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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的魅力

——旁听“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论坛”有感

杨曦帆

    2004年11月2日至5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了“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论坛”,一时间,专家云集。我有幸作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博士生旁听了整个“论坛”,虽然“旁听”者无“发言”权,但在旁听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对于“当代音乐学”的浅陋体会,我不揣冒昧,就什么是作为“学科”的音乐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拙见,敬请方家斧正。`

一、学科建设中的“双刃”效应

学科建设,是这次“论坛”的一个主要话题,多位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高见。

众所周知,音乐学是伴随着十九世纪西方科学主义兴起之时而产生的。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打量艺术。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各类学科在规则、方法上的重视也就呈必然之态,音乐学的学科也是如此。就像人们常说的:西方人是用科学的眼光对待艺术,在这种“眼光”的注视下,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演变为一种求知的态度,并在培根那里爆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声:知识就是力量。

由此看来,产生于科学主义与实证背景之下的音乐学有其求知的一面,已是不争之事实,有学者指出:“音乐学作为一种求知的学术形式,学术性的研究过程是它的存在方式”。1于是,对于以新兴学科身份登上学术舞台的音乐学而言,“学科建设”就成为其确立自身特点、划出学术范围的当务之急。不过,本文所想指出的是,当我们已经在开始着手于学科建设的同时,也要看到,仅只有那种“画地为牢”的学科建设却也是完全不够的,真正的学科建设还需要开阔的视野。

居其宏教授在会上说道:“这个课题是一个以研究为主,在对相应学科梳理的基础上,强调作者自己的研究和见解;……既不是写词条,也不是权威的定论;……我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对这个学科有这样一些看法。”摆出“看法”,意味着脱离了传统会议那种“盖棺定论”的风格。“看法”既意味着脱离“正”“误”判断,也意味着为音乐学的研究开辟了更为灵活、更为多样化的具有广袤空间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下,召唤着的是“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似乎应当是音乐学的应有之义;这又已告诉我们,“学”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象,而是一种“动态”的、面向事物本身之“源头活水”的态度。而“论坛”的意义也许就是让学者们坐在一起,把自己对于这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的种种问题之看法“摆”出来。因为,真正的学者的智慧,还不完全是那种能够找到某种“结论”的智慧,能够“发现”真问题、提出“真问题”也当是一个音乐学学者的价值所在。

坐在激烈讨论着的会议室,我想起了“孔子与宰我”的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我们一般都会以为,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强调“礼”、“乐”的人,他一定会喋喋不休让所有人都信奉“礼乐制度”,似乎如此。但是,在与宰我的对话中,我们却惊奇的发现,当宰我强调“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之时,孔子却斥之为“不仁”。

何为“仁”?

孔子提到“安”。安即心安,“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乃是一种人生本源性的心安之情绪感受。这种“本源”是如此的贴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以致我们必然都能回忆到,当我们还是襁褓之际,我们时常会因感到不安而哭啼,每当此时,我们的父母会把我们抱在怀里,我们正是在父母温暖的怀中感到了安全,因而我们是在身体的温暖与安全感中得到了心安。这个“安”源发性的导引着我们对于父母之爱的情感,于是,“子也有其三年之爱于其父母”。在这种情感的包围之中,当我们深爱着的父母离我们而去时,我们必将由对父母之爱而及那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心安的情绪,由“安”再思及父母怀抱的感触,于是源发性的会感到“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跟上了孔子的步伐。原来,孔子的“仁”乃是先于一切儒家形而上学的思想的,乃是源本性的“仁”,先于任何二元划分,先于任何“主-客”构架,同样先于任何概念,先于任何“儒学”。总之,它是先于任何作为“学”的“仁”的。而宰我之“迷误”则在于他把对源本性仁的“学问”当成了源本性的“仁”,在这个错失大本大源之仁的道路上,宰我走上了被孔子斥为“不仁”的道路。2

我觉得,我们目前对于音乐学的学科态度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启发。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认识到音乐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同样还应该注意到学科所具有的“双刃”性。真正地音乐学学科的建设除了划清自己的空间与地盘之外,更应当意识到在流动的社会中“音乐学”自身的不断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把音乐学建设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学科,这种开放式的学科意味着,当代音乐学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学科,而是一个和所有相关学科均能“和平共处”、“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现代学科。

只有具有“开放”特征的当代音乐学学科,才可能成为与人类音乐并肩前进的一门学问,否则,如果仅只是惯于编纂资料,堆积目录,那么,这样的音乐学当其印刷之日就是其被人遗忘之时。

这是我在这里引用孔子与宰我对话的原因。

二、音乐学的阐释意境

音乐学作为“音乐”之学,注定了其“阐释”的命运,而“阐释”意味着对不确定的、对不可重现的探询。对不可重复性的追寻,这似乎也是一切“文科”的命运。于是,在今天,我们已经趋向于这样的定论:音乐学的意义就在于其对音乐进行一种文化阐释,正是这种“文化”的阐释使音乐走进多元的人文与科学世界。

但是,这种“阐释”是完全不同于那种音乐欣赏手册之类的知识性与对象化解释的,音乐学的阐释纬度是指,真正的音乐学之阐释虽然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但其却一定是超越于对象化的“知识”的。这说明,在音乐学学科中,“知识”是不能等同于“阐释”,或者说,“知识”和“阐释”各有自己的空间。在此,我愿意列举《庄子》“秋水篇”中“濠上观鱼”的寓言来对此加以“阐释”。

我们都大约知道这个故事,说的是庄子与好友惠施游于濠水的桥上,见水中鱼儿悠然戏水,庄子说:“你看鱼儿在水中是多么快乐呀”。惠施反驳到:“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庄子回答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惠施很机敏,他立刻利用庄子的逻辑反驳庄子:“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我们用不着再争论了”。到此,庄子似乎已无话可说,因为惠施利用的正是他自己的论据。然而他把话锋一转说:“请循其本”,请回溯到我们对话的本来语境中。你曾问我“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样的话,可见你从根子上已经知道我知道鱼是快乐的了,故有此问。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这濠水桥上知道的”。

这已道出:庄子和惠施所代表的是不同的话语空间,惠施代表的是知识的层面,在认识中,世间万物被对象化了,你是你,我是我,人是人,物是物,界限分明。而庄子所代表的则是更源始的本源境域,在这个境域中,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因而,我与物是同一的,我与物的差别,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乃是因为遗忘了那本源的境域的结果。所以“‘请循其本’亦即深入到知识分歧的本源处。本来万物是融会贯通的,有了知才有了分别,有了知才有了没完没了的争论,因而知是多余的和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去掉知才能达乎本有,所以庄子主张‘掉知’。由此可见,庄子与惠施的区别在于境界。”3

对于庄子的“意境”,我们时常“淡忘”。当然,这里既不是说音乐学就应当陷入那种“随心所欲”的“主观化”,也不是说音乐学就仅仅是那种“客观化”的知识。因为,无论我们多么“客观”的看待一个“对象”,但只要我们还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看待”的话,那么,我们就总也无法摆脱“主观”的羁绊,我们总是会带有我们因所处环境而生的种种“情绪”。在这个意义上,越是“客观”的,就越是“主观”的,在现实中,“客观”不应成为一个挡箭牌,似乎只要说出“我是客观的”就拥有了不可侵犯的护身符,这只能说是对“客观”最大的滥用。

无疑,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难题,我们“总是”陷于“主观”之中,却又要“不断地”的向“客观化”挺进。那么,让我们回到“阐释”的道路。

生活在21世纪、多少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我们大多都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在一部作品由作者完成之后,作品的语言最先失去的是作者方面的语言使用环境,即作者个人的经验、情绪、理解力、处境等。”4也就是说,“一旦作品完成后,作品的作者并不能永久地占有并保持他创作时对作品的理解。他也同任何解释者一样,要平等地站在他的作品面前,重新开始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理解。”5作者本人的隐退,既意味着“客观”的消解也意味着具有“当下性”与“存在性”境域的阐释的出场。因为,对真正伟大的艺术来说,“理解的本质是创造性的,而并非仅仅是在说明解释。理解的创造性格,使解释活动中的作品的意蕴永远不可被穷尽。”6而这种理解自身也就成为了艺术中持续不断的创造力。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一旦解释的‘真’不再首先从知识论的解释命题的‘真理’的角度,而是从存在论的存在的‘真相’角度来看,而存在的真相又离不开人的‘亲在’(Dasein)的生存方式(或者更恰当地说,人的亲在的生存方式隶属于并不断地参与存在发生的‘真相’),那么,文本‘真相’的解释就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关照’、‘反映’关系,而是一种随着领会者、解释者、读者的生存历史情境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历史‘生成’、‘自得’的存在过程。这也就是说,解释的‘真理’首先是‘真相’的解释性展现。这样,‘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情境中产生不同的‘真相’展现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情形往往在文学、艺术等创作性的‘解释’中表现得最为突出”。7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8

无疑,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还没有表现出这种阐释学纬度的成熟的学术视野。比如,仍然有很多研究只停留在对其作品及技法形式的分析上,也仍然有很多研究停留在对资料的罗列式梳理之上;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这种分析或梳理是错的,而是说,真正的学科建设仅有这样的分析或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并未将音乐的生存意蕴与文化意义表达出来,并未指明作为文化的音乐与人的关系。

一言以蔽之,当代音乐学不仅要研究“什么是音乐学,也还要回答音乐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音乐学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方法”,而是一种“视野”,是一种在不断流变着的社会中的不断变化着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之下,作为“学科”的音乐学方能获得生动的生命力。这种“视野”也就是“洞察力”,它使音乐学研究者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的文化现象中领会到音乐在其中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不断演化的意义。

三、结语

总之,尽管作为“现代人”我们是无法回避“理性”的知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领会到,理性、逻辑尽管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世界的“全部”知识,但是,这全部知识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它还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还会有爱、恨,为什么还会无端端的哭、无端端的笑、以及无端端的死。

我们也早已习惯于“严格”的按照历史原样来“重现”历史,但我们却遗忘了面向历史,也就是“面向事情本身”,是应该把过去的历史时间和人物放在“当下性”的演变过程中而从整体上去理解。于是,“面向事情本身”就是指深植于人生的体验之中,而不受制于任何硬性的、观念化的、对象化的理论框架,也不是只靠遵循某种原则就能达到的。因此,我以为,当代音乐学之视野应当更广阔一些,更深远一些,更加的开放性一些,在强调音乐学之“学”的重要性的同时体会到其隐藏在深处的“源头活水”与永远蓬勃待发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就学术史而言和文史哲这样的“老大哥”相比,音乐学还只是一个“小兄弟”,尽管和当今充满恐怖危机、生存压抑、就业紧张等“大”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而言,音乐学只是一个“小”学科,但是,在这“小”学科中却有着属于自己的世界。以“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朝向“源头活水”,并从中敞现一个世界,这也正是“当代音乐学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J].上海:音乐艺术.2003(3).

[2]原文出自《论语·阳货》,并从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在川大所作的演讲“人天然是儒家”中受到启发。

[3]张志伟.“白天看星星”——海德格尔对老庄的读解[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4]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P89.

[5]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P91.

[6]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P93.

[7]王庆节.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26-27.

[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P422.

[9]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J].上海:音乐艺术.2003(3).

原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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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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