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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阐释学的“生活儒学”

周剑铭

 

“生活”与“儒学”都是两个大概念,各自俱微言大义的深度和纷纭复杂的广泛理解,但这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以儒学来阐释生活,生活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以生活阐释来儒学,儒学就得到了现代性。这种阐释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既能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既有成就,也能发挥中国学术自身的特征。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阐释学的努力。

一、“生活儒学”的层级与阐释

层级或层次是阐释学的核心,因为层级区别于一般实证方法的平面性,不同于实证的分解归类与分析演绎,才使阐释学成为独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层级或层次好像X光片(这里与病人无关),普通人看是模糊的单层影像,但专业医生可以看到相互重叠但层次不同的实体,甚至不同的医生也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但这种阐释学层级的困难在于,它也是最能导入无谓的论争的原因。阐释是一个全面、整体性的工作,阐释学的困难往往不在于一个概念、一个论点或一个用语的对与错,而在于你的阐释焦点的掌控和阐释的先后过程。

生活儒学的层级是这样的:

观念的层级:本源情感(存在)→ 本体(形而上存在者)→ 人伦物理(形而下存在者)[1]

或者:本源情感 → 形而上主体性 → 形而下主体性[2]

“生活儒学”作为阐释学,是关于所有这些层级的,“哲学形而上学不过是生活儒学当中的一个层级、而且远非本源层级的问题”;“有人误认为生活儒学是一种‘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殊不知,生活儒学首先是破解一切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拒斥形而上学’,因为根据观念层级之间的奠基关系,任何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都必须建基于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例如作为形而下学之成立的前提的范畴表,必须建基于某种本体论。所以,生活儒学的工作就是:解蔽→溯源→建基”。[3]

但“生活儒学”目前的工作主要还是处在本源这个层级。作为一个哲学家,“生活儒学”作者的解蔽工作是从形而上学开始,走向本源的生活。但这时的这个“生活”很容易被先验化,这是“生活儒学”遭质疑的一个原因。对于一个非哲学家或非哲学家身份者所言的生活而言,解蔽、去魅是从形而下中进行的,无须从学术形式的“形而上学”观念回到“生活本源”,再由生活本源开始重构哲学和社会制度,而是在现实性的生活中的觉悟(去魅)和重构,所以目前才有儒教、体用分别、政治儒学、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在生活之中,只是境界即觉悟程度或取向不同而已。在哲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哲学家的哲学最多只能指导生活,不能也无法包办生活;但如果你有生活儒学的“知识”而又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甚或是政治家,你就可能对社会做出更直接的反映,这才是哲学向生活的真正“还原”。因此,“生活儒学”既可以看成是一种(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哲学,也可以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知识或方法理论。理解了这种层次性,既可以使“生活儒学”宣明自己的使命,也可以减少人们对“生活儒学”的误解。

“这里,读者可能产生一种疑问: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循环,因为作为形而上学的本源的生活,似乎恰恰就是形而下的东西,而它们却又是以形而上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确实是一种‘循环’,但它却不是逻辑的循环论证意义上的循环,而是生活本身的‘循环’:它是生活情境的本源结构。形而下学在两层意义上是本源于生活的:其一,形而下的东西根据于形而上的东西,而形而上的东西本源于生活;其二,所谓‘形而下’的东西,一方面作为本源结构的‘去生活’方面,它是我们的构造;而另一方面作为本源结构的‘在生活’方面,却正好是我们的生活际遇。我们遭遇形而下的东西、并且在重构中超越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本源意义的超越,正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本源结构。”[4]

“生活儒学”的任务在层级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从形而上学层级上解蔽、溯源,另一方面是生活本身的去魅、还原。前者借用和改造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主义的道路,还原到“生活本源”;另一方面就是向儒学的本源还原,还原到生活世界的情感和感悟。这两者恰恰能经过中西文化的汇通而重合,这是“生活儒学”能够成立的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儒学”目前的工作既包含了较纯粹的哲学理论,也积极地参与了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把前者融入后者,而区别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现代新儒家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 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在理论上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视域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生活本身’。他们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但是恰恰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5] 这样的认识对儒学也是同样的,“儒家的本源言说意味着:根本无须‘儒学’这样的东西。”[6]“生活儒学”也是儒学,“生活儒学”有层级的自觉性,如果要回答“生活儒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生活儒学”是一种阐释学,这与儒学的本质是承继的,《爱与思》一书原来的副标题就是“儒家思想的当代阐释”。

二、无言的生活与无言的传统

生活是社会最普遍的现实,市井百姓是生活,强人大腕是生活,隐士、领袖也是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哲学家的生活等等都是生活,相比之下,“社会”倒是一个很抽象的整体概念,而“生活”很难说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你只能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但你不会看到“生活”本身,只有在现象学的特定意义上,你才能“本质直观”到这种“本质”。可以说这正是现象学成功的全部秘密,也是许多现代哲学理论的精髓。但生活是普遍的而不是特定意义的,因此哲学与生活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困难,正视这一点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特征。

回到生活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普遍诉求,但对于哲学来说,这却成为哲学自身的一个问题:如何形而上学地进入生活世界?如何开始“奠基”?“本源生活”是否就是日常的生活?如果是,那么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不是,那就必须有一种或重建一种形而上学的“本源生活”,才有言可说,但这样“生活”就形而上学化了而不成其为生活。这就是哲学无法逃脱的困境,“生活就是无。生活是一种事情。…… 生活是没法说的,一说就不是生活本身了。”[7] 对于哲学来说,必须言说“无言”,或者最少能对言与无言有所说,否则哲学家就没有立身之地了。要做到对言与无言有所说,哲学就“元学”化了,现代阐释学也就应运重生,但这只是把哲学与生活之间的隔绝透明化了,只有在身在其中、身心合一的文化境域中才能克服这种困难,使哲学的境域与本源的生活同一化。中国文化就能提供这样一种境域,儒学则以自身的存在方式实现了这种境域,这就是儒学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统一。

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传统可以由各种具体形式表现,但各种具体形式只是保存传统的方式而不是传统自身,因此可以说,传统的形式言说着传统,但哲学无法直接言说自己的真正对象,因为哲学的形式如概念等本身是抽象的,哲学只有自身传统化才能表现传统,如西方哲学的知识性传统就表现了西方文化的特征,正是知识的可表达性使西方哲学具有成套的范畴与概念体系。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知识而是思想、即所谓“思想文化”,因此中国哲学以思想性为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具有自身不可表达性,今天这也成为了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的困境。儒家文化是一种自身实现的文化传统,儒学以两千多年的传统阐释自己与现实、历史的同一,但一直未得到自身独立的实体性,这种尴尬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但这也正是儒学的本质。中国哲学以自身“无言”的存在方式阐释了无言的本质性,自觉到无言与言说的统一: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庄子·天运》)

孔子是以言肯定无言,庄子是问而不疑,至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无为而无不为”是精粹的对无言的言说,在这些意义上他们都是现代哲学家。

“生活既不可言说,也可以言说。这取决于我们的言说方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一是符号的言说方式,一是本源的言说方式。…… 然而老子、孔子那里的言说,往往不是符号的,而是本源的。…… 这里,言说是‘无所指’的。…… 符号的言说方式是‘言之有物’的,而本源的言说方式则是‘言之无物’的。在本源的言说方式中,言说本身就归属于生活本身:这里,生活不是作为一个对象的‘被言说者’;生活与言说是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 当然,生活也是可以、甚至必须被加以符号化地言说的。除非我们不谈‘儒学’——儒家之‘学’。我在这篇问答里的许多言说,其实也都是形而上学的、符号的言说方式。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构形而上学。但是对于生活儒学来说,重建形而上学乃是重建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任何形而上学的建构,必定以‘主-客’架构为先行观念,这首先就要求生活被对象化。但虽然如此,我们却应该心知肚明:这并不是本源的言说。儒家的本源言说意味着:根本无须‘儒学’这样的东西。”[8]

中国哲学的本质是自身无言的文化,所以能够无言地“言说”生活。因此,不能把“生活儒学”的“生活”视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相反,用“生活”来修饰“儒学”正是对儒学形式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的反对,因为从西方哲学框架出发,是无法从形而上学进入生活的,所以才有“奠基”这样特殊的诉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离实境,借用佛教中的法印“实相无住”作解释是非常贴切的。解蔽“形而上学”在哲学上是理论性的工作,为“形而上学”奠基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历史过程。寻找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为知识奠基,是西方哲学家的理想和未完成的任务,但真正实现形而上学奠基,在西方哲学的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在一个相互隔离的世界中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世界范围则是自然的,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唯一的人类(人择原理是支持这一点的)和共同的生活世界,因此这需要中西文化、世界文化的大融合。

是否能把心性学为主宗的儒学实现为一门宏大而精致的现代学问,还有待于多方面的努力,当然,“生活儒学”是有雄心的,但从生活本源到形上形下的重构是一个时代的任务,这不是一种哲学、知识或宗教自视为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这一切正在不同的层级上艰难地进行着,至少在哲学领域,“生活儒学”表现了哲学家的生活正在返向本源。

三、从现象学的“直观”到中国哲学的“直觉”

现象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转向东西合流方向的一个拐点。现象学自称为是一种方法、工具的哲学,通过悬搁的解脱走向直观,但这种直观仍脱不了自身的无根先验性;但现象学的道路与方法是可以借鉴的,儒家的心学是可以与现象学相互比较、相互吸取的,两者都是“心”的境界。但现象学的“直观”是外向的认识,心学的功夫则是内在的“直觉”;现象学以“直观”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心学没有成为专门研究“直觉”的学科,而只是直觉对象而实现自身,比如《论语》说仁而不言仁自身就是言说无言的典范方式。

心是内在的本质性,但现象学的内在是指人的认识活动的内在性,而心学的内向则是人的内在性本质;现象学的内在成为认识论的方法、工具,而心性的内向则是自我教化的人性感悟修养;现象学以完成本质直观为目的,导向知识的本质,而心学是以认识自己为开端,心性修养导向人性的升华。但这两方面并不是对立的,一个是人的世界,另一个是世界的人,但前者导致知识的形而上学化而与生活相隔绝,后者则是人与自己生活的同一,使日常生活成为生活本源。

西方哲学家一直梦想对“智的直觉”的理解,从中国哲学来看,智与直觉实际上是同一状态的两方面,智与直觉都是人的境域。智与直觉不同于知识,它们不是中介的理性工具,也不是自身经验的保存,它不是过程或结果,而是理性的境域,因此区别于悬搁了经验知识的现象学直观。现象学只抓住了直观而看不到直觉,是因为现象学的排斥历史与文化思想这样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中国文化境域中,心灵的直觉不是没有本质的空明直观,而是植根于历史而成为文化传统,这种直觉具有理性的本质,是真正的“智的直觉”。

心性学的基础就是直觉,心性学就是直觉的学问。心性学中的核心概念“心”、“本心”、“良心”及“良能”、“良知”等,都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理性直觉,“不待”就是“直”,“知”是理性,“觉”是心本,它们与现象学的直观相对应,但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直观是对象性的,“意向性”就有对象性内涵,而直觉的理性是自身的本质的人性,具有历史内涵,是本质人文性的,文化传统就是它的实现方式。

儒学的心性之学是人学,但如何把儒学的心性之学表达成为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的“虚位”,成为既不失中国哲学的本义而又中西相通的现代哲学理论,从现象学的直观到人文化的直觉是一个关键。“生活儒学”的进路就在于使心理层面的性、情、爱、思、悟等沿着中国传统的“相”的进路而阐释成与现象学直观相似的形象直觉,这个进路最终推进到的“悟”,悟就是不折不扣的直觉,悟的理性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人文内涵而不同于现象学的直观,因此,“生活儒学”消化了现象学的理论方法,把现象学的认识论的直观改造成人性的感性直觉,进一步把现象学的先验性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者(此在)预设消融在儒学的现实性生活之中,这是“生活儒学”理论上的一个成功。

四、从存在论的存在到生活本源

现象学把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第一因问题悬搁了,这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走向存在主义的原因,他以存在者出发,寻找基础存在,存在者与存在不是主客两分的,这是海德格尔的成功,但却是自我分裂的,这是海德格尔努力但过无法弥合的透明隔绝,因此海德格尔的 “一般存在”终究不过是“第一因”的现象学现代版。当然海德格尔的进路是可以借鉴的,存在者是人,他把存在问题落实到人上,如果不把人特殊化为存在者的此在,而是把存在者生活化,把此在生活本源化,也就把海德格尔中国化了,存在论哲学成为了中国哲学。“生活儒学”正是从这个进路切入的。

“此在的存在就是生存,这一开始就与儒家的意图有所不同:儒学并不关心所谓一般的‘存在的意义’,而只关心‘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所说的一般存在的‘超越’意义,在儒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海德格尔在两种意义上谈到超越:一是存在之为存在的超越意义,一是此在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能在的超越。儒家关心的乃是后者:这样的超越如何可能?人如何能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的能在超越?或者用儒家的话来说:常人从小人变为君子乃至圣人是如何可能的?”[9]

“存在者是由存在给出的,而不是相反。这是我跟海德格尔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他看来,存在本身只能通过此在的生存领会,才能‘存在出来’;…… 生活儒学的观念与之相反:是存在给出了存在者,生活生成了生活者。这里,不是‘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者总是存在着的存在者。”“这是因为我跟海德格尔之间的另外一个基本区别,即我的‘生活’观念与他的‘生存’概念的区别。他把生存理解为此在的生存,而又把此在理解为一个存在者,这样一来,某种存在者就成为了存在的前提。而生活儒学之所谓生活,不是此在的生活,亦即不是主体性的人的生活。”[10]

“生存与存在是不同的事情。这是我跟海德格尔之间的又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在他那里,生存与存在之间有一种区分:虽然存在只有通过生存领会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他那里,我们仍然决不能说‘生存等于存在’;虽然可以说此在的存在便是生存,但却不能反过来说此在的生存便是存在。总之,生存与存在不是一回事。然而在生活儒学看来,生活恰恰就‘等于’存在。生活儒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所谓存在。…… 因为生存之外的‘存在’、或者说不同于生存的所谓‘存在本身’,只不过是在西方传统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臆想。对于生活儒学来说,存在本身就是生活本身。”[11]

“此在的生存只是‘有我之境’,生活本身才是‘无我之境’。所以,从本源的层级上来看,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人倒是生活着的人。这意思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因为他生活着。有怎样的生活,就会有怎样的人。”[12]

“儒学的本源处则是先在于这种主体性存在者的,即是对这种主体性存在者的追问:主体性何以可能?存在者何以可能?由此回到存在本身、生活本身,回到本源的生活情感、仁爱情感本身。”[13]

“‘在生活并且去生活’乃是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是先行于此在的,此在恰恰是被这种本源结构造就的,或者说是这种本源结构的一种显示方式。”[14]

因此,“生活儒学”就把生活看成是存在本身,成为“本源生活”,这样就进入中国哲学语境。

“生活的本源情境乃是‘浑沌’的共同生活,这是‘无分别智’的生活领悟;而生活首先显现为生活情感、特别是‘仁’即‘爱’的情感,此即‘万物一体之仁’。正是生活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给出了一切存在者,这就是所谓‘不诚无物’。……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是‘无’;唯其为无,生活才能‘无中生有’,重新给出生活者、进而改变其生活。”[15]

把存在同等于生活,在中国语境中言说,生活就是“无”,这就是用中国语境来消解形而上学的困难,但在哲学理论上并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

“生活的浑沦,乃是‘无分别相’的,即是前分析的、前概念的。…… 之所以有人的生活,首先是因为有生活的人;之所以有生活的人,首先是因为有生活本身。人被生活生成,人诞生于生活;物亦然,任何存在者皆然。 而生活本身不是任何物,即不是任何存在者。唯其如此,生活背后一无所有;不仅如此,生活本身一无所有。这意思就是说,在本源意义上,生活背后没有任何物,生活本身也无任何物。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是无。”[16]

言说无言与生活本无,是一种自相缠绕的实境,如果说学习现象学是一种明白似式的糊涂,那么学习中国哲学则是糊涂式的明白,如何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言说中国哲学中的无言,则是一个更艰巨的哲学任务。

五、本源与境界

存在是无可言说的,这大体上成为了现代哲学的一个普遍认识,也正是中西哲学的共识,但无可言说仍是哲学,否则就无所谓有“哲学”的必要了。中国哲学不依靠概念和逻辑演绎,而以存在自身“阐释”存在,这是西方传统哲学所不能达到、而现代哲学努力寻找的方向。认识到生活与存在的同一性仍然只是一种哲学观点,只有按照理论的逻辑演绎,使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概念化、范畴化才能使中国哲学现代化,这是今天中国哲学家的功夫。如果不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上西式化,即在概念和演绎上取得其与西方哲学的共同平台,就很难为中西学者共同信服。但怎样把传统的心性之学阐释成现代哲学,是一项繁难、复杂、细致、艰巨的工作,需要中西哲学完全融会贯通,更需要慧心明智的创造。对于“生活儒学” 来说,如何把仁、情、思这样富含人性本质的中国理念用分解分析的实证方法重构为纯粹理性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黄玉顺先生在解读古典文献时是独具眼光的,比如对“观”、“念”、“思”、“想”、“存”、“在”、“生”、“活”、“事”、“情”、“悟”、“诚”等等的引证解读[17],就发掘了形义之中的许多原初含义,正是这些蹊径的独辟,为古典心学理念走向现代概念的通道找到了切入口。

“生活本身首先显现为生活情感。作为本源的生活情感,不是什么‘心理现象’。因为:作为心理范畴的心理现象,是以主体性的人作为其观念前提的;然而生活情感,我一再说,是先行于主体性的事情。对主体性的人,我也首先把它‘悬搁’掉。但是,跟胡塞尔一样,其实,我同样会采纳心理学对情感的划分。不过,胡塞尔是把它内在意识化,而我是把它存在化、生活化、无化。下面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说:生活情感本身仍然是有层级性的;我会说:生活情感有各种各样的显现样式。但是,关于这些层级划分、样式划分,我可以说:我对情感的这种划分,跟心理学对情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实质意义却是不同的,就是:这不再是心理现象、心理范畴,而是先行于存在者的生活情感的显现样式。”[18]

从心理意义出发,仍然是停留在个人性的文化生活境界中,当然这也可以是一种很高的生活境界:

“作为一个哲学家,功夫与境界是统一的: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功夫?我刚才提到两种:一种是仅仅形而下地做功夫,那是不行的;还有一种,有形而上的根据地做功夫,也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做真功夫’,就是要回归纯真的生活情感,回归本源性的爱。这才是最高的境界。”[19]

从“孔颜乐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到“无所乐之乐”或称之为“无”境之乐,这当然也是一个现代儒学哲学家应然的功夫境界,但个人境界与“本源生活”仍有层次差别,个人境界与生活本源的统一就根据于历史与传统的内涵,本源生活的“本源”不是无根之木,因为生活总是传统与现实的统一,中国式的存在境界与个人心理活动的统一就是因为其中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因为侧重于此而具有历史与文化所赋予的鲜明的当代性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心性学可以从个人心理层面走向真正的全面哲学。

六、不可言说的言说

阐释学是现代哲学的基本方法,“生活儒学”对层次的运用就是非常成功的,比如对仁的阐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儒家的‘仁’有着三个不同观念层级的用法,它们之间具有奠基关系:其一,作为本源性的生活情感的爱本身;其二,作为形而上学建构的初始范畴的‘性’、亦即绝对主体性;其三,作为道德情感、道德原则的‘善’、亦即价值论意义上的相对的‘善’(不是作为本体的绝对的‘至善’)。 这种被设定为人性的善性,在现代汉语中称作‘爱心’。对于儒学的重建来说,伦理学的重建是这样的事情:‘爱心’作为人性,既不是荀子式的经验论所给出的,也不是孟子式的先验论给出的,而是在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中显现出来的。”[20]

但阐释学同样有自己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阐释学”了,阐释学只是把哲学中的不可言说的困难特殊化了。

生活就是自生的自然,如果要使这样一个前提不成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就必须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展开,形而上学的“存在”是被拒绝而需要重建的:

“生活儒学认为:生活不是‘什么’,因为生活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所以,生活没有什么‘源头活水’,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源头活水。这就正如我们不能问:存在本身的源头活水是什么?因此,‘生活如何可能’那样的康德式的发问,在这里是不合法的,因为那样的发问方式所针对的乃是形而上学,然而生活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形而上学所思考的事情——传统形而上学已经遗忘了存在、蔽塞了生活本源。”[21]

如果仅仅只是把生活“等同”于存在,只是把问题转移了,换了一个视角,不可言说的言说仍是可以言说的,实际上,存在总是成为自己不能拒绝的问题和言说:

“海德格尔……把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看成是问存在问题的自身,即不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去问什么是存在,而是问人们是如何开始对存在的问题的提问的,问谁或谁在问?(本体问题)问什么?(存在论问题)为什么问?(元问题)最后是成为他的哲学的怎样问。在这样的问题中主词和谓词并不先出现,而是在问问题中逐渐出现,这也就是存在在存在问题的中元哲学呈现,问问题成为了问题,而且是问存在问题自身成了存在问题,问题的元学性质就是元哲学意义的哲学。但这样的问题们自身仍然只一个空中楼阁,所以海德格尔只能从本体意义的存在者入手,首先从存在者上剥离出存在,再进一步揭示存在自己,这样他所要固定的幽灵在他的研究中逐步呈现,他以一个词法形式‘此在’在他的存在论中代表了这个幽灵,海德格尔在这一个立足点上开展了他的全部研究。此在具有两个方面的研究性展开,其一是此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即从存在者上剥离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此在是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的工具方法,这是元哲学意义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此在与存在的关系,即存在以此在方式而展开自己,此在成为了存在的替身演员,这就是哲学学性质的了,存在论变回到了本体论。”[22]

海德格尔的未竟的任务只能在中国哲学中解决。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发展出概念和逻辑的学术框架,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意义或价值同一性来进行论证是自然而且可以相互理解的,而且在西方哲学理论中,最后解决方式也往往不得不借助同一性,比如黑格尔、甚至康德,但是同一性既不能作为超前提,也不能作为证据工具,每一种哲学理论的展开,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分析分解同一性问题,从而使理论自身具有科学性,这是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七、高峰论题

情与悟是从仁爱到思想的必要过渡,也是从东方思想到西方理性的汇通的隘关,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理论上的切入口,但怎样去打通仍需要巨大的努力。

生活本身作为存在本身,显示为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从性走到情,从情走到爱,然后自然地归于仁,在中国文化的境域中,这种理解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如何进入到理性的认知之思,就非常艰难了,“生活儒学”努力把“爱”与“思”内在一致化,书名“爱与思”就说明了这一点。黄玉顺先生引用了很多古文献证明中国人的“思”包含有人文情感内涵,具有形象、表象性,隐含了时空意义:

“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或者一种观念,这种方式、这种观念并不是我这样一个存在者去通达另外一个存在者。必须找到这样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存在本身,也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存在者的事情。我现在就告诉大家:这就是‘思’的事情。但这种‘思’绝不是笛卡儿那样的‘思’(ego cogito),甚至也不是后期海德格尔那样的‘思’(Denken),而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儒家的那种真正的本源性的‘思’。”[23]

“思与爱虽然都是情感的事情,但是有着一种基本的区别:爱是当事的,思是事后的。显然,我们不可能当面思念一个人。正因为是事后的事情,思就必定意味着‘空间’的距离。…… 空间的观念何以可能?乃导源于情感之思。而正由于这种空间的距离,思与爱就不同:思必伴随着表象。在思念中,必有思之所思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想象中生成。…… 汉语所谓‘思想’的本来意义,就是:在思念中想象,在想象中思念。‘思想’就是:思-想——思之想之。‘想象’就是:想-象——思想着形象。唯其如此,诗之为思总是形象的;但这并非所谓‘形象思维’,因为此时此刻并无所谓‘思维’。这是情感之思,形象只是在情感中的形象。这种所思的形象,就是原初的表象。所以说,正是思——情感之思——生成了表象。这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是从情感之思过渡到认知之思的秘密所在:认知总是表象的。表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观念形式。休谟甚至认为,全部意识并无所谓感性、理性的区分,而只存在着直接观念、间接观念的区分。所谓间接观念,就是表象。这就是说,不仅感性意识、而且所谓理性意识,都是采取的表象的方式。确实,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学的方式,都是表象的方式。海德格尔说过:‘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其实,形而下学、例如科学,也是采取的表象的方式。所以,对于从生活本源向形而上学的过渡来说,表象的生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情感之思之所以可能转化为认知之思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认知都是采取的表象的方式。表象化意味着对象化:表象是观念中的一个对象。对象化就是客体化,所以同时就意味着主体化,因为客体与主体是同时并存的。于是,‘主-客’架构由此确立,形而上学由此可能。”[24]

“首先,在儒家的观念当中,关于存在者的‘时空’观念,仍然是被本源性的情感所给出的,具体来说,是在情感之思、领悟之思当中给出的。正是在这样的领悟之思当中,我们才领悟到空间和时间。这是因为,情感之思总是想象-形象的,而空间和时间就在这里面显现出来了。…… 所以,‘时空’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范畴,在儒家的观念当中,是在情感之思、领悟之思——本源之思当中被给出来的。”[25]

“‘时空’的观念正源于这样的思。正是思,才给出了时空:在这种情感之思当中,我们才领悟到时空。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我们精神生活的很多秘密、甚至全部的秘密,都蕴藏在这里。那么,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呢?那就是说:当我们谈儒学的重建、形而上学的重建等等问题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思’当中给出存在者。…… 情感之思和领悟之思都是先行于存在者的思,都是本源性的思,但是,这两种思还是不同的:思首先是情感之思,然后才是领悟之思。”[26]

这里存在着对理性的认知之思的一种误解,所谓工具理性不仅仅是对象性的,而且具有自身的实体意义,比如电脑屏幕上的图像对于人而言是表象,但对于机器而言,只是无数0和1的电信号,机器只是处理这些信号,但这对于人而言却是“思维”意义的,这种自身实体意义的“思维”与“理性认知”具有相同的本质性,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专门化理论“算法”就是针对这种东西的,当然离哲学仍然很远。因此,虽然这里对情感、领悟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仅仅在情感之思中领悟到时空、存在者,或存在本身,仍然是中国式的领悟,用一句俗语,是情商而不是智商:

“正是在生活情感中,我们才领悟到存在本身,领悟到存在者的存在,领悟到存在者本身。…… 第一,我们首先是领悟到存在本身,然后才领悟到存在者的存在,最后才领悟到存在者。…… 第二,存在即生活,存在领悟即生活领悟。存在领悟并不是说:有一个叫做‘存在’的东西摆在那里,它作为一个对象,被主体所领悟。存在领悟就是存在本身,生活领悟就是生活本身。海德格尔在谈到Sein / to be 时,本来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既然存在本身只是在生活领悟中才显示出来的(用他的说法,存在本身只能在此在的生存领会中显现出来),这就已经表明,存在领悟其实就是生活领悟本身,就是生活本身。我们‘知道’了生活,也就‘知道’了存在;然而我们向来生活着、并且向来‘知道’我们生活着,所以我们向来存在着、并且向来‘知道’我们存在着。我们由此领悟着存在、领悟着生活。 第三,存在领悟是导源于生活情感的:正是在情感中,我们才领悟到生活之为存在,并进而领悟到生活者之为存在者。对于儒家来说,这种情感首先是爱。但这并不是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而是: 爱,所以在。没有爱,就没有存在,也就没有作为爱者的我、你、他的存在,因为是爱生成爱者、存在者。”[27]

“生活总显示为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悟。但要注意,生活与生活感悟的关系不是传统哲学所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显示之为显示,不是说的一个本质显现为一个现象,不是说的作为本质的生活显现为作为现象的生活感悟;而是说,生活就是显示本身,或者说,显示就是生活本身;这种显示既是现象、也是本质,唯其如此,生活感悟、生活本身也就无所谓是现象、还是本质。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感悟就是生活本身。而生活首先显示为生活情感:没有生活情感的所谓‘生活本身’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在本源上,这种生活情感不是‘人之情’,而是‘事之情’。儒家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情感哲学,是一种‘爱的哲学’。”[28]

“生活儒学”探索的前沿就达到这里,情感之思也就是领悟之思:“这种存在本身,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情感、生活领悟。”

因此,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并没有真正被揭露:中国式的领悟之思如何才能转化为西方式的理知之思?这是从哲学的纯粹理性上打通科学与人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隔离的重要任务,而且这是康德也未能完成的任务。悟就是直觉,但悟性与知性之间仍是不能直接过渡的:

按照康德的分析,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直观的杂多成为我思表象,实现经验综合,而另一方面,经验的综合只有在统觉的统一之下才能成为纯粹知性。为了说明这个非赏困惑的关系,康德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按照康德的论述,概要地说,一方面,纯粹知性自身是一种将经验表象置于统觉的统一之下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按悟性的方式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悟性由于先于经验,所以是先天的,另一方面,统觉的综合统一是关系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统一的关系,也就是统一的条件, 即康德本义的纯粹知性,它是统觉自身的过程与形式同一的统一,也即必然的统一,这个原理就是同一律,正是由于这种必然性,它成为先验的。按照这种理解,悟性是一种从经验表象杂多中提取关系的能力,在统觉中,它们综合统一为具有普遍、必然的纯粹知性即范畴,这个过程就是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难题的理解。因此,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实际上是悟性转变为纯粹知性的过程。

    康德说统觉的原理是人类知识范围中最高原理,但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关键过程:先天的悟性怎样转变为先验的纯粹知性,甚至没有举出一个例子如他喜欢的数学例子来进行说明。康德只是援引同一性,但不能说康德的论述是一种独断,因为事实上存在这个过程。康德还使用了反证式的方法来说明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我思表象在统觉中不是同一的,则将有形形色色的自我。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正面清晰地演绎了这个过程,而只是说明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关系,这些解释往往无助于这个过程的清晰化,反而增加读者对真正本质过程理解的迷惑。

但实际上,康德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完成这个转化的。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虽然康德没有直接说出,自我意识就是统觉,但他区分经验统觉与纯粹统觉,前者与时空经验有关,后者就是悟性,就是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的过程,即‘本源的统觉’。他说纯粹知性(悟性)是一种能力,‘先天的联接所与表象之杂多而置于统觉之统一下的能力’, 正因为强调它是先天的能力,这就是在区别于先验的知性的意义上的悟性。

按照康德的思路继续分析,这个我思表象不能认为是感性,而是内在于意识中的,是没有经验内容的纯粹关系,它们源之于经验杂多,但不是经验杂多。但是康德无法讲清这种关系的生成,只是勉强说:“联接非存在于对象,且不能得之于对象,是由知觉取入悟性中”,这样他也就无法真正地理清悟性、知性与我思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产生我思表象的自我意识因为没有更高的表象因而成为必然的,这就是康德费尽心机追求的“先验”的来源,就是说是我思完成了这个转换,是我思的表象在我思中获得了普遍的必然性即纯粹知性的本质。”[29]

西方学术的实证方法就是在对对象的分解、分析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的整理和规律性的演绎,西方哲学的主体框架就是主客两分。有了对象,就有主客分野,就自然形成了西方学术体系,如果没有对象,学术活动如何进行?没有客观性,就无所谓实证科学,这不仅是中西方化之间的区别,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人是这宇宙中唯一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当人回向自身,客体也同时是主体,这时候,实证的方法就失灵了。即使是人文学科,实证的方法也是有限的,比如几率、统计方法等。在哲学领域,人是唯一的主题,只是哲学把确定自己的唯一对象作为自己的全部工作而得以成立。以科学来改造形而上学,这在西方哲学框架中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为了克服这个框架的自身分裂,近代哲学的努力就是想法消融主体和客体,从心理、从艺术、从生活、从东方思想中寻找出路。

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具有本质的相同,这里存在的困难倒不是人文或中国哲学方面的,因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恰恰是科学自身的性质,正如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入侵带来的一样,这种冲突不是科学或西方文化自身能解决的,这种问题的解解决恰恰需要依赖人文学和中国文化自身的拯救和阐释,把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融入人类文化的大境域之中而获得自身的统一。


[1]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一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黄玉顺:《爱与思》,第四讲。

[3] 黄玉顺:《儒学与现象学的分野》,《原道》,第14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黄玉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

[6]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黄玉顺等:《关于生活儒学的若干问题》,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

[8]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9] 黄玉顺:《爱与思》,第二讲。

[10]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11]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12]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13] 黄玉顺:《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学术界》2007年第4期。

[14] 黄玉顺:《儒学与现象学的分野》。

[15] 黄玉顺:《儒学与现象学的分野》。

[16] 黄玉顺:《爱与思》,附论二。

[17] 黄玉顺:《爱与思》,第四讲“境界的观念”。

[18] 黄玉顺:《爱与思》,第二讲。

[19] 黄玉顺:《爱与思》,第四讲。

[20] 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2007年第2卷第3期全文译载。

[21] 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22] 周剑铭:《中国思想与元哲学》,新国学网:www.sinology.cn

[23] 黄玉顺:《爱与思》,第三讲。

[24]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25] 黄玉顺:《爱与思》,第三讲。

[26] 黄玉顺:《爱与思》,第三讲。

[27]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28]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

[29] 周剑铭:《中国思想与先天综合判断》,知识在线:www.5757.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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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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