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如何理解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说

——与卿希泰教授商榷

 

邢东田

 

一段时间以来,鲁迅先生颇含贬义的所谓“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被某些学者误读为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是“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的一种学术偏见”。特别是著名道教史家四川大学教授卿希泰先生,同一篇文章同时或先后发表在至少三家杂志上[1],以强调上述主张。这种做法不但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一定混乱,而且还以讹传讹,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笔者拜读之后,深感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澄清。

(一)

鲁迅该句“名言”出自《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中的一段文字: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2]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从中能够找出鲁迅先生对道教的“肯定”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据有关记载,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首次使用笔名“鲁迅”与“唐俟”,分别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与三首新诗。鲁迅好友许寿裳后来回忆道:“我那时在南昌,读到《狂人日记》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3]《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就是鲁迅的回信,其中不仅回答了署名问题,而且还介绍了《狂人日记》的创作思路。《狂人日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吃人”旧文化宣战的檄文,虽然鲁迅在回信及《狂人日记》之中,并没有直接说道教“吃人”,但“以此读史”,即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观点读史,“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问题说得明明白白!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如此明白的文字,竟然被卿希泰教授说成是鲁迅先生“用极其简洁的语言,肯定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并且又不无自相矛盾地说:“这句至理名言,除了讲明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地阐明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外,它本身并不包含对道教的褒或贬。”

认真拜读卿教授大作,才发现他是将鲁迅这段内容上前后具有统一性的完整文字割裂引用,以致出现了不应有的误读。

卿教授先是引证“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接着就是一大段(五百余字)鲁迅先生的“论断”如何“科学”,如何“英明”的赞扬之辞。然后在下一自然段中,卿教授才说:“在这段话之后,接着又有一段话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是指《狂人日记》,引者注)。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那么,既然这个所谓的‘食人民族’是从‘偶阅《通鉴》’中‘悟’出来的”,且《通鉴》的“作者不是道教徒而是鼎鼎大名的儒者司马光”,“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借鉴之用,故他所宣扬的乃是儒家的封建礼教,不会是道教的道义。因此,鲁迅先生的‘食人民族’的这一论断,它所揭露的,主要应当是指儒家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的本质,而不是道教的本质。”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卿教授引用的鲁迅原文与笔者所引有所差异。除了个别文字小有出入之外,最大的差异就是,卿教授没有引用该段文字开头的那句“《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且将整段文字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引证。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未完整阅读鲁迅原文的人产生错觉,似乎“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与“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说的是两回事,“以此读史”的“此”与“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前面“肯定”道教,后面“揭露”儒教。卿教授如此方式引证,怎能得出正确结论!

其实,即便没有引证“《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句,就该段文字的内在逻辑,鲁迅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所“以”(依据)的不就是“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说吗?这其中怎么能“并不包含对道教的褒或贬”呢?

(二)

卿教授为证明“所谓‘食人民族’,当系指责儒家的封建礼教,而不是指责道教”,还列举了鲁迅先生对儒教的强烈批判。但实际上,鲁迅对道教的批判决不亚于对儒教的批判,正如卿教授也不得不承认的:“当然,由于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以,他对于包括道教在内的传统的旧文化是持批判的态度,这是事实。如他在《热风》里,就曾经将道士、仙人与儒生、戏子等同看待,认为他们都是属于‘昏乱的人’,道士所讲的‘阴阳五行’,仙人的‘静坐炼丹’,与儒生所讲的‘道学’(又称理学,引者注),戏子的‘打脸打把子’,都是一种‘昏乱病’,应当‘从现代起,立意改变’,予以‘扫除’。”

岂止“昏乱”!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还说过:“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4]“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5]这“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与“永久不变的人性”,这“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不正是对“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一说最形象的注解?

更有甚者,鲁迅笔下的道士竟是一群毫无操守之徒:“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6]“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7]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自己同时代的道教尤为反感:“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8]“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9]……

毋庸赘言,在鲁迅的心目中,不仅儒教,道教更属负面--“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作为“中国根柢”的道教,又是怎样的性质?对国民“坏根性”[10]的形成,起过怎样的作用?当负怎样的责任?其结论可想而知!

(三)

卿教授大作最后断言:“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作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个英明论断,绝非偶然”,“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除鲁迅先生以外,别人是不具备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学识的,因此,不能以鲁迅先生并非以道教史家闻名于世而贬低其意义”。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持此“科学论断”者,才“绝非偶然”,而且还是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用鲁迅原话,就是“此说近颇广行”。

比如,钱玄同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随感录·八》,将道教称为“最野蛮的道教”,认为:“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11]

又比如,陈独秀1918年7月15日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阴阳家》说:“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12]

还有,周作人1920年7月撰文《乡村与道教思想》说:“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我们不满意于‘儒教’,说他贻害中国,这话虽非全无理由,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了。几个‘业儒’的士类还是子曰诗云的乱说,他的守护神实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这些东西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13]

钱玄同、陈独秀与周作人观点可以归结三点:其一,“儒释道三教”之中,“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其二,道教思想是“旧思想的主力”,是“民智日衰,道德日坏”、“最为害于中国者”,是改良中国尤其是“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中国“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其三,如欲“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

钱文、陈文和周文的撰写,与《狂人日记》及致许寿裳信,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甚至就在同一期刊物上,加上当时钱、陈、周三人与鲁迅的亲密关系,以及四人皆为新文化运动主力人物这一因素,钱、陈、周的见解完全可以看做是对“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标准诠释;或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对钱、陈、周论述的高度概括。

(四)

为了说明卿教授理解有误,我们还有必要举出鲁迅研究专家的看法,以为佐证。

金宏达先生专著《鲁迅文化思想探索》指出:鲁迅“与当时的前驱人物同一歩调,从封建家庭内部关系中,猛攻昏乱而残暴的伦理道德,揭露其虚伪、荒谬、丑恶和反人道的性质。然而,同时他又提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对道教思想影响也进行了猛烈批判”。“在鲁迅看来,不但道家思想的内容及影响构成了一个系统,而且儒与道也相互渗透,容受和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要部分”。“鲁迅说中国思想根柢在道教,从说此话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那时他正在着力抨击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想,国内思想界充斥着因循守旧、消极无为的陈腐货色,这些东西严重障碍着中国的觉醒和进步,而这一切又与道教的祖师爷老庄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4]

陈方竞先生论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对浙东民间文化的理性批判》认为:“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提出,确是抓住了‘落后民族的国民性必然带有浓厚的农民色彩’这一基本国情,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承续如上思考,进一步提出一个当时‘知者尚寥寥’而‘关系亦甚大’的‘发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人们联系《狂人日记》中的那一段情节,推断这是指儒教(‘仁义道德’)‘吃人’。这种理解,显然与鲁迅的思考有别。在我看来,从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出发,应该理解为,所谓‘吃人’本质,仍属道教,不过,这是经过历史衍变即儒对道的渗透,而形成的完全封建伦理化的道教。这显然是鲁迅的一个十分独特又极其重要的‘发现’,但至今尚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认识。”[15]

李允经先生编写的《走进鲁迅世界——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也认为:“旧思想之主力是道教思想的认识,在五四运动前后,已颇广行;而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众多国民,尤其是农民,所信奉的主要是道教。诚然,儒学和儒教,向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并成为人们登科入仕的必修之学;但儒教的影响一直是局囿在中国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之中。”“儒、道二教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应当看到儒教的伦理纲常(即《狂人日记》中写的‘仁义道德’)对广大农民道教思想的渗透,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钳制国民思想的企图。因而,封建伦理道德对农民精神的奴役,正是通过农民自身的道教鬼神迷信思想来实现的。这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发现,就不仅是指儒教(‘仁义道德’)‘吃人’;同时,或者更重要的则是道教‘吃人’。这确实是鲁迅的一个独特的思考和发现,可惜,至今尚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16]

当然,研究鲁迅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我们不能说一定没有与卿希泰教授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但在笔者为撰写本文查阅过的数十篇(部)论著中,凡涉及到这一问题者,不但没有哪位学者认为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在“肯定”道教,反而都认为是贬义。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的一贯态度,还是从致许寿裳信的具体内容来看,都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

(五)

笔者还注意到,一些严肃的道教学著作比如李养正先生的《道教概说》[17],就没有引证鲁迅“名言”来证明道教的重要,当然更没有说鲁迅“肯定”道教。

就在拙文基本完成之际,又在网上搜索到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先生的有关批评文章《“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肯定道教吗?》。其文写道:

“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与夫认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都是那一段时期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其在小说中的表现便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的“吃人”,“是鲁迅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愤怒揭露,也用它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历史,便是从《(资治)通鉴》里见到的‘食人民族’。因此,所谓中国的根柢,实指其‘吃人’的本质。由是可见,鲁迅当时对于道教,是视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于将其看做中国文化劣根性的重要原因。他对道教的评价,完全是否定的。”

“我们不妨查一下自1918年至1927年这十年中,鲁迅谈到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事物时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来寻访其关于道教的基本的评价。也许令人失望,查这十年中鲁迅涉及道教的话,没有半句是肯定道教的,批评、斥责的话倒有那么好几句。”“在当时的鲁迅笔下,道士的讲阴阳五行,与仙人的炼丹实验,都属于昏乱之列,必须加以清除,儒家与道家的书自然更是其本源所在,乃是助成昏乱的物事。一派道教与道教中的思想,全无是处,决应扫荡,大约便是他此时的心态。这一段话正写于《狂人日记》发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之后不久,两者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当然展示了同一种观点和态度。这段时期鲁迅对道教的否定之辞,还有一些,不再赘述。而在过了将近十年之后,鲁迅偶尔提及道教中的人和事,基本态度仍然差不多。”

“从上文可以看到,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意在批评,虽然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肯定判断,然而,他对中国的‘根柢’,却是完全否定的,由此表达出的正是对道教的全盘否定。”[18]

那么,我们在学术研究特别是道教研究中能否引证鲁迅的这句“名言”呢?笔者的意见是,说道教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重要”是一回事,而说道教的“地位和作用”被“肯定”,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仅就道教重要与否,说鲁迅这句名言“讲明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虽然不无商榷之处[19],尚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决不应当由此而任意引伸,说鲁迅是在“肯定”道教。如果我们今天的现实中,确有卿教授批评的那种“认为道教文化可有可无、毫无价值,甚至主张予以彻底消灭”的“学术偏见”,可以与之争鸣,却无论如何不可以将对道教持强烈批判态度的鲁迅先生请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证。这样做非但不能纠正“偏见”,弘扬传统文化,反而适得其反,不论对学术研究还是道教本身,都只能起到负面作用![20]

注 释:

[1]《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论断新探》,载《船山学刊》(季刊)2001年第4期;《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载《中国道教》(双月刊)2001年第6期与《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2002年第1期。另据网上消息,2002年5月13日,“以国际知名学者、著名哲学宗教学家和教育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创始人、首任所长、博士生导师卿希泰教授之名命名”的“卿氏学术基金会”,举行“2002年度优秀博士生、硕士生颁奖典礼”。“颁奖仪式后,卿氏学术论坛学术报告会开讲。卿希泰教授作了‘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首场学术报告”(http://202.115.32.34/news/scunc/scunc4.4/news29/p29-18.htm)。

[2]《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收入《书信》),载《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3]《鲁迅的生活》,载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2次印刷,第88页。

[4]《文学和出汗》(收入《而已集》),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558页。

[5]《“论语一年”》(收入《南腔北调集》),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570页。

[6]《关于〈小说世界〉》(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载《鲁迅全集》第8卷,第111页。

[7]《吃教》(收入《准风月谈》),载《鲁迅全集》第5卷,第310页。

[8]《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收入《书信》),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8页。

[9]《随感录三十三》(收入《热风》),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302页。

[10]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收入《两地书》,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11]《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1、10页。

[12]《随感录·阴阳家》,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389—390页。

[13]《乡村与道教思想》,载《新生活》第39期;转自周作人著:《谈虎集》,北新书局1936年6月5版,上海书店1987年9月影印,第343—344页。

[14]《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87—288、284—285页。

[15]《“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对浙东民间文化的理性批判》,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7期。

[16]《走进鲁迅世界——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87页。

[17]《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1990年12月第2次印刷。

[18]《“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肯定道教吗?》,载《香港道讯》第17期,http://www.daoist.org/hktc/book/hktc_book_taonews_017_1.htm。

[19] 比如,鲁迅研究专家林非就认为:“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种见解肯定是过于夸大了,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民间风俗习惯中确实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它对于整个民族所引起的思想禁锢和箝制的作用,事实上是远逊于儒家学说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3—44页)

[20] 可参见刘仲宇的意见:“当着我们满腔热情地肯定着道教的历史作用,却引这位大人物对道教的否定评价为权威论据,实在是说不过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一是我们对于要想征引的文字,少了点细读与甄别的功夫,二是太想依傍名人。而其结果,是既误读了鲁迅,也无助于对道教的正确评价。”“其实,名人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些分量,但必须要确是真知才是。鲁迅并非道教史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不必强求他对此讲出什么精彩的说话。他作为中国近代有影响的文学家,肩负着抨击封建主义的重任,意在唤起国民的觉醒,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其书其言不必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先生对于道教的批评,在经过八十余年之后,尤其是经过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学人对道教具体而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后,便很有商榷的余地。”

(2002-12-14初稿,2003-01-18三稿改毕)

 

200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