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儒教圣地

——兼论汉以后儒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

(提纲)

张其成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 博导)

 

对于“徽州”的文化定位,传统有“程朱阕里”、“理学故乡”、“文献之邦”、“东南邹鲁”等称谓,我过去称之为“文化部落”。近期笔者有幸参加了黄山旅游节和徽文化节,有机会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徽州文化,经过反复思考,笔者认为将徽州定位为“儒教圣地”似乎更为准确。

一、            儒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

1、宗教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并以之为核心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人间体系。汉武帝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学基本符合这一特征。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或“上帝”,儒教的组织就是国家的组织系统,儒教的宗教组织制度是家国同构的政权族权(君臣各正其位的大一统政体、父子各安其分的严格的宗族谱系),儒教的宗教仪式主要是“敬天法祖”的祭祀活动(祠堂祭祖、天坛祭天、泰山封禅、孔庙祭孔),儒教的宗教体验是礼乐诗书的人生实践(道德文章、伦理教化、射御书数、琴棋书画),儒教的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 

2、宗教应该是多元的,多形态的。儒教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宗教形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人神关系、宗教组织、宗教制度、宗教仪式方面。儒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是一种人神(天)合一、崇尚理性、入世的、以伦理为本位的宗教。    

3、儒教是发展的,虽然其基本义理是不变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创新,这就是儒教第一经典《周易》所说的“与时偕行”“生生之谓易”。

4、儒教对现实人生是有意义的。儒教的仁爱、忠信、孝道、礼义、廉耻、勤奋、谦和、勇敢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忧患意识、道义精神等等教理教义,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教化人心、去恶从善的有力武器,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乃至增强民族综合国力的有力武器。

二、            徽州是儒教的圣地

1.徽州是程朱的故里,是宋代儒教(理学)的发源地。徽州篁墩有“三夫子祠”、“程朱阕里”碑,篁墩乃二程、朱熹的祖居地。二程的祖先,西晋末年的程元谭和南朝梁武帝时的程灵洗都担任过新安太守,直至唐末为避黄巢战乱,程氏才迁出徽州。徽州婺源人朱熹虽出生于福建尤溪,但他在自序家世时,就写道:“世居歙州歙县篁墩”。朱熹为文多自署“新安朱熹”。宋代程朱理学是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宋儒提出的“理”就是“天”,所以称“天理”,在宋儒看来,“理”“天”“帝”是异名同实的,从秩序条理上说是“理”,从形体上说是“天”,从主宰意义上说是“帝”。

2.徽州完好地保存了儒教活动的建筑、场所、儒教宗法制度的文物、文献。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民间民俗浓郁稳定。尤其是聚族而居,维护了徽州儒教宗法制度。徽州祠堂林立(包括全国仅存的女祠堂)、牌坊成群(包括各种忠孝节义的牌坊)、特有的民居建筑、村落水口布局……这些都是徽州儒教文化的反映。建祠堂,修族谱,立族规,建族坟,祭扫族墓,这些都是儒教的礼仪活动,体现了儒教重血缘、重宗法、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教精神。徽州还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其中经史传注、家族谱牒、方志图册,20世纪50年代以来,徽州发现了20余万件的契约文书,这些反映了儒教的兴盛。

3.徽州重视儒教礼俗教育。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有书院54所,除府学、县学外,光社学就有462所。科举是儒教重要的教育制度。徽州在科举中第者居全国首列。据不完全统计,宋明清三代,徽州考取进士者有1742人,仅清代考取状元者就有19人。若以“州”为单位,徽州名列全国前茅。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徽州儒教礼仪教育之盛。徽州现存还有很多民俗,反映了儒教的礼俗,这些礼俗是儒教的活标本。

4、徽州人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儒教的精神。不少学者探讨过徽州文化的精神,将其概括为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固然不错,但我想徽州人的主要精神应该是儒家精神,他们勤劳、节俭、爱故土、重礼义、仁爱、忍让、谦和、抗争、奋进。徽州人“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为了于命运抗争,他们走出大山,离别家园,但最终叶落归根,将一生辛勤拼搏的积蓄文化建设家园、教育后代身上。徽商、徽医的本质是儒商、儒医。徽商贾而好儒,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集中体现了儒教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体现了儒教仁义礼智信的精神。

5.“徽州学术”的演变体现了儒教的发展和革新。“徽州学术”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代朱熹理学、清代戴震朴学、近代胡适新学,笔者曾称中国宋以后的思想史就是这三个徽州人的历史,因为他们代表了他们时代的思想主流。朱、戴、胡三学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能不能称其为三期发展?学术界不少人是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朱熹倡理学,戴震反理学,胡适则抛弃旧学,引进西学,他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渊源关系,更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三者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和浅近,没有抓住三学的实质。笔者认为从朱熹到戴震正是否定性的继承或曰物极则反的必然结果。朱熹倡理学,使徽州的宋、明、清各代的宗法制度、民俗习惯,尤其是徽州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徽州成了理学(儒教)的“实验田”之一,其负面的影响则表现为“以理杀人”,于是在徽州产生反理学的戴震就不足为奇了。再看戴震的学术传承,他早期并不反对理学,而是赞同程朱的“道问学”,批判陆王的“尊德性”。35岁后,强调训诂考据,注重以字解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理为用,实际上这种学风正是朱熹“道问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朱熹将“道问学”看成是“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大”(《中庸章句》)的治学与修养的方法,强调“格物致知”,戴震治学讲究考据,强调对事物的考察研究,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就是“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又说:“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戴震的反理学是对理学(儒教)的否定性继承和发展。建构了一种新理学(儒教)的形式。再看胡适,虽然他接受的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他小时候念过朱子集传本《诗经》、朱子《小学》、朱子集注本《四书》、朱子《本义》本《易经》,还有《尚书》、《孝经》等,连注文一起读,并多能成诵。此后影响胡适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就是戴震。胡适的新学虽直接导源于杜威,但最终却超出了杜威的致思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于戴震的重知主义。由此可见,从朱熹到戴震到胡适,其学术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而这三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代表了儒教的演变。可见儒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笔者将徽州称为儒教的圣地,将徽州文化的特征看成是儒家文化,是就历史事实所做的定位。笔者不仅没有丝毫贬意,反而带有十分的敬意。近来有人居然把徽州儒家文化看成是腐朽的文化,这是无知之见。笔者坚持相信徽州儒教在21世纪一定会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一定会在现实人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31113日)

来源:作者赐稿

 

200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