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

傅谨

 


中国美学晚近100年的道路,既蜿延曲折又内涵丰富。100年的历程留下了堪可承继的珍贵的精神财富,100年的历程也同样留下了可以继续开拓的广泛空间,留下了诸多值得细加咀嚼的世纪难题。揭示美学在中国晚近10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固然是总结中国美学历程最好的方法之一,但指出中国美学尚存的那些最关键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同样是对近100年中国美学历程的一种总结。
一 “美学”是什么
任何一个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业内人士对学科研究对象有基本的认同,构建一个共享的学术话语空间。但是当我们回顾并考察中国美学近100年走过的历程时,不得不指出,就中国美学发展现状看,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个在学术研究领域最为起码的要求,如果说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们在“美学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美学研究领域充满了误解。所谓美学包括“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三大类对象的说法,由此再生发出来的关于所谓“科学美”的讨论,以及以这三个方面或四个方面对象构成整个美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构想,至今还充斥于各种各样的美学教科书。我们每年都能读到许多其实与“美学”这门学科并无多大关系,却藉“美学”为名的著作论文,这些文献以十分认真的态度研究“美”(漂亮)的本质以及它的制造方法。更令人遗憾的是,像这类与表现为某种理论形态的人文学科——美学(Aesthetic)毫无关联、与艺术与审美这一特殊精神活动毫无关联的文献,经常可以很轻易地混迹于美学界以及一些本该地位很高的学术杂志、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学术文献索引中,加剧了美学研究领域的混乱,使得美学作为一门完整而独立的学科更难以成型。
当然,中国美学发展历经百年而学科定位尚未完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中国美学确立学科定位之步履艰难,首先,或许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学科定位方面本就包含了与生俱来的困难。 美学究竟是一门研究艺术理想或艺术思维的学问,还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美(漂亮)的学问,换言之,所谓“审美活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类活动,一直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可以说,这种含混不清远远不只是中国美学遭遇到的问题,当欧洲美学家把柏拉图(或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看成是他们最早的先驱时,其中多少也包含有类似的含混。然而,自从使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真正成立的奠基之作——德国十八世纪鲍姆嘉通的《美学》问世(1750年),此后一些年,与现在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这门学科有关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博克发表于1756——1757年的《论崇高与美》,更使美学得以超越了狭隘的“美”的研究领域。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最迟到康德《判断力批判》与黑格尔《美学》出版的时代,至少在欧洲,美学已经不再是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美(漂亮)的必定会人云亦云的讨论,而已经彻底转向艺术理想与艺术思维这些有可能建立学科规范的、有关感性和艺术的、更深入地说是关乎人对世界的某种特殊把握方式的研究。至于西方美学此后的发展,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分析美学,更是非常清晰地远离把美学当作一门研究美(漂亮)这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视觉感受的非学术研究,这些美学理论“不是对美是什么作讨论,而是对人如何审美作讨论。美的本质,美是什么这样一些一直作为美学的最根本主题被放弃了,或者按现象学的说法被悬搁起来。”[①]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暗示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点——尽管许多美学家都同意在古希腊,“美”是艺术的普遍理想,然而,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美”,就像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真”与“善”一样,恐怕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有将真、善、美这样一些概念从日常生活层面上提升到形而上学层面,使之成为具有特殊含意的、关乎人与世界关系之本质的哲学范畴,才有可能出现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这样一些哲学的分枝。 要研究与考察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它并不是像西方美学那样,从其自身内在的审美意识演变史与艺术发展史的学术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美学在西方发展了150年左右才传入中国,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文学者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在中国古代堪称发达的人文研究领域,比起逻辑学、伦理学之类的哲学分枝,它更难以找到确切地相对应的学科。所以,美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并且成为像今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研究者的人文学科,必定要有所承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所承继的,并不只是从鲍姆嘉通开始,以康德、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欧洲近代意义上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美学。实际上,早到古希腊,迟至叔本华、尼采甚至更晚近的西方美学家的著作与思想,都以共时性的形态进入中国,同时影响了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那些先驱与后来者。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美学史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而不是从鲍姆嘉通开始的。由于从古希腊直到尼采这样一些极其不同的思想家的美学理论同时传入中国,我们并不容易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艺术理论与那个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样,也不容易认识到,与近代美学更接近的,并不是古希腊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比如说《柏拉图对话录》里的《大希庇阿斯篇》和《会饮篇》),而恰恰是他们那些可能并不提及“美”的、有关艺术(诗)的讨论。从这里,我们可以达致对中国美学内涵混乱的一种善意的解释,可以认为,这种混乱是由于人们不分轩轾地接受了那些实际上大相径庭的欧洲经典文献,而这又是一种虽不合理,却很合情的现象。
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中国美学所继承与接受的西方理论资源本身的复杂性。正如人生中许多巨大的不幸可能肇始于一个很小的失误一样,中国美学的不幸是,最早将发源于欧洲的“Aesthetic”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学者,套用了日文中的“美学”这个名称。至少在中国,所谓“美学”这个术语不是从“Aesthetic”直接翻译过来的,从表面看也没有它原初包含的“感性学”的意思,“美学”这个称呼虽然不能说与西方美学所用的“Aesthetic”这个词语全无关系,但毕竟它在字面上所表达的那种意思,与“Aesthetic”基本上是两回事,与美学在近现代的表现形态更完全是两回事。
“美学”这个名称无法准确地体现出“Aesthetic”这一学科的形成历史,反而有助于导致误解。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论述受到的特殊关注最能说明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欧洲所有人文学科的渊源,而像柏拉图这样一些古希腊哲人有关美(漂亮)和艺术的思想经常是犬牙交错的,对于学科创建时期的中国美学而言,其中那些有关美(漂亮)的思想虽然与鲍姆嘉通以后确立的美学相距很远、却又确实充满智慧和魅力;对于许多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美学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睿智,远远比黑格尔诘屈聱牙的论证更易于接受,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学,当然会成为一门很可疑的学问。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还遭遇到特殊的不幸,那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除了接续着欧美学术传统,几乎同时还接续了裹挟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苏俄美学传统,像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就是生活》[②]这样一部逻辑混乱的小册子,却缘于其拥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成为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不容置疑的经典。中国美学是在苏俄意识形态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这一特殊背景下成熟起来的,尤其是40年代直到70年代中叶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著作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在美学领域的实际贡献,相当多的美学研究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传播了“车尔尼式的美学”。在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这一强有力的干扰,整整影响了几代人,车尔尼的帮助,至少使得对“美学”这个名称望文生义的理解,获得了权威性的支撑。[③]
美学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在中国,这门学科并没有经过一个大浪淘沙式的逐渐规范化的过程。过多而又相当芜杂的理性材料一涌而入,在西方美学演进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思想与思想、范畴与范畴在承继变迁之中渐次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重现。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这样范围相当广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不是可以通过其在欧洲美学史上的重要性来衡量的,某些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未必就受到国人的重视。当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欧美、苏俄思想家繁复多样的美学观念、汗牛充栋的美学著作同时传入中国时,人们很容易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各取所需固然是一个方面,相当多西方思想家的前美学著作很容易被误作为美学著作,甚至被当作美学经典著作则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立足于这个非常混乱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内涵的混乱与不确定,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美学这一先天不足的特征,决定了蕴育着中国美学的那些思想资源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资源。然而,美学研究对象的含混不清,还有内在的原因,那就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至今仍缺乏研究美学所必需的历史方法与历史视野。 人类的审美理想是不断演进的,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理想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因而,不同时代的美学所研究的内容,也就必然出现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美学,如果不能从艺术与人类审美活动历史发展变迁的角度把握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美学这样一个特殊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人类审美理想的演进史上,对于美学这门学科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崇高”作为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的引进。如同鲍桑葵所说的那样,在审美理论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把古代人的基本理论看作是近代人包容赅博的概念的基础”,然而自从博克和康德把“崇高”这一革命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美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作为基本范畴,引入到美学研究领域之后,“美的”和“美”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包容性。鲍桑葵是这样叙述美学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的:
随着近代世界的诞生,浪漫主义的美感觉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自由的和热烈的表现的渴望,因此,公正的理论已经不可能再认为,把美解释为规律性和和谐,或多样性的统一的简单表现就够了。这时,出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最初,它的确并不是在美的理论范围之内出现的。但是,接着,关于丑的分析也出现了,并且发展成为关于美的理论的一个公认的分支。结果,丑和崇高终于都划入美的总的范围之内。[④]
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尤其是在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西方古典美学时期,艺术以及与艺术欣赏相关的审美感受集中在狭义的“美”的时代,欧洲社会普遍的艺术理想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美”(漂亮)之间才具有特殊的同一性。而美学恰恰出现在浪漫主义艺术理想勃起之时,出现在人类的艺术理想超越了“美”(漂亮)而进入更广义的、包括崇高和丑在内的更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的时代。虽然很难说是由于人类审美需求与艺术理想的丰富化,才推动了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但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背景,确实是欧洲主流社会审美观念出现从纯粹的“美”向着崇高、丑等等更具现代色彩,也更丰富多样的审美理想演变的特殊时代;由于美学产生在这一特殊时代,它又被视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能够认识到人类艺术与审美理想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研究者们就不至于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普遍化的误解。 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如同美学诞生于欧洲审美理想出现重大变异的时代一样,美学传入中国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人的普遍审美理想产生巨大变异的时代,虽然这种变异具有外来文化移入的背景。如果中国的美学研究者能够体会到这一变异于美学的意义,把这门学科的研究真正集中在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范畴之内,能以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这一特殊的思维方法为核心开展研究,那么,中国美学也完全可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困难显然在于,中国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普遍接受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相当多的研究者深信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美、审美以及艺术规律、美学理想拥有某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律,惯于从静态的角度界定美和审美。这一现象不仅导致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涵遭致普遍误解,同时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美学基本范畴遭致的普遍误解,将那些重要的美学范畴视为静态的、凝固不变的范畴的现象,在美学研究文献中在在可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美学范畴是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中产生的,范畴的发展既是逻辑的运动,也是历史的运动,那么,美学范畴就不仅是一个逻辑范畴,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美学原理和美学史包括美学范畴史的著作中,往往对美学范畴的流动、发展和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把美学范畴仅仅看成逻辑范畴,而忽视它也是历史范畴的情况,不仅在我国美学研究中存在,而且在别的国家如苏联美学研究中也存在。[⑤]
而中国美学存在的这一缺陷在研究持续进展中的阻滞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估。
当然,即使就欧美学术界而言,美学也没有像物理学、逻辑学之类学科那样极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涵。但至少,当美学这门学科被引进到中国时,有关美学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从美学诞生以来,在欧美学术界已经有近两百年时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而我们在发展这门学科的过程中,这一问题甚至都没有真正受到重视。至今我们或许只能叹息,抱怨当初人们选择“美学”这个词来翻译“Aesthetic”这门学科是一个错误;但是,既然这个学科名称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重要的就不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改变这门学科的称呼,而是建立学科本身的学术规范。假如说美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至少就要使美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一门有相对明确研究对象的学科,而从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这决不仅仅是美学研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所致,还有更深层的理论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21世纪的中国美学所需要致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二 美学民族化的可能与前景
尽管中国美学已经走过了100年历程,从学理的角度说,“中国美学”这个短语的含意恐怕还有待于厘清。在某种意义上说,近100年的中国美学更多地是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从这个角度看,且不谈那些尚处于业余水平的有关“漂亮”的研究,即使从中国美学发展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以及发展前景看,仍然有某种尚未被学界普遍、清醒地意识到的潜在危机——已经走过上百年路程的中国美学,至今没有找到很好地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本民族的美学资源,虽然近年来不断得到发掘,但要说它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和认识,也许并不夸张。即使是在中国美学已有百年历史的今天,“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中国”之间巨大的鸿沟还有待于认清,而美学的民族化,仍然是需要众多美学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理想。 当然,类似的问题远不止于出现在中国。事实上,即使是曾经担当了西方美学输入中国之二传手的日本,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美学领域,而日本民族颇为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艺术经验,与美学研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疏离。美学研究者们不应该默认这种疏离。美学是发源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因此,它无论怎么发展,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假如美学是一门跨文化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最终目标是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寻找并抽绎出世界各民族在审美领域与艺术领域共同遵循的某些规律,那么每个民族都有责任、有义务——尤其是非西方民族更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艺术与美学资源,在虚心地接受与继承西方美学的丰富遗产的基础上,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丰富全人类意义上的美学,使美学更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美学的民族化之所以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缘于人类文明的丰富内涵与西方思想的局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各民族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都发展出了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都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了艺术创作与欣赏能力;然而,虽然各民族的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以及艺术的发展的互相交流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与偏好上,当然也包括艺术的表现手法以及风格上,都必然表现出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民族特点。既然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对我国30年代以后的美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等苏俄美学家,直到构成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主潮的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等都是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通过对西方人的审美经验的抽象与总结发展出他们的美学理论体系的;尽管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的军事与经济扩张就波及到了世界上相当广阔的区域,但是直到“二战”前后,非西方的文化也一直没有以其本来面目进入到西方美学家的视野之中。如果说美学应该是对人类审美意识及审美活动整体上的哲学考察与总结的话,那么,仅仅凭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历程,是否足以抽绎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与美学理论?或者说,如果我们可以将美学视为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对无数人类个体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把握,那么,仅仅通过对欧洲人的审美活动与历史的考察,能否达致某种适用于人类整体的美学理论,也就非常值得怀疑。 因为人类文化具有共性,所以美学尽管是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却也能够被引进到东方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被用以阐释中国的审美现象与艺术;然而,也正因为人类文化还存在个性,所以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将如何包容和帮助我们解读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尤其是包容凝聚着中国漫长的审美历程之精华的传统美学观念,也就成为美学能否很妥贴地“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关键。 无论后来者如何试图从中国先秦以来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寻找传统与民族的美学资源,但是,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作为一门因其具备独立性也因之同时具备了渐次走向成熟的可能性的学科,无疑是从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开始的;正如王国维很顺理成章地将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应用于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一样,美学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能够不断地从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可应用性上,获得它前进的动力。百年来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撷取现成的答案,来阐释中国艺术漫长与复杂的历程,以及阐释这个历程中暗含着的规律。我们甚至将欧洲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艺术流派当作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以它们的互动关系来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也在美学教科书中加入了不少中国艺术的例子,这非但不是美学的民族化,而且更意味着美学家们事实上是在将中国的审美活动史看作是世界美学中的一个具体个例,是在用中国的审美活动史印证着西方美学的全球可应用性。
这就是说,自从西方美学被引进到中国之后,所谓“西方美学”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美学家们视为“西方”的美学,而实际上一直是被视为“世界美学”的。这就决定了在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虽然出现了不少具有创见的美学思想成果,中国漫长的美学发展史中所积淀的丰富而独特的美学思想,却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到今人构筑的这些美学理论框架之中。甚至像“意象”、“意境”这样一些从汉魏六朝以来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核心的位置的范畴,在各种各样的当代中国美学体系中,也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周来祥以“和谐”这个浓缩了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概念作为他美学理论与美学发展史的元范畴,这个以“和谐”为基本范畴的美学体系,在利用民族美学资源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但是即使是在周来祥的体系中,对“和谐”的解释却仍然是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和谐”这个民族色彩很浓的美学范畴,依然被放置在以黑格尔式的思维方法构筑的美学体系里,从而流露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痕迹。[⑥]夏之放曾经建议,应该“用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体系的第一块基石”,[⑦]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到基于这一范畴建构的、为国内美学界及文艺理论界公认的体系,更没有以此为基础的美学教科书。美学家们在处理民族化的美学材料,尤其是在处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最常见的概念和术语时,经常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难境地,在很多场合,也就不得不在体系的完备性与丰富的民族审美材料的运用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
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更显得非常之微妙。如前所述,中国的美学研究是在美学从西方引进这一背景下得以开展的,所以在美学发展之初,人们较少注意到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史的发掘。20世纪中国美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从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到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等人,其主要成就即使不全是介绍引进西方美学思想,也多数是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基础建构其理论体系的。但是,美学的发展必然会刺激研究者们从单纯地引进与接受西方美学思想,转而寻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美学思想果实。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已经波及到从老庄、孔子、《易经》等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与著作,到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这样相当广泛的范围,足以充分说明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已经非常关心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以及艺术活动中的美学规律。然而这一研究,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中国古代某个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者相似的某些观点,停留于说明或证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伟大的美学家与深刻的美学思想”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本该通过这样的研究,从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的审美理想及其发展过程中,探索和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符合民族精神的美学史学科。
但是至少到目前,我们在这一领域所能见到的最多的研究,依然是在用西方美学的观念直至美学术语,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用西方美学观念解读中国古典美学论著的现象。中国美学史几乎就成为西方美学史异样的翻版与重演,各种理念出现的时序或许略有不同,但似乎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审美与艺术领域所关注的都是一些相同的问题,并无二致。学术的发展总是由一些基本范畴、
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键问题的探讨推动的,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像“形”与“神”的关系等等具有民族特征的问题日益深入的讨论,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推动着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汪裕雄既准确又言简意赅地指出,正是“重意象、尚感悟的思维传统”支撑着中国审美与艺术的辉煌: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将意象作为自己的中心范畴,围绕审美意象的创造、传达和读解,衍生出自己的审美原则。《诗》之“比兴”,建基于物类相感、触类引申的《易》理之上,正与“易象”相表里。《骚》之“发愤抒情”,倚重庄学的“逍遥游”理想,强调主体备受压抑的内在动力,在推动艺术家诉之于意象,向超越境界升腾远举。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礼,诗骚两大传统在六朝之际相互融贯,“即目所见”直指“象外之意”,有限的眼前景物直通无限的人生体验,在唐代演为“境生于象外”的意境说。意境说远非有人所论,是源于佛教的另一系美学,它只是意象论的延伸与拓展,即强调意象必须向形而上境域超越。这种以意象为中心的美学及其支持下的审美实践,反过来又强化、深化着民族的思维传统。[⑧]
既然如此,如果中国美学史不是从这样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基本范畴和关键问题出发,不同民族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思维的巨大差异,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得到有理论意义的解释,也就不可能从中国漫长的艺术与审美发展史中寻找到源于它自身的发展动力;从先秦迄今中国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富而又独特的审美经验,没有得到历史的总结与解释,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这一丰富宝藏,也就很难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开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像这样一些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被当代美学家自觉地运用于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可能超越西方审美与艺术经验的、更具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存在困难的,因为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也还有待于开展,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拥有的诸多审美范畴还远未得到足够系统的清理,如同封孝伦指出的那样:
中国古代由不同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提出的范畴太多了,哪些范畴历史价值较高,哪些范畴较低,需要作出挑选。挑选的标准和原则又是什么,这一点不确定,范畴的铺排陈列不但芜杂,而且很随意,有无历史价值让人怀疑……这恐怕……是所有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史的人面临的共同难题。[⑨]
最近一些年,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审美事实揭示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许多本质性的差别。这样的研究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西方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发展史并不能替代人类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与发展历史,而即使西方美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一个无法忘却的参照系,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以西方的美学来解读中国的艺术创作及发展历史的研究模式,以及用中国的美学证明西方美学的全球有效性的研究方法,确实应该清理和扬弃;通过美学与艺术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世界美学的发展,才有可能使中国美学的研究,以及美学的民族化获得跨文化的意义。
提倡美学的民族化,并不意味着要采取排外的文化态度,因为民族化正该是二战以来兴起的文化全球化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化与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就失去了所有价值,而所谓全球化就必然变成西方化。因此,美学的民族化之成为当务之急,恰恰是出于全球化必须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考虑,唯有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够发现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过于西方化的美学本质上的局限性。
然而,在这个文化发展水平与影响力极不平衡的世界环境里,包括美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民族化,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国美学亟需解决的众多问题当中,最具有时代意义但也最困难的问题。
三 审美文化与美学的第三种可能
美学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研究,更不用说,其研究结果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因此,有关美学理论以及美学著作的存在方式,多少也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目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渐渐显得重要,是因为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以及探讨中国美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的走向时,已经不能忽视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方法与表达形式的多元化现象。无论是就目前仍然居于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的欧美国家的美学研究而言,还是就尚处于成熟过程中的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当代美学研究与经典美学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而种种区别之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随着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等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审美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美学研究中一个迅速崛起的新领域。
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多种学术层面上的可能性。而且从美学传入中国伊始,这多种可能性也就同时展现在中国学人们的面前。当王国维在20世纪初叶几乎是同时尝试着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用中国传统的诗话的方式评价中国古代诗词,写作《人间词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在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开创美学这门新学科时,所用的方法也极具象征意义。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止于这两部篇幅不大,内容多少有些杂乱,也很难说具备必要的理论系统性的著作开拓性的价值,还在于通过王国维颇具探索性的研究,使得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将在整个20世纪渐次展开的它所可能具有的三种最主要的形态。这三种形态其实也意味着美学的三种存在方式,三个层面的人类价值,代表了它的三种主要功能。它们分别是作为哲学或曰形而上学的美学,作为艺术理论的美学,而它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功能,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它作为一种人文读物的存在方式与功能,这种存在方式与功能确实是超越学术层面的,然而,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进程中,它使美学成为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手段的价值,却日益凸现在学术领域。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把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与生命哲学相关的对象加以研究,同时也使得“悲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获得了它超越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意义。如果说概念与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最起码的前提,那么,从日常生活语言中抽取出具有特定学术所指的概念范畴,或者说赋予某些日常生活语言以某种学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某种特定的学术话语,就成为一门学科的奠基者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然,王国维远远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他甚至都没有能够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为后人们公认的名称,在他的著作里,“美术”这个词更多地被用来指称我们今天所常称的“美学”。但毕竟王国维已经自觉地开始从事对于艺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并藉此深入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最本质的那些问题,自觉地接续着从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传统。
从艺术理论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和诗词特有的结构方式,并且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艺术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加以研究评价,并且努力为文学艺术建构理论规范。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文艺美学层面上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评价艺术对象,而且更是在品评这些古典名著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艺术理论话语。这种艺术理论话语既不是只着眼于纯粹技巧层面上的,也不是只注目于艺术与人生(包括政治)密切关联的现实层面上的;它所着眼的,主要是人类深层的艺术感受与艺术思维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比起同时代的其它人都更像是一位真正的美学家。
虽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形而上学与艺术哲学价值(当然,也许可以说,《红楼梦评论》更偏重于形而上学,《人间词话》则更偏重于艺术哲学),然而,《人间词话》无论就其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还是就其受公众欢迎的程度而言都要远远大于《红楼梦评论》。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红楼梦评论》在运用叔本华理论时多少显得有些生硬,远不如《人间词话》那种感性化的评论可以允许作者挥洒自如,容纳进作者的连珠妙语;另一方面,《人间词话》采用了与理论著作截然不同的特殊写作方式,更是一个重要原因。也许这才是《人间词话》的美学意义与影响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可以认同《人间词话》这样一种形态特殊的美学著作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同意,与其说它是形而上学或艺术哲学,毋宁说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文本,而这种高度感性化的批评文本的美学价值,正是需要讨论的。
在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批评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世纪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批评的时代”。推究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当然与教育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近代大学所推崇的研究方法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智力活动范式,使得理论与批评著作的读者对象急剧增长。教育的普及,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的一种另类取向,那就是为了适应读者对象的增长,文学艺术批评渐渐从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转而趋向于探讨那些有可能赢得社会更多人关心的问题,使文学艺术批评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文化层面;正因为读者对象的泛化对理论与批评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阅读对象的多元化和理论著作普及化的可能,都在诱导理论家们用更感性化的、更易于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写作,使理论与批评渐渐得以改变它严肃和高深的面貌,甚至开始变得更接近于文学本身,更接受于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常见的那种以韵文形式(其中包括诗词曲赋等多种文体)撰写的诗词评论著作。如果用中国传统批评与理论著作相比附,那我们就会说,20世纪作为一个“批评的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以及美学理论著作变得更接近于《诗品》而不是接近于《文心雕龙》。这一趋势无疑对美学的现代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也不失时机地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某些变异。美学正在出现某种泛化的倾向,更极端地说,它正在开拓一条超越学科限制的新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转向,虽然并不是从《人间词话》所接续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传统发展流变而来的,却与之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
当然,在讨论中国美学的泛化现象时,我们不会忘记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曾经出现过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泛化,美学研究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学领域,而扩张到把美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⑩]虽然这个时代的美学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史无前例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像李泽厚这样重要的美学家,甚至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不间断地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与重建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并非表现在美学领域内部,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是康德以来的、以美的无功利性为理论前提的经典美学所能认同的学术方向。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美学的泛化现象,主要是指90年代以来,美学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的同时,力求受到现实社会更多关注的努力,这一转向在近年来的中国(在欧美则更早),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思潮。如果说80年代诸多学者热衷于把美学作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多少该看成是用于突破特定时代舆论空间闭锁的特殊的学术与思想策略,其美学层面上的理论价值,在今天还很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的话,那么,当我们将视野集中于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以所谓“审美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比较狭义的美学泛化现象,就确实会发出一些更值得深入探讨的美学领域内部的疑问——“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至少非常现实地表现出了美学继它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作为艺术哲学之后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可能。
所谓“审美文化”究竟是一个美学研究新领域、一种新类型,还是一种美学研究新方法或新思路,在美学界尚未有较为一致的看法。[11]但假如从功能角度看,从美学的存在方式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最显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美学研究与批评文本本身的构成,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传播,尽可能使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使得审美文化批评即使没有任何学术上与艺术理念上的创新,至少就其对批评文本的感性表现力的重视而言,也足以成为一股学术新潮。当然,审美文化本身至今仍然是相当复杂的,它的特点也不仅仅表现在表达形式与文献的构成风格方面。在中国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兴起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王德胜曾经这样谈及审美文化研究:
在“审美文化”里,“美”却不再是一种抽象理性的专有权力象征,也不再是具有终极本体属性的价值实现形式;“艺术”不再是“美/审美”的同义物或唯一通道,也不再是纯粹理性的显现与观照活动。由经典形式的美学话语所规定的感性向理性的投入、“直接性的取消”,在“审美文化”概念中失去了它那种由严密的思辨逻辑所限制的必然性,感性作为现实生活的表现性存在而向理性价值理想炫耀自身的力量……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概念超越了经典的“美”或“艺术”概念,呈现出某种“非美”或“非艺术”的特征。它较之经典美学话语的逻辑性规定形式,更加突出了对于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描述性把握……就此而言,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之于大众日常生活活动的普遍的、日常的价值存在方式的认同,在性质上,便同当代文化的商业性结构、当代传播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成为当代文化特有的制度性表现。可以说,作为概念的“审美文化”,无法拒绝把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当代文化活动的商业性及大众传播特征包容在自身之中。[12]
在这里,所谓“审美文化”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者的理论取向,其次,它同时还被理解为一种研究的态度。如果说把目前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勃起,理解为美学理论的世界性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学理层面上的解释还不够,因为对于审美文化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它本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到了大众传媒之中,既关注着大众传媒,同时又在娴熟地利用着大众传媒手段。
这一趋势说明,美学仅仅作为形而上学和艺术哲学的存在方式,已经不足以构成它的全部。在美学研究领域,从美学角度开展的趋于公众而非面向同行的文学艺术批评,其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超过学理探究的存在价值的趋势,而人们对于文献的语言魅力及传播手段的注重,甚至超过了对其内涵及学术深度的重视。它还具体表现为美学界相当一批新秀,已经从研究者转而成为深受大众传媒欢迎的批评文本或学术文本的制作者,而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可接受性以及为读者提供的愉悦和快感,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成就及影响的日益重要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他们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紧密合作,都是此前任何时代的学者所不曾有过甚至曾遭致鄙薄的。这一现象不仅是在回应王蒙曾经提出过的“学者文人化”诉求,更是“学术大众化”的表现。从负面角度看,它是学术对媒体霸权的屈服或趋附,但我们也可以从更积极的方面,赋予它以更合理的价值。如果说沉醉于自身独特个体经验的精心描述,沉醉于构筑个体审美经验高度艺术化的表达模式,正是中国美学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传统,虽然这一直到王国维还在延续的传统在王国维那里已经终结,但是在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也可以说这一传统正在以新的形式复活。 当然,我们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把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看成中国传统美学文本的复活,必须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非常表面化的相似。必须看到,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依托于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里中国的文化整体与学术品格所发生的极大的变化。如同这一现象出现的世界背景一样,这一变化也是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相关的,是与教育的平民化与现代教育的普及相关的。教育使平民更接近知识分子,同时也使知识精英平民化,更使学术平民化成为可能。由于教育的普及拉近了知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知识距离,也就使得艺术批评文献有可能成为一种可供大众阅读的文本,使之不必像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那样,仅仅与少数知识界的学术贵族共享。它使美学与艺术批评文献越来越趋向于成为面对一般民众的大众文化消费品,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而且,由于美学所研究的对象——艺术具有特殊的情感魅力,它可能比起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宜于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而为大众传媒所重视,并进而为大众传媒俘虏。比起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影响来,大众传媒的诱惑,要远为有效。 学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其影响,开拓其社会覆盖面,但是它也会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深度。这正是美学研究的日益感性化所必须冒的学术风险,然而,从中国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感性化艺术批评发展过程看,这样的批评也可能有它特殊的审美和理论价值。假如审美文化研究能够有意识地汲取中国古老的艺术批评传统留下的丰富资源,审美文化研究以及美学研究,并非没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当然,纵使这样,如何在保证美学的学术品位使之能够继续在学术层面上有所进展,和兼顾学术的大众传播之间,找到一个可以为学术界与大众接受的平衡点,仍然将会是21世纪中国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和谨慎选择的策略。
思考20世纪中国美学留给我们的诸多问题,与思考中国美学20世纪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遇到过多少难题就给下个世纪留下了多少难题,置身于世纪末回思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留下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美学没有任何重大进展,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而是说,中国美学所遭遇的几乎所有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不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所能够彻底解决的。经历了这样曲折复杂的历程,21世纪的中国美学将何以自处,美学界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而学术发展的空间要得以拓展,正有赖于我们不断去发现与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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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从8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的小说家经常讽刺爱打扮的姑娘把美学著作误以为美容指导书,其实这样的误解又何止于出现在虚荣的时髦姑娘身上。
[④]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版,第9-10页。
[⑤] 周来祥、彭修艮:《中西美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⑥] 参见周来祥:《论美是和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再论美是和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夏之放:《论审美意象》,《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⑧] 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⑨] 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⑩] 比如说刘晓波的著述,虽然从表面上看也在讨论一些美学领域的问题,但其意旨却完全脱离了美学,应该说是更纯粹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
[11] 杜卫把“审美文化”解释为“从审美角度切入的文化研究”,这可能是目前对“审美文化”的多重界定中一种既讨巧,又比较准确的界定。虽然这一解释出自我们的合著《审美文化论》,(杜卫、傅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8页。)但主要是他的创见。
[12] 王德胜:《文化的嬉戏与承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3页。

转自:犀锐新文化   

 

2003/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