是倒底用“西”?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就如同百川归海一样,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总归是人类生命,人们对于美的体验和感受在同一蓝天白云下是有相通之处的,这相通之美便会引导世间的人文理性趋于同一。即文化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文化不是为相互冲突而存在的,它们有异也有着同,总有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和可能。为此,我们当从重叠或同一之处着力,即存其异而求其同。以存异为基础,以求同为准则。而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问题,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十全十美的吗?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的文化又能够补其不足吗?如果有中国文化的着力之处,那不就有了我们努力达至的目标了吗?如果我们再把马克思所意识的有异于西方所传之统的文化或文明,其质看着是不在于异而正在于弥补原有之不足而使社会得以进步,那我们不也可以将马克思的努力与我们的目标联系起来吗?以此观之,中国人要按马克思所说去探索一条所谓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并非只是乌托邦。或许,还值得我们去思索一下的,是这东方老死的幽灵与那西方呼唤新生的幽灵是否可能是一个东西。

在我们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实践中,我们曾提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由于这里面仍然涉及到其所“化”的“中国”之体究竟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命题,我曾认为似乎讲“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更为恰当。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还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也好,因为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的体制应当怎样变和变成怎样?才是我们社会实践的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叫它社会之主义也好,叫它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罢,或者其它再取一个与之更切合的名号也无不可。

在我们的社会智慧中,主张中国文化转型的呼声很高,已经形成一种大势,似乎是人心之所向。其中有呼吁要有所保守的,而所要保守的东西也各说不一。这些智慧,根据其距离历史传承的远近,依次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意识的表露或对于社会呼声,这些都是情之切切,也不无道理的。但在我看来,都终因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而有失偏颇,分别表现为泥古不化,泥社不化,泥西不化。我们是要珍视古人的智慧,但神无方,道无体,我们不能用古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走一条避开西方弊端的道路,但我们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构想;我们是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就此跪拜在西方文化的脚下而视祖宗为狗屁。中国文化需要转型是肯定的,但这个“型”,不是只有再退回去与孔子的礼教接轨,也不是只有去接毛泽东所思所想之轨,更不是只有简单地去接当下西方体制之轨。

其实,所谓文化转型的问题,它是由于一个社会的体制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支撑这个问题引出的,其归结点,是我们应按怎样的道理去建怎样的体制。即是体制需要合理的思想来支撑的问题,也是合理的思想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问题。只是其“合理”二字,由于中国人之“失道久矣”,在东渐的西学的影响下,改用“合法性”三个字罢了。“法”来之于人,而“理”来之于道。体制者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用汉文化术语讲是循天道顺人情的体统,用当今西方所传之统讲则是人们在相互争斗中签定的契约。

作为理性的人,都是知道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或者说,按客观规律办事,这称为人的理性。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就是说话办事,要讲道理。而这对于西方人来讲,因秉承的文化传统不一样,稍为要复杂一些。西方人在对物的利用上是很理性的,讲按客观规律办事,但在人与人的联系中,因大家都是上帝的虽带有原罪却可以宽恕的子民,则讲的是实力,靠的是权力,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为此,海德格尔才问除了此在和存在者,什么是那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人是什么?将何去何从?才成为西方人理性中最困惑不解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人之关于人,是有着一整套理论的,且乐在其中,少有困惑。在这里,如果我们用西方人存在的问题去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其实马克思所要讲的,可能不过就是希望西方人能讲一点道理罢了。但他所能讲的,在西方传统中,也不外是这世道应该权与利均等,不能让某些人说了算,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说了算的自由之王国才是进步和美好的社会,也只有人们都能够做到自己能说了算的时候,人才能称其为人。而他所构想的公有制,不过就是这一理想的法器。我们在其中应看到的是,马克思毕竟在西方的传统中提出了一个有道理需要讲的“世道”之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同时,马克思对于世道的揭示及其努力,对于我们讲道理的中国人,也应当有所启发和警示,因为,在中国人对于道理的认知中,只是作了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划分,也是还没有有关世道之主义的,这世道还有待于我们去从“道”中辩明。

西方传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我们在理性中讲道理的汉学能够西渐的前提,而在这讲道理的汉学中,能使其作为“存在者”的世道呈现文明,则是汉学能够西渐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的融合中,西渐的汉学,是能够揭示世道并能够使世道昌明的汉学。绝不仅仅是指人们泥古不化的儒学。而我之所以说“汉学西渐”是世道之一理,则又是人类理性之要讲道理使然。在这里,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汉学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都统一到世道的层面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游荡在人们心中的东方汉学的幽灵与西方马克思所主之义的幽灵,其实是一个东西,也由此让我们将东西方联接了起来。

我们讲“汉学西渐”,相信很多人都要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在说梦话。因为,汉学的内圣开不出现代化的外王,这已经由所谓新儒家们的努力所表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所谓内圣,只是儒学的人极之学。儒学是汉学,但汉学不等于儒学。即汉学中有内圣之说,而内圣之说却并非就是汉学本身。在我们未先入为主之前,如果把“汉学”只是看着具有自身主体性和整体性的知识和思想体系,或许我们便能看到一个新的样子。

在目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陈明先生提出了一个受到诸多质疑的“即用见体”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先是民间学者鞠曦先生给予“形而中论”的正本清源的警醒,随后又由川大的黄玉顺教授指出所谓“中体”的主体性本源。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陈明所要讲的“体”,不看着是较狭窄的儒学而是更宽泛的汉学的新样子,而将鞠曦所要清正的本源视为是把握中国智慧的出处与精义,又将黄玉顺所指出的具有本源性的主体看着是整个中国历史,那么,一个取源于中国历史又能够与中国历史中的古今智慧相融会贯通的知识系统,才是我们要说的“汉学”,同时,这个融通的知识系统,除了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发展的脉络之外,由于“西渐”的需要,其理性还需通于西方,并能为人类照亮前路。也就是说,“即用”于西渐的汉学之“体”,是虽源于中国历史却能够贯通古今中西和照亮人类前路的性理形式,对于这样一个文化和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在传统的立人极之道的基础上再作“人极”与“世道”相区分的深入认识来予以完成。也就是在含有三才之道的汉学体系中,将人之道再作社会和人生的区分。在汉学体系中的所谓三才之道,其天之道由“象”“数”“理”三部分组成,可视为中国的哲学智慧的反映;而人之道为与人生命运和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地之道则为观其“有”(即存有之物或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之“徼”(即原理)的可以验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在这之中,“人极”为关注人生命运而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的以立其在天地之中一极的学问,“世道”则关注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有关社会体统(即社会存在方式)的演变形式,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成就世间文明的学问。在人之道中,所谓的天与地,便相应地分指世间存有的自然和社会。即自然为天,社会为地。而人极与世道之间的关系,是境界与生态之关系。即人极讲塑造人格,世道讲改善环境。它们是相互作用,合二为一的,共同指向人的生存质量。这个工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人在自然崇拜中有崇祖敬天的习惯,进而信而好古,说理必将引经据典,也喜欢托古人说事,使人们皆以为中国文化就出自《易经》,而对《易经》,人们又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所以便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生起疑来。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人活生生的生活中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自然崇拜的蒙昧时代,其理性的启蒙是从人们在对自然秩序的体认中产生有关“道”的观念发端的。在这里,中国人没有在对自然的敬畏中,映射式地抽象出一个拟人化的上帝,而是在四季更替中察知了世间变化的有序性质。对于这世间的有序性质,古人用自身所走的道路去表示。也就是说,世事虽无常,但仍是有迹可察,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这种关于天地有“道”的观念,使中国人在自然面前除了感受到异已的力量之外,还在这异已力量的有序变化中感受到了其能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美感与亲合力。天地有道,人当有道乎?“德”便由此而生。我们可以说,道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之本。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们对于自然之力的体悟中,是把自然看作异已的力量,还是将自然视为自己的亲人,是中西方在各传其统中产生相互差异的文化的分水岒。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在有关道之观念的传统中形成的文明形式;而所谓汉学,就是以道为形上本体的知识体系。

有人说中国文化不外“道”与“术”这两个字,而如果我们从人类实践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则中国之传统,又不外“行道”二字。问题的关键是,按照我们今天要融会古今中外的智慧来看,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行道”又作何讲?窃以为作为中国哲学之形上本体的这个“道”,在今天我们可以解为:宇宙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既无古今也无内外却又时时刻刻在变动着的日新月异的整合时空(即汉学术语之“道无体”,用西方哲人的话讲,是人们不能够趟进同一条河流);人们所见到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这相对恒定却又不断变动的时空中通过一定的关系式(汉学术语名之“理”,西学中称为“原理”或“定理”)取得相对宇称而暂时呈现稳定状态的结果,是多种可能中的概率性存在(多种可能相对于唯一的结果即是“无”,得以存在便是“有”,万一之中得以形成就是“中”,中之“唯一”就是“理”,得以稳定则是“恒”,而人为制造之物曰“器”),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开放性与稳定性的统一(相对于历久弥新的变动时空而言,这时空之弥新是“真”,一切存有之物皆是“相”,是时空所处状态的表现,古人称为“象”,我与西学中的“物质”相对应,称之为“物态”);与此同时,在这变动时空中产生的万事万物,除了自身在其一定关系式中具有相对平衡的状态的外,它们也支撑着其它事物在整个时空中保持着相对的平衡,即整体时空及时空中的万事万物皆以相互取得平衡为常态(古人谓之“和”,“和”就是“物态”之“质”)。总之,汉学以“道”为本,以“中”为体,以“和”为用。此三者,分别对应海德格尔思辨中的存在、存在者和此在。而所谓的“行道”,就是“和”的原则去求“中”的结果。如果将“和”作动词用,便可说行道就是“和中”。这里“中”以唯一性为特质,表示维持相对平衡态的关系式的构成或条件的满足,其在人们“和中”的人文实践中根据既成事实的先后,分别表示“合适”、“切实”、“确实”。又由于所和中之事物(即物态),是以“和”为特质,其物态之“和”,以及此物态与其它事物或行为主体之间的“和”,便在人们的人生经历中产生“美”“善”“真”的体验,并由此形成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

当今之世,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一个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未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明的中心,却反而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一既成的事实,一个则更来之于在同一时空中的两种文明的不可比性。有道是,人比人,气死人。这人一来气,就难免会丧失理智。其实,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西方传统的东西。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并非是没有理性或缺少智慧,这在当今中国人之在世界中的表现就可以表明。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没有西方的所谓“科学”,但却有“博物”与“格致”;没有所谓“民主”,但却有“朝议”;没有所谓“自由”,但却有“修养”。只是一个本于力,一个本于道罢了。中国之所落后,根据开放性与稳定性的关系来看,一是开放性不够,二是因道失而德不明,使体制未能完成变通。对此,我们看一看当今的“改革开放”,就可以获得正反两个方面的佐证。大可不必去责难古人。

说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现代化的生活来,那只能说你只是拘泥于汉学中的儒学之体而已。刚才已经讲了,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人们在有关道的传承中没有使儒学之体实现变通的缘故。对于儒学,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汉学道统的知识体系中去审视,则其只是人们在相对稳定的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中所获得的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和参与社会实践的学问。主要是对于在那特定时空里的“此在”的人生命运的关怀,称之为立人极之学。由于当时是君主政治,现在我们所要说的世道,在儒学中是通过王道的形式纳入了“正人”的人极之道里面了。即人极(关于此在)与世道(关于存在者)混而为一。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人们对人与自然互动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实践所必然产生的社会体统的变动是难以引起注意的,并由此引起汉学中世道的幽潜。假若我们以世道变动的社会体统为参照,则儒学可以说是在“行道”的汉学中“即”自然经济的体统之“用”而所“见”之“体”。

如今我们“即”商品经济的体统之“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道中通过对世道的阐明来“见”汉学之新“体”。根据鞠曦先生“正本清源”的意见,我们在儒学中开不出现代化,那么,我们就再往前“清”道之“源”,以“正”其“本”。

我们知道,儒学之道统来之于尧舜,孔子在尧传舜时的“允执其中”那里,发展了人极的中庸之学。关于这“允执其中”,我们在舜所言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那里可以得到其精义。有了对于“允执其中”的理解,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所谓世道的精微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窃以为其意思是:“人们的生活艰难,诚惶诚恐,压力很大,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总是有办法的,一定要让他们获得平安。”作为对于生命的关怀,孔子在其人极之道中,也就是取其让人们得到“安定”之意,主张人们在体察天道和较法天道中通过“和”于“道”的方式来以时时保持自己心身的安泰。此即所谓“中庸”(“中庸”就“和”于时时安泰之“中”,所谓天道中和,人道中庸)。也就是人们在人生实践中要以获得真善美的境界及人生体验为根本而注重道德的修养,不要一味地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而将根本丢失。另外,为了能够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适宜的环境,达到让人们乐天安命而天下太平的目的,在社会的体统上,孔子便提出“仁礼刑政”的主张。就孔子所主之义的就精神实质而言,如果我们将其体统之“仁”理解为“发展经济”,“礼”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刑”理解为“法制”,“政”理解为“监察”,它是完全适合于当今社会的。即作为道的“中和”,其合之理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相”。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儒学的处方是开给人治时代的。我们现在要昌明世道,在这“一定要让他们得到平安”的“允执其中”句话中又能察知什么呢?我窃认为在这句话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主体性选择的“文明以止”(即只要有好的及可行的办法就拿来),其是为实现经世济用目的;一是在经世济用的主体性活动中所“中和”的时空流变着的环境的现实性与主体对于环境的认知程度之间的平衡(其“中和”中取得平衡而来的不同结果或体统,代表着社会不同的文明水平)。而这两个问题,却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文明以止”的选择性,就不会存在着现实性与认知程度间的“中和”(这里可以应证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而离了现实性与认知程度间的“中和”,“文明以止”就没有了一个标准。同时,也由于在现实性与认知程度间的“中和”过程中,存在着主体性选择的“文明以止”的因素,也就使得在时空中环境的现实性与人的认知水平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参照李泽厚先生的话讲,就是环境的人化,而人的环境化或社会化)。由于这种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存在,时空流变的过程,也就是人与环境都不断发生改变的过程,也是在主体的“中和”的社会实践中以平衡为用的社会体统的不断改变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与环境的互动就是人世之道。在这里,我们说在人与环境互动的世道中人和环境都在发生改变,那么,人类又将变到那时去或者变成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在“允执其中”这句话中追寻其缘由,也就可以找到答案。即反过来说,也就是人心不再“惟危”了,道心也不再“惟微”了。用马克思的话讲,也就是人在环境中得到了解放。人,不再更多地受到自然的约束,与社会的联系也不再更多地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果我们在真善美的境界中是要追求人格的独立,那么,人类的前路,就是更有利于我们去实现人格的完善。就汉学而言,我们可以说:使人人都成其为具有独立人格且能实现自我的人,就是人类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西方人和现今的中国人,在达尔文进化论中,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视为定理,进而在社会实力的竞争中行“弱肉强食”的丛林之道,使人类的人文精神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存在中西文化的分殊,按汉学之道统,我们应修正为“道体流行,和者生存”,以扬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道德。

目前国人所最困惑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体统当如何建立了。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新只是来之于旧,或者说,在一样的山河一样的人这一前提下,最恰当的办法,是最大化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并以中国的传统为根本,其实,只要看看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剖析,并在同西方体统的参照中,用和中之道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是不难理出思路的。

人类的政体,都来源于人治,其根源和实质,就是凭实力说话,能者治天下。这是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的自然法则的历史遗留。中国政体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人治传统遗留太久。但就所谓凭实力说话而言,这在中西方社会中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即中国主要表现在朝代的更替,而西方则主要表现在被当今中国人视为神器的所谓“民主”的体制之中。这其中的根由,说来具有滑稽意味,也就是缘于中国人讲理,而西方人无理可讲。中国人是无理可讲之后就造反,西方人是要讲实力就用“法”。因为法律是对实力最强有力的制约,而有理可讲则“法”为多余。“法”为西方体制之法宝,而中国讲道理的体制则重“议”。中国虽名为人治,却招贤纳士,大兴科举;西方虽名为民主,把持的却自身利益。我这样讲,并非是要为中国的人治传统辩护。只是希望中国人不要把西方的民主神圣化,也不要只学他们的法律至上。要知道讲实力说话的丛林法则还完好地保存在他们的民主之中,而在社会的稳定中,比法律还要至上的是人们的健康人格。这就如同教育孩子一样,惩罚只是不得以而用之。如果中国人真的也是无理可讲或不讲道理了,再高举西方之法律,那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要彻底根治人治,改变世事取决于一人之好恶状况,而真正做“天听自我民听”,让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的采纳,让民众的愿望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去除了君主政治之后,其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主义”之“主”让位于“义”。也就是说,所谓民主之所主,是主行道之义,而不是自身之利。由于决策作为万一之“中”是在理与势之间取得平衡的结果,所以,让“主义”之“主”让位于“义”的体制,其核心是如何将“势”化之于无形。

对于中国传统,钱穆先生分别谈到了血统、政统、道统和学统的形成及其他们在体统中的演化。我们在这之中可以见到:血统在人治中为君,在民主中则是民,这便是将“势”化之于无形的表现。将势化之于无形之道,也就是“君子”之“群而不党”。如果将毛泽东的思想作一下转换,就是体统应现实化为“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所传之各统中,我们要在理与势之间和中,便可各取其源而将“学”“议”“政”“與”此四者构成最节省和对称的三角锥式的政体结构。在这个政体结构中,“学”是锥尖,即学术与学问至上。不再是法律至上的问题了。邓小平曾在反思改革的时候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我们可以对此作出一个解释。对这样一个政体,我们除了可以叫民主政制之外,也可以把它叫作“会议政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已经有了“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义”一主“法”的体制结构吗?

为了建设和完善这会议制的民主政制,振兴汉学是第一要务。与此相应,我们应将原来的国策,新修订为“以德立国,以议治国,以学兴国”。听说现在官方在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之后,又有了“和平崛起”之说,我不知这“三以”之说,是否是科学的发展观,能够助中国在未来和平崛起。但我还想特别说明的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需要将官学或党学变为民学,这是最根本的途径。

对于汉学之于西渐,可能有人会问:汉学在西渐中都要向西方传入些什么?这是一个我不能断言的问题。就当下来讲,至少有一个东西你要表达给对方,即我们之所以叫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而是我们处在一个崇尚中与和的国度。即尚中之国的人。

转自:博客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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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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