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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儒教发展道路简论

——兼与康晓光国家儒教商榷

韩星

 

关于儒学发展的道路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探讨和说法。当前最有代表性和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是儒学作为一种专业学院化的东西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这就是在海外现代新儒学为回应西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采取了更为学院化的表达方式;在大陆就是在厌倦了儒学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大肆糟践之后,对儒学的研究也采取了纯粹学术化的方式。近几年,也相当一部分人主张走儒学宗教化的路子,有学者公开打出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认为“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活动。……这一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并提出了具体的复兴方案和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第二,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第三,儒教要进入日常百姓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杂志2003年第2期)。

这与近代康有为、陈献章的立孔教为国教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理论形式上挂上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上也20世纪初大不相同。孔教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宗教为样板,在传统儒学的宗教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创立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西力东进,近代中国面临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从宗教一途拯救中国的行为。但是,应该看到,在其宗教的外衣下,孔教仍然保持着儒家人文理性的传统精神,其倡导者也仍然保持着儒者的基本品格,也是儒学的一种现代变异形态。孔教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大陆康有为、陈焕章等试图借政治力量立孔教为国教,掀起了一场孔教运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二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孔教在海外华人当中走民间发展之路,基本上是成功的。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我不否认孔教运动及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我认为,孔教只是漂泊海外的华人的精神寄托,心灵慰藉,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主导方向只能是“学”而不是“教”,是人文理性而不是宗教信仰。

为什么儒学发展不能走宗教化的道路?理由有:

第一,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儒学是一直是主体,儒学的发展演变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主流。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有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很多小的宗教,在某些历史阶段儒学甚至失去了社会生活的相当一部分领域,如魏晋南北朝,但儒学一直能够把握住国情,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有政治上的支持,在与各种宗教文化的斗争、交流、会通过程中,一直处于多元会通,居中制衡的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规定了包括各种宗教文化在内在的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使中国文化没有发展成宗教为主的文化形态,这一点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第二,儒学所产生的上古文化根源中就有宗教性,再加上后来受到各种宗教的影响,使得儒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也不免带上某种宗教性质,但这只是儒学的次要的性质,并不是其本质所在。

具体地说,儒家自创立以来并没有否定中国上古的巫史文化传统,但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就在于它是以“史”思想进路超越和升华了“巫”这一传统,并与其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中,形成了以道统政之外神道设教(以道统教)的思路,由此也就演变出了儒家独特的“教统”——融宗教(精神层面)、教化(社会领域)和教育(学校系统)为一体、兼顾内外、合一天人的传统。我们常常说的所谓“儒教”并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先秦儒学在秦汉时期与政治结合和落实到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部分变异。从历史渊源上看,儒教是上古宗教文化传统出于政治目的复兴,是巫史传统分疏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整合,是具有涣散的完整性的宗教性文化形态,它与儒学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是儒学的分流和固化。儒教的形成和发展并没有取消儒学,此后儒学仍然在历史的峡谷中艰难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在历史上不断地更新发展。儒学的更新发展不但有外在的历史推动,更有儒者在回归原儒的努力中的推陈出新。也就是说,儒学更新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儒学内部,是由儒家学者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决定的,这一基本状况就造成了儒学与儒教之间的分流、分化和张力,进而历史地形成了二者错综复杂、纠缠不清、容易被混为一谈的现象。我们的学术研究要研究以各种复杂的学术思想现象,但目的是通过现象深入其内在的本质,而不是以某些现象为本质,把某些现象夸大、极端,造成对历史文化的误解和曲解。就儒学与儒教而言,如果要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以为,比较而言,儒学是儒教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向导,儒教是儒学的思想落实和精神沉沦;儒学是道、是学,儒教是术、制;儒学是体,儒教是用;儒学是本,儒教是末。总之,儒学的本质是人文理性和伦理道德,儒教是儒学具有宗教性层面的一种物化形态。

第三,我们当今是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领导我们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是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政党。我们的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宽容的,但决不提倡宗教,不利用宗教,更反对任何形式的封建迷信和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有的学者提出了在对待儒学的问题上也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即出于对港、澳、台同胞精神信仰的尊重,不限制在统一以后这三个地区的学者把儒家作为宗教来对待,而大陆学者仍然主要把儒学作为哲学来对待(刘宗贤、蔡德贵主编:《当代东方儒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这最起码是一种有意义的探讨。

第四,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已经进入了以理性为主导的、以人为本的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的国家都是政教分离,实行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以满足人们的广泛需求,当然也有许多国家宗教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毕竟只是维持人们的一种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且,宗教是一个双刃剑,其有积极的东西,也有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处理不好,最容易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所以,既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宗教的作用,也要看到宗教始终有消极的作用。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全面地重复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本质的看法,一是试图说明我们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想说明宗教与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有两面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在不同情况下对宗教都有不同的说法。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这是就利用宗教对人民进行欺骗方面说的,而且这样的意思最早不是出自马克思,而是出自费尔巴哈,它的意思是说一些维护宗教的人说宗教可以安慰人是一种欺骗。在中国,人们很长时间牢记着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这句话前面还有两句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同上)也很少注意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4页)相应地,列宁对宗教也说过这样的话:“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总之,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具体地、历史地认识和把握,更应该在现实的发展上谨慎从事。

尽管在中国大陆,儒学发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有民间儒教的发展道路。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多层复杂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生活世俗化。世俗化是与神圣化相对而言的。所谓神圣化,可以理解为传统社会中人对道德、理想等精神价值的宗教般的崇信和追求,把精神生活看得高于一切,儒家的圣人在社会上有着崇高而 令人仰慕的地位。世俗化则相反,它更看重人们的物质生活,把追求感官享受看成是生活的当然之理,对一切神圣的人和事物抱着冷漠甚至嘲弄的态度。比较而言,传统的精神生活和圣贤人物,在膨胀的物欲和感性的消费中变得无足轻重,金钱崇拜取代了英雄主义,现实主义或享乐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

在文化层面上,与世俗化和神圣化相对应的是商业文化和精英文化。以技术和商业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活的面貌,随着世界性的商业文化的兴起和精神文化的跌落,传统的价值理念受到怀疑和排斥,以往的所谓非主流文化、通俗文化迅速成长为主流文化,至少政治数量上是如此。而以往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则被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陷入被遗弃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儒学的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当代社会的世俗化非常强烈的倾向就是拒绝和排斥神圣的东西,这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过分理想化、把毛本人的神化有密切的关系,可以是对新传统的一种反弹。但这种反弹又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内容的,实际上是把现代人的错误算到了古人的头上,这集中体现在80年代“文化热”批判传统,向往西化的思潮中。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步入现代化,官方意识形态在不断弱化的过程中也不断缩小对社会的影响;知识界以学术的回归与思想的争鸣,构成了“大一统”下诸子百家争鸣的复兴;民众在经济分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阶层的细化,代表了世俗化的主体,显示出生气勃勃而又乌烟瘴气的景象。

在这样的情势下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我认为有二:

一是社会教化的作用,以教育的方式面对普通民众;二是宗教的方式,以宗教的形式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实际上二者应该结合起来。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民间”立场,一是作为孔教这样类似的儒教实体必须是民间力量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有广泛民众基础,二是符合社会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是社会化的,属于公共领域的文化现象,三是非政治化的,不能有官方的直接支持或强烈的官方背景,以免由于政治的急功近利化而失去其长远的文化价值。

关于儒学研究,从国内来说,当前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儒学热,但主要在高等学府、在研究机关、在书斋,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寻常百姓家。儒学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儒学就只能仅仅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而不可能成为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不可能成为中国民众道德教育的源泉所在。象牙塔里的儒学与儒家所倡导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学宗旨相悖。要发扬儒学思想,必须先在民间扎根,并由民间社团努力支持推广,同时通过宗教方式去发展,未免不为实际可行的办法。

海外华人的孔教活动发展对我们应该有启示。孔教在海外继续存在,甚至不排除让大陆有孔教的一席之地,即政府承认其合法性,以宗教自由政策让其在大陆发展。让孔教以宗教形式在大陆民间发展最起码比让基督教在民间的大肆扩张要更符合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政府不宜以政府行为规定信或不信孔教,包括其他任何教派,乃至如祭祀黄陵这样的准宗教行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宽容民间的宗教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内,给孔教这样的健康的宗教以及民间的准宗教活动以宽松的社会环境。政府要加强宗教活动的管理,要注意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淫祀,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骗钱骗色,反对封建迷信,最终是走向不断缩小宗教活动或提升宗教活动的文化蕴涵,导向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孔教要发展,就只能走民间化、世俗化的道路,而不能再试图借政治的力量定为国教等,为什么?目的论的宇宙观和宗教性伦理不能够直接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基础,这是韦伯以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共识。托克维尔肯定天主教的平等理念能够适宜自由民主政体的建制,但是他无意于从前者推导出后者,相反十分强调“宗教的”与“政治的”必须严守疆界,各司其职。与现代政治直接相关的是“公民意识”而非宗教性伦理。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性伦理完全没有了市场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它必须个体化:一方面,宗教性伦理不再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道义承当者;另一方面,宗教性伦理决不可以通过诉诸某种社会法权而使自己普遍化,那样将必然导致思想专制。换句话说,宗教性伦理只关涉到个体的存在抉择与有关生命意义的解释,却不可以将某种政治意图或道德意识普遍化、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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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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