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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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再认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韩少功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一、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那里出书一本、两本、三本、四本法文的书。这个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呵。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杂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拉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它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汉语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扰,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杨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二、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尔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莎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语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逝。前几年台北领导人马英九还主持了了一个仪式,说以前我们对钱老先生不大公道,现在应该给他落实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钱老先生号称国学大师,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欧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欧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依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的虎虎生气和勃勃生力。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观点”,point of 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辞烂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啊。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湾,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作“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庄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它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然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对我说过: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苍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三、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言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的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英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导:“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十三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它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它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罗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洁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汉语。如果汉语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它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它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和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话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啊”,“我好好感动啊”。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情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调整修订。原题为《现代汉语的写作》)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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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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