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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医与中医文化

刘明武

 

中医与西医,形成于两种文化的背景之下,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西医把人放在手术刀下来认识,把人放在显微镜下来认识,人在手术刀、显微镜下是一个个零件的组合体而不是活体。

人有病就在人体之内找原因,显微镜只能认识有形之物,根本无法认识无形之气与无形之情绪。例如范进因中举疯癫的疾病之因,是手术刀、显微镜根本无法发现的。如此认识论一割裂了人体内部的联系,二割裂了形体与精气神的联系,三割裂了人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中医人放在天体中来认识,把人放在时间空间中的来认识,人体与天体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人体本身是表里相连、内外一致的有机体。病在人体之内,病因一可能在人体之内,二可能在无形的精神之中,在三可以在人体之外的时空之中——四时有四时之病,四方有四方之病。如此系统认识论一是把人的五脏六腑联系在了一起,二是将形体与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三是将人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面对疾病,西医的目标是消灭病菌,中医的目标是追求平衡,这是两者在目标上的差异。治疗疾病,西医主张此处有病就在此处下手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主张左有病治于右,上有病治于下,见头痛可能医脚,见肝病可以治脾,这是两者在方法上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医一直背着“不科学”的指责。实际上,如同筷子与刀叉,馒头与面包,秦腔与歌剧,汉语与英语在诞生就有着先天性差别一样,中医与西医诞生时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差别。中医与西医,各自有各自的智慧,各自有各自的标准,根本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无理的指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无理的指责,中医本身说不出自己的所以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理,中医兴亡,匹夫也有责。没有中华文化,肯定不会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没有中医文化,中华民族肯定跨越不了上下五千年。为报答几千年来中医对整个民族的呵护之恩,为了回答那些自觉臣服于西方文化、肆意糟蹋中医的数典忘祖者以及不数典又忘祖者,笔者以中华文化为背景,对中医源流进行一下梳理,力图说明中医的伟大意义与长青意义。抗生素本身与背后的哲理跨越不了时间,源于自然的中医与中药永远没有时间上的局限性。振兴中医,中医本身一应该树立起文化自信心,二应该知道中医博大精深的所以然。不当与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题记

文化中医,谈的是中医与文化的渊源关系即中医发源于文化。中医文化,谈的是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题目之中,涉及的是这两个问题。题目之外,还涉及中医的演化、现状与前景问题。

一、关于文化中医

《礼记·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句话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源问题,例如小山羊源于老山羊,小老虎源于母老虎,小蝌蚪源于大青蛙。解释小山羊、小老虎、小蝌蚪的起源,是生物学家的任务,本文此处关注的问题是,方便实用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医起源于何处。

探索中医起源,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不妨从一个轻松的故事和一句简短的话开始。故事是今天的美国士兵读《孙子兵法》的故事,一句话则是英国近代大哲学家罗素所说的一句话。

(一)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

据电视报道,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大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美国总统小布什对士兵说:“你们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在一起。”小布什,西方媒体称之为西部牛仔。狂妄不羁,不服强者,是西部牛仔的主要特征。不服现实中的强者,但悦服中华民族古代的贤者,这就是西部牛仔小布什。狂妄不羁,那是没有遇到贤者,遇到真正的贤者,狂妄的牛仔马上就会服服帖帖。

《孙子兵法》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作品,今天的美国大兵读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兵法》,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不是说明《孙子兵法》能够超越时间?!

《孙子兵法》是神州大地上的作品,中华神州位于太平洋西岸,美国位于太平洋东岸,神州大地的作品能够流传到太平洋东岸,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不是说明《孙子兵法》能够超越空间?!

凡是读书人都知道,轰动一时的书很多,可是能够流传后世的书很少。有些轰动一时的书,连五十年的生命力也没有。还有一些轰动一时的文章,连十年的生命力也没有。

《孙子兵法》一能够超越时间,二能够超越空间,奥秘何在?其奥秘在于以道论兵。

《孙子兵法》在开篇之处连续三次出现了一个“道”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一个“道”字,连续三次出现在《孙子兵法》的开篇之处,这说明兵家论兵,其立论基础并不是“君王如何发令,我如何用兵”, 更不是“君王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而是以道论兵的。

道是道,兵是兵,道为什么会演化出兵法呢?相信很多朋友会对这一问题有疑问。

明白了罗素先生的一句话,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二)罗素几十年前的一句话

“像上帝那样去看。”这句话是几十年前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说的。罗素认为,看问题,看世界,看某事物与一切事物,仅仅用人的眼光去看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怎么看?罗素给出的答案是:“像上帝那样去看”。

为什么说人的眼光有局限性?因为人有老少之别,有目光远大与鼠目寸光之别,有民族之别,有文化背景之别以及文化程度的深浅之别,有东西方区域之别,有政治立场之别,有宗教信仰之别,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因此,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人的局限性,在上帝这里并不存在。上帝可以超越年龄的局限,超越时空的局限,可以超越经验的局限,可以超越种族、宗派、利益的局限,所以,看问题应该“像上帝那样去看”。

上帝者,人格化的造物主也。宗教中的上帝,哲学中的本体,文化中的自然之道,三者名异而质同,三个名字所描述的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与管理者。用笔者的话说,上帝、本体、道所描述的就是产生天地万物的那个生生之源。

《圣经》中的上帝,是天地万物以及亚当、夏娃的造物主。在中华文化里,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以及一男一女由天地而生,所以,天地是万物以及一男一女的造物主,道是天地的造物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对造物之道的精辟描述。

罗素所主张的“像上帝那样去看”,相当于早期中华大地的以道理论之。以道理论之,简而言之,就是以道论之。罗素的“像上帝那样去看”,先秦诸子的以道论之。罗素说到的,先秦诸子早已做到了。

以道论之,借助的是造物主即生生之源的智慧。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人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学科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经验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地位的局限。

……

兵家以道论兵,实际就是依照道理出兵,依照道理布阵,依照道理打仗……以道论兵,孙子论出了今天美国兵还在学习的兵法。全军大比武冠军、军人出身的黄碧然先生告诉我,西方的军事学院都用《孙子兵法》做教材。以道论兵,兵家论出了超越时空的军事教材。

以道论之,仅仅是兵家一家的论证方法吗?非也。与兵家同时期的诸子百家,论证问题的方式全部是以道论之。

(三)以道论之在诸子中

1.儒家的以道论之

儒家以道论礼。礼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没有礼,人与动物就失去了区别。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礼,是从何而来的呢?由道演化而来。《礼记·礼运》留下的名言是:“礼本于大一。”大一者,道也。“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一是道的代名词。礼并不是凭空而来,是由道演化出来的。

儒家以道论公天下。《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夫子告诉人们,最初的中华先贤创立出的是公天下。公天下的第一特征是传贤不传子,用《礼运》原话说是“选贤与能”。公天下是有道之天下,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公天下相反的是家天下,家天下的第一特征是传子不传贤,孔子认为,家天下是无道之天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儒家以道论君王。在儒家文化中,君不能为臣纲。道是君臣共同的纲。君臣都应该讲道。荀子认为,正常的君臣关系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孟子认为,不能盲目辅助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君有道,臣助君。君失道,就失去臣辅助的资格。儒家认为,道至高无上。道,可以裁判君王。

儒家以道论人生。人生终极目标是闻道、得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真正可以指导人生的是道理,而非君王之理,孔夫子留在《论语》中的这句名言,从二千五百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点。以道论之,是儒家论证问题的基本方式。

2.道家的以道论之

阅读《道德经》可以知道,老子以道论德,以道论政,以道论时空,以道论天地万物……阅读《庄子》可以知道,庄子以道论逍遥人生,以道论解牛之技,以道论养生之术,以道论四时之序……人与天地万物必须遵循道理,这是道家文化的基本点。以道论之,是道家论证问题的基本方式。

3.姜太公、吴起的以道论之

中华大地的兵法,并不是只有《孙子兵法》一部。《孙子》之前还有以姜太公名义留下的《六韬》,与《孙子兵法》同时的还有《吴子兵法》,部部兵法都谈到了道。

《六韬·守国》:“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静。”

《六韬·兵道》:“凡兵之道,莫过于一。”

《吴子·图国第一》:“夫道者,所以返本复始。”

谈兵先谈道,这是《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的共同特色。

用兵之妙,在于人却根于道。

4.管子的以道论之

管子者,管仲也。管仲为齐国之相,辅助齐桓公称霸于诸侯。《论语》几处谈到了管仲。管子留下了《管子》一书。《管子》指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都应该讲道。对此,《管子·四时》中是这样说的:“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人治天下,穷则返,终则始。”

管仲的治国方略,出于人却源于道。

5.晏子的以道论之 

晏子者,晏婴也。与管仲一样,曾为齐国之相,辅助过齐庄公、齐景公,使齐国出现了诸侯附、百姓亲、小国入朝的辉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晏子留下的千古名言。“入狗国进狗门”, 这是晏子留下的外交故事。晏婴留下了《晏子》一书,分内外两篇。《晏子·内篇》以墨子的口气评价了晏婴:“晏子知道,道在为人。”

晏婴的治国方略,出于人却在于知道。

6.鹖冠子的以道论之 

百家之中有杂家一家。杂家以鹖冠子为代表,杂家同样谈道。鹖冠子留下了鹖冠子》一书。鹖冠子·博选》在开篇处指出:“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杂家认为,可以从天、地、人、命四个角度去观道。换个角度,也可以以道论天,以论道地,以道论人,以论道君王之政令。以道论之,论出了以人为本。今天人们常用的“以人为本”一词,就出于《鹖冠子》开篇之作的《博选》里。

鹖冠子·著希》指出:“道有稽,德有据。”杂家认为,道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德是衡量人的依据。

《博选》是《鹖冠子》开篇的第一篇,《著希》是第二篇。在开篇的第一、第二篇文章首先出现的是道,道在杂家中基础地位由此可知。

7.墨家的以道论之

墨家崇尚的是尧、舜、禹之道,尧以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则制定历法,舜以七星定七政——使天下之序合于四时之序,大禹以水的自然属性疏导水——使治水的方法合于水往下流的自然属性,尧、舜、禹三者崇尚的是自然之道,所以墨家崇尚的也是自然之道。

8. 阴阳家的以道论之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驺)衍。邹衍在诸子中最为奇特。他明确提出了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之理,并把生克之理用来解释之前的王朝更替。这一理论,当时深深吸引了父传子的诸侯国君们,邹衍周游列国,每到一处,诸侯国君便出城迎接,设宴招待。这与孔夫子周游列国处处受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歪解五行生克之理,这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笔者高度注意的是,邹衍的推理方法。邹衍以小推大的方法,推出赤县神州之外还有神州,诸如中国赤县神州者,天下还有其九。因为大海相隔,所以人民不能相通。当时,邹衍没有飞机、轮船这样的交通工具,仅仅依靠一种方法,推理出赤县神州之外还有神州。这种方法,《史记》的介绍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显然,这种方法属于以道论之。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创立了行星式原子的量子理论,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以行星模式论原子,实际上是原子模式与行星模式之间的对比对应。这种方法是不是仍然在“以小验大”或“以大验小”范围之内?! 邹衍的著作《终始》《大圣》有十万言之多,可惜都失传了。如果说邹衍理论没有失传,同时又被引用到了各种自然科学的问题研究之中,中华民族会解答出多少问题啊!

对诸子中的六子,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这样的评价:“《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诸子有一致之处,有百虑之别。一致在何处?一致在道这里。百虑之别在何处?在各家所论证的不同问题中。

诸子百家所论证的问题不同,但论证问题的方式皆是以道论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此时的中华大地上,道是论证问题、判断是非的终极坐标。

这里的新问题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也源于道吗?答案是肯定的。既然由道出发可以演化出百家之术,那么,从这里也可以演化出医理医术。

(四)道:《内经》的立论基础

道,是《内经》的立论基础吗?请看《内经》开篇之处几个重要论断:

第一是关于“人生如何度百岁”的两句对话。黄帝问:“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将失人之耶?”

岐伯答:“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上古之人的生命为什么能够达到百岁?这是黄帝的问题。解释这一问题,岐伯给出了六个理由:第一是知道,第二是法于阴阳,第三是和于术数,第四是食饮有节,第五是起居有常,第六是不妄作劳。请看,养生的第一要务不是求神,不是拜佛,不是吃补品,而是在于知道。

这两句话出在《上古天真论》的开端,而《上古天真论》则是《黄帝内经》的开篇第一篇。养生在于知道,这是《黄帝内经》在开篇第一篇中所讲的养生哲理。

第二是统领《黄帝内经》的一句纲领性的话:“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道看不见,摸不到,在哪里可以看得见、触摸到道呢?在日月转换的昼夜之中,在寒暑转换的四时之中,在四面八方的空间之中,在万物生息的过程之中,在一生一死的过程之中。总而言之,道在自然秩序中,道在自然法则中,道在生生之物的演化过程中。昼夜之序是道的反映,寒暑之序是道的反映,万物有规律的生息同样是道的反映,所有生命的生生死死也是道的反映。自觉遵守自然秩序者,是谓得道者。得道者,称之为圣人。违背自然秩序的人,称之为愚人。为何有人百病不生,为何有人疾病丛生,遵道而行、背道而行的差别也。

这句话出在《四时调神论》之中,《四时调神论》是《黄帝内经》的开篇第二篇。这句话实际是一部《黄帝内经》的纲领。

《黄帝内经》所论述的问题与诸子完全不同,但立论基础却完全相同,道是诸子的立论基础,也是《黄帝内经》的立论基础。

《黄帝内经》中的以道论之,开始于第一篇,延续于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直至最后一篇。以道论之,贯穿于一部《黄帝内经》始终。

一源出百流,一树结万果,如此形容道与诸子百家的关系,如此形容道与中医的关系,应该是确切的。诸子百家只是由源而发的条条支流,中医也只是百流中的一流,只是万果中的一果——一只鲜艳的、硕大的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道的发现与研究,并不是始于道家,而是始于中华文化的源头。

(五)道: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圣经》把上帝之理比作活水的源泉,把人理比作漏水的池子。《圣经·旧约·耶利米书》:“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活水的源泉与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圣经》对上帝之理与人理的区别。

源头活水,东方也有这样的比喻。朱熹诗作《观书有感》中有这样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的源头活水,实际上指的就是道。笔者对朱熹的很多认识与做法都不赞成,尤其不赞成他把儒家文化局限在四书里,但笔者非常赞成“源头活水”这个比喻。

活水之源,《周易》《圣经》介绍了这样几重重要意义:

其一,万物之源。道变动不居,万物生生不息。万物日新日日新,反证生生之源的生命活力。

其二,人生哲理之源。生生之源之处,演化出了人生哲理。生生之源在哪里?哪里就有如何为人的永恒坐标。《圣经》以上帝为生生之源,所以,以上帝之理建立了为人之理。“上帝让人如何,人就应该如何。”这就是《圣经》所创建的做人公式。中华文化以道为生生之源,所以,以道理创建了为人之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为人公式是“道如何,人如何”。道生天地,天地生人,所以天地之理同样是为人之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天地之理演化出来的。这里的为人公式是“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

其三,时空之源。时空问题,是人类必须认识、必须回答的问题。时间、空间起于何处?起于生生之源之处。《圣经》以上帝解答了上下,解答了昼夜、节令、年岁。上下即空间,昼夜、年岁即时间。《周易》以八卦解答了时间与空间。八卦中有春夏秋冬四季,有东西南北四方。春夏秋冬即时间,东西南北即空间。

其四,奇偶之数之源。希伯莱先贤认为,数随上帝而来。《创世之书》出现了十个数,每一个数代表上帝的一个方面,依次为:至高冠冕、慧、智、爱、大能、美、永恒、威、根本和王权。中华先贤认为,数随道而来,道由一阴一阳所组成,阴数偶,阳数奇。《周易》《黄帝内经》中都有阳奇、阴偶的说法。《周易》同样出现了十个数,《系辞上》直接把十个数与天地联系在了一起:“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其五,动力之源。宇宙运动的原动力源于何处?牛顿给出了源于上帝的答案。中华先贤给出的答案是:一阴一阳本身就具有四种力——原动力,恒动力,相互吸引力,相互区别力。道之动是自动,道之动是恒动。自动的原动力源于阴阳本身,恒动力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推动。一阴一阳永不分离,由此可以看出,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力。一阴一阳永不重合,由此可以看出,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区别力。——宇宙间的星体运动,决不是一种万有引力能解释的。

其六,礼仪之源。万物演化是有序之演化,何时小草该发芽?何时荷花该开花?何时桃子会成熟?何时太阳出东方?何时寒风起北方?何时昼夜寒暑进行转换?序,就是一定之规。人文之礼就是秩序,儒家认为,人文之礼就是由自然之序演化而来。

其七,音律之源。把音乐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这是宗教人士的认识。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上帝除《圣经》以外赐给人类的第二件礼物。”孔子和《黄帝内经》告诉人们,音乐是天地、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礼记·乐记》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黄帝内经·素问》指出,五音角徵宫商羽与时间(春夏秋冬长夏)、空间(东西南北中)有着母源关系。《后汉书·律历上》则把十二律与阴阳八卦联系在了一起:“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卦也。”音律之根,根于阴阳,变化于八卦、六十四卦。

音乐能否治病?在今天的电视上,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音乐能够治病,这是《黄帝内经》中的基本常识。音分五音,角徵宫商羽。音乐治病,就是在五音中选择出合适病人病情的那一音。

其八,发明创造的哲理之源。启迪人的发明创造,这是自然之道与上帝的重大区别之处。伊甸园里,上帝不允许夏娃利用树叶造裙子。伊甸园外,上帝不允许人们造通天塔。中华文化里的自然之道启迪人们的发明创造。前面已经谈过,诸子百家为立论基础创建了一家之言、各家之言。这里谈的是器具以及其他方面的发明创造。《周易》《周髀算经》《黄帝内经》《庄子》共同告诉人们,接近认识了道,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

《周易·系辞上》指出,形上之道可以转化为形下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下》指出,衣裳、舟楫、臼杵、弓箭、网罟、宫室、文字等十多项重大的发明创造,都是在卦象、卦理启示下进行的。卦象、卦理为何能够启示发明创造,因为卦象、卦理合乎道理。

《周髀算经》指出,日月运行,合于道理。以道为指导思想观测日月运行,可以制历,可以发现二十四节气,可以发现勾股定理,可以发现音律。“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周髀算经》告诉后人,此类事与万事之间有相似性,有相关性。熟悉一类,就可以通于万类。如此通达者,即是知道者。

研究道,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庄子在《天地》一文中是这样表达的:“通于一而万事毕。”

卦中有道。研究道,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发明创造。《周易·系辞上》是这样认识的:“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在八卦的基础上引伸,在八卦的基础上触类旁通,就可以把天下之能事办好。

研究道,论一可以知百病。《黄帝内经·素问》有这样的说法:“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

研究道,为什么可以进行发明创造,原因有二:

其一,道在万物之中。天地万物,一物有一物之象,万物有万物之象;一物有一物之理,万物有万物之理;一物之象可以给人以启示,万物之象同样可以给人以启示;一物之理可以给人以一种启示,万物之理则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示。一片树叶,一根茅草,都可以启示进行这样、那样的发明创造。今天的仿生学,讲的不正是物象、物理所启迪的发明创造吗?!

其二,道在卦象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的这段话告诉人们,书与言都有严重的局限性,书与言都不能完美地、完整地表达人的无穷无尽之意。谁能尽言,谁能尽意?象能尽言,象能尽意。象在何处?象在卦里,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一不是书契,二不是语言,所以,卦中可以尽意,尽无穷无尽之意。卦不是文字,不是语言,不是书契,所以,卦没有局限性。这里有阴与阳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哲理,这里有阴阳相反相成的哲理,这里有天地人分而为三、合三为一的哲理,这里有万物相生相克的哲理,这里有时空物三位一体无限循环的哲理,这里还有没有发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哲理。古今中外的资料证明,卦可以与孔子这样的大教育家对话,可以与诸葛亮这样的军事家对话,可以与莱布尼茨这样的哲学家、数学家对话,可以与柏应理、利马窦、白晋这样的宗教人士对话……通过卦象卦理可以明白、接近道理,明白、接近了道理就可以进行方方面面的、各式各样的发明创造。仿照抽象的卦象卦理进行发明创造,也就远远地超越了仿生学。

道之处是哲理大宝藏,凡是进入这里的智者,都可以发现并得到支持自己学说的哲理。道为源,一源形成了百流、千流、万流。流是器、是技、是术、是艺,流是一家之言、百家之言。源头活水的意义,就体现在一源百流这里,就体现在一树千果这里。正是因为有了这源头活水,才有了如此光辉灿烂的中医文化。

以敬慎的态度来研究文化,就会有这样一个发现:创造文化的人类先贤,在文化的源头处,留下了一种可效仿、可延续而不可超越的智慧。这种可效仿、可延续而不可超越的智慧,一可以指导做人,二可以指导做事。在希伯莱文化源头,这种智慧集中在了上帝之理中,中华文化源头的智慧集中在了道理中。做人不能逾越上帝,这是古代希伯莱人与现代西方人的普遍认识。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这是中华民族的普遍认识。做人、做事如果无道私行或无道行私,必然会受到惩罚,用《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话说是:“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用《尚书·太甲》中的话说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诸子百家以道论之的所以然,答案是不是就在这里?!

这里还需要继续说明的问题是:道,并不是始于道家,而是始于阴阳八卦。

《周易》位于群经之首,六十四卦位于《周易》之首,六十四卦的经卦发源于八卦,八卦的成分是阴阳两爻。这一顺序明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位于群经之首的是八卦,是阴阳。换句话说,阴阳八卦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的源,是中华文化的起始点。八卦由一阴一阳两爻所组成,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观之,道首先出现于八卦中,之后出现在文字中。

中医源于道,道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中医由文化而来,这就是“文化中医”的所以然。西医与《圣经》无关,与上帝无关,这是中西医在文化上的基础性区别。

二、关于中医文化

谈中医文化,谈的是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从原则上看,以道论养生,以道论诊病,以道论治病,这是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以自然之道论养生之道、论治病之道,这是中医对文化的发展。《黄帝内经》是中医的奠基之作,是中医的集大成之作,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黄帝内经》里。

从具体上看,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理育人

先是用道理教人遵循自然法则养生,然后用道理教人遵循自然法则防病治病,这是《黄帝内经》的基本点。道理在何处?在昼夜更替的秩序中,在春夏秋冬转换的秩序中,在万物的一荣一枯的秩序中,在物从其类的类别中,在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秩序中,在不忌妒、不刻意攀比的平和心态之中,还在东西南北的空间中。道理,自然法则也。法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自然法则必然要付出代价,甚至是异常沉重的代价。艾滋病、疯牛病的产生,就是违背了物从其类的道理。

先论育人后论治病,只论治病不论育人,这是中医与西医的重大区别

(二)以阴阳两点论来认识世界、认识人体

从八卦诞生的那一时刻起,中华先贤一直就用一阴一阳两点论来论世界,论万物,论男女,论人体。世界与人体,均由阴阳两种元素所组成。阴有形而阳无形,所以,认识世界、认识人体,必须注意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

《黄帝内经》完全继承了认识世界、认识人体的两点论,并且有所发展。《黄帝内经》认为,人体之中,肉体有形,而精气神无形。对于人,精气神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失神而存形,人就变成了植物人。养生与治病,必须重视无形之因素。将无形之因素具体界定为精气神,就是《黄帝内经》对两点论的重大发展。

人生要想顺利度过百岁,“精神内守与“气从以顺”是必须的,这是《黄帝内经》在开篇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所强调的哲理。两点论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之处,也是中医文化的优秀之处。这一优秀之处,是一点论永远望尘莫及的。显微镜无论如何先进,只能认识有形之细菌,能认识无形之精气神吗?但精气神的确是存在的呀。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体现在认识世界的阴阳两点论上。

(三)以天体论人体 

八卦有无限的象征性,但是首先象征的天体。八卦论天体,论出了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大元素。《周易·说卦传》:“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同一个八卦,还可以论人体。八卦论人体,论出了人体的八大部位——头腹,耳目,腿足,手口。《周易·说卦传》曰:“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以天体论人体,以大宇宙论小宇宙,在《圣经》《奥义书》以及佛经中可以找到与《周易》同样的思路。《圣经》以上帝的模样论人的模样,《奥义书》以大梵的成分论人的成分,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人类先贤的思路是一样的。

《黄帝内经》全盘继承与发展了以天体论人体、以大宇宙论小宇宙的思路。《黄帝内经》一是以天体结构论人体结构,二是以天体成分论人体成分,三是以异常天气论人体疾病,论人论病,始终不忘记论天论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这个重要论断,在《黄帝内经》中不止一次出现。

(四)以天气论人气 

天人对应关系,还体现在天气与人气的对应上。《黄帝内经》在开篇第三篇《生气通天论》中是这样说的:“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天有天气,地有地气,人人气,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所以,人气与天地之气是相通的。

天地之气分阴分阳,人体五脏、九窍、十二节中的气同样分阴分阳,所以,五脏、九窍、十二节之中的阴阳二气相通于天地阴阳二气。在显微镜下,天气地气与人气,风马牛不相及。在天人合一的系统论中,天气地气与人气,处处相及,时时相及。天人合一而论,六十四卦论处的是人生哲理,例如自强不息的哲理出于天理,例如厚德载物的哲理出于地理。天人合一而论,《黄帝内经》论出的则是病理。天气正常,则有人体安康;天气非常,则有人体疾病。天气与人气的关系,年年相应,月月相应,日日相应,时时刻刻相应。中医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体现在认识世界的天人合一而论的基本立场上。

孤立地论天,孤立地论地,孤立地论山,孤立地论水,孤立地论人,永远不可能论出正确的答案,哪怕你有无与伦比的精密仪器。“善言天者,必应于人”,这才是正确的论证方式。

(五)以时空论疾病

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首先确定在八卦里。《周易·说卦传》在八卦中解释出了春夏秋冬,解释出了东西南北,解释出了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秋冬,时间也。东西南北,空间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演化的状态也。时空物在这里是一体关系,空间是万物赋存之场所,时间是万物生命之尺度。万物随时空一体运动,起于春而终于冬,起于东而终于北。这里没有远离于物的绝对时间,也没有远离于物的绝对空间。

《黄帝内经》全盘继承与发展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黄帝内经》论人论病,一论时间上的春夏秋冬,二论空间中的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四时不同,不同的时间内会产生不同的疾病。东西南北,不同空间内同样会产生不同的疾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一方水土也生一方病。《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篇《四时调神论》,论的就是春夏秋冬四时与五脏疾病的关系。《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篇《异法方宜论》,论的就是东西南北中不同空间与疾病的关系。

(六)以星象变化论疾病。

宇宙是宏大的,小草、蚯蚓是微小的。但是,微不足道的小草、蚯蚓却与宏大的宇宙息息相关。宇宙间某一个星体、某几个星体出现在特定位置时,地面上会有相应的某种气候,而某种星象、某种气候,恰恰决定着小草发芽、生长与枯黄,恰恰决定着小蚯蚓的出土与蛰藏。气候与星象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不同星象对应着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候决定着不同的物候——小草的生与长,小草的枯与黄,小蚯蚓的活动与蛰藏。

关于大宇宙与小草、小蚯蚓之间的对应关系,《周易·系辞下》是这样表达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日月在天上往来,昼夜寒暑在地表转换。日往月来,寒暑转换,在地表上的具体体现是不同气候的转换。不同的气候,决定着龙蛇尺蠖的生存状态——活动与蛰藏。龙者,龙也。蛇者,蛇也。尺蠖,幼小之昆虫也。请看,日月之动与昆虫之动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日月之动会引起不同的气候,昆虫会随不同的气候而变化。

不同的星象,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候,被《黄帝内经》细分为五运六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原上的草,一年之中,为什么枯?为什么荣?因为一年之中有五运六气的变化。如果只有一种运,只有一种气,像南极、北极那样只有一种寒气,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小草鲜花的生长。

每一运、每一气会引起万物的相应变化,同样的道理,每一运、每一气也会引起人体的相应变化。运气有正常与异常之别,物的变化、人的变化也有正常与异常之别。异常,就是病。运气异常,物会生病,人也会生病。

论物必须论天地日月,论虫必须论昼夜寒暑,这一原则起于《周易》。将天地日月寒暑之动化为五运六气的循环,这是《黄帝内经》对文化的继承。论物必须论气,论人必须论气,气就是五运六气,这又是《黄帝内经》对文化的发展。气与人的关系,手术刀是解剖不出来的。

(六)以生克平衡来解释世界与五脏

天地广大,万物复杂,广大而复杂的天地万物能否归结在一幅明晰的简图之中,中华先贤、印度先贤以及释迦牟尼做到了这一点。

印度先贤、释迦牟尼在《奥义书》与佛教经典中把天地万物抽象在一幅简图之中,天地万物与人均用风、火、水、地四大元素来表达。四大元素之中有单向的生产链条——风生火,火生水,水生地。

中华先贤也绘出了一幅简图,天地万物与人均可以抽象为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之间存在着两种循环关系:一是循环相生关系,二是循环相克关系。相生相克,解释了物质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这就是与阴阳之理同等重要的五行之理。

阴阳、五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也是中医文化的根本。《黄帝内经》一是全面地继承了五行之理,二是全面地发展了五行之理。《黄帝内经》用五行之理解释天地万物以及人体五脏的属性,这里不能一一陈述。这里只能做以下简单介绍:在《黄帝内经》中,五行可以论时间——春夏秋冬长夏,可以论空间——东西南北中,可以论五脏——肝心脾肺肾,可以论五气,可以论五音、五味、五畜、五果。

……

医论阴阳,医论五行;由道而术,由道而养生之术,由道而医术,中医文化的所以然就在这里。

(七)结语

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认识,这是始于八卦的方法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方法论。

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关系,这是始于八卦的方法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方法论。

世界是动态的,人是动态的,动在至大无外的宏观世界中,动在至小无内的微观世界中。看人、看病、看世界,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去看,这是始于八卦的认识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认识论。

万物必须遵循时空法则,人也必须遵循时空法则。看物、看人应该放在一定时间中去看,应该放在一定空间中去看,这是始于八卦的认识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认识论。

万物与人一可以分类,二可以归类,万物分阴分阳,万物归类于五行,这是始于八卦的认识论,这也是《黄帝内经》延续与发展的认识论。

以上所谈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可以精练在一个词语中,这个词语就是“援物比类”。与“援物比类”意思相近的词语是“观象比类”或“取象比类”。

中华文化为中医文化之源,《黄帝内经》是中华文化在医学领域内的支流,这就是中医称文化的原因所在。

三、“中医”的本义与出处

中医的本义所指的并不是中国的医术,也不是掌握中国医术的医生。其本义为平衡寒热、平衡虚实、平衡阴阳的中平。中医之中,在哲理上与《周易》所强调的“中道”,与《尚书》所强调的 “允执厥中”以及《礼记》所主张的“中庸”, 意义上相似相通。

“中道”讲究的是一阴一阳之间的和谐平衡,执政的圣人与天下人之间的平衡。

“允执厥中”讲究的是不极端,讲究的是持两端而取其中。这条哲理是作为舜的执政原则、执政经验传授给禹的。

“中庸之中”讲究的是不偏不倚,不乖戾不极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礼记·中庸》把天理视为是中庸之理的哲理之源。在《礼记》中,中庸之理一是执政者的执政原则,二是从君王道平民的人生态度。

中医之称谓,最早出现在《汉书》。中医之中,本义是中平之中,中和之中。《汉书·艺文志》: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以通解结,反之于平。……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医”一词就源于此处。

《汉书》告诉人们,中医经方的最终目的在于“以通解结,反之于平”。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在于平衡——平衡阴阳、平衡寒热、平衡虚实。以平衡为桥梁,达到治愈疾病的彼岸。中医之中,本义是中和之中,中平之中也。

现实中的中医,其意义已经不同于中医本义了,所指的是中国的传统医术,或掌握中国传统医术的人。中医之中,其意义已经演化为中国之中了。

四、疏通源流,振兴中医

(一)辉煌的历史

中医医生,《周礼》中已经有了记载与分类。《周礼·天官》中分出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关于四种医生得职责,《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杀之齐。

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

《周礼》指出,治内部疾病一可以用药物,二可以用五味,三可以用五谷,四可以用五音,五可以用五气。治外科疾病一可以用药物,二可以动手术。

中医治病,其目标不是消灭细菌,而是平衡阴阳。《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者,平也。平者,平衡也。平衡什么?平衡阴阳。阴阳为何?气血也,虚实也,寒热也,脏腑也。以平为期,是中医的终极目标。

远古时期的名医是僦贷季。僦贷季是神农氏时代的名医。《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通过岐伯之口是这样介绍僦贷季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色脉者,五色、经脉也。神明者,道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四时者,春夏秋冬也。八风者,四面八方之风也。六合者,四方上下也。四时八风六合者,时空也。这段话不长,却异常重要。这里出现了阴阳之道,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出现了时间与空间,出现了八风,出现了五色与经脉。这些实际上就是中医的基本理论,按照岐伯的说法,是这位僦贷季奠定了这些基本理论。

上古时期的名医岐伯。岐伯称僦贷季为先师,两人之间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师传关系。岐伯是黄帝的指导者,一部《黄帝内经》就产生于黄帝与岐伯一问一答之中。所以,后人称中医为岐黄之术。岐即岐伯,黄即黄帝。黄帝为帝王,岐伯为贤哲,所以岐伯的名字排在了黄帝之前。早期的中华民族尊重贤者与能者,由此可见一斑。岐伯讲养生之术,讲诊病、治病之术。养生,讲究精气神的调摄;诊病,有望闻问切四法;治病有汤液醪醴四药。岐伯先后讲了疟疾、麻风病、热病、寒热病、伤寒、中风、偏瘫、痹证、周痹、血枯、大厥、酒风、头痛、瘟病、水胀、肤胀、鼓胀、腹胀、黄疸、消渴、癫痫、癫狂、痈疽、痿病、卧不安100多种疾病。《黄帝内经》诞生在《圣经·新约》之前,岐伯也早于耶稣。有心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圣经·新约》,去看看耶稣是怎样治病的。比,可以知长短高低。要想知道岐伯与中医文化的伟大,可以把同时与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找出来读一下,清晰的答案马上就会呈现在面前。

先秦时期的名医是扁鹊。《韩非子》《史记》中均记载了扁鹊的事迹。扁鹊诊病,望诊达到了一望而知的水平。扁鹊见齐桓侯,一望便知君之疾在腠理,一望便知君之疾在肌肤,一望便知君之疾在骨髓。扁鹊的故事被编入了今天的中学教材。《汉书·艺文志》说,扁鹊留下《扁鹊内经》《外经》,但已经全部遗失。《史记》告诉后人,扁鹊的医术已经达到了起死回生的水平。更为值得怀念的是,扁鹊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割皮解肌,浣洗肠胃”的高度。

汉代的最著名的中医是张仲景。张仲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创作了《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创立了六经(三阴:太阴、少阴、厥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辨证与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的诊病方法,将《黄帝内经》中“寒则热之,热则寒之”的治病原则化为具体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病八法,还创立了113个方剂。113个方剂被后人称之为经方,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和“众方之祖”。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华佗。《后汉书》有《华佗传》一文,记载了扁鹊的事迹。华佗精于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其精于外科,华佗能开腹,能洗肠子、缝肠子,能剐骨疗毒。

魏晋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皇甫谧。皇甫谧最大贡献在针灸上。皇甫谧因42岁患风痹,开始自学医学。皇甫谧的优秀之处在于能够辨别历传之谬误,除其重复。皇甫谧在《黄帝针经》即《黄帝内经·灵枢》的基础上创作了《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是第一部针灸专著。——自学者也可以成为名医,皇甫谧的榜样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葛洪。葛洪是医学家,也是哲学家,还是炼丹的化学家。在笔者看来,葛洪的最大贡献有四:第一是明确指出了狂犬病可以医治,具体方法是用狂犬的脑髓敷狂犬所咬的伤口。这个方法记载在葛洪所著的《肘后方》里。

第二是发现了青篙汁可以治疟疾。今天的青篙素被世界所接受,追根溯源,此功应首推葛洪。

第三是外科手术可以放腹水。

第四是发明了治疗骨折的小夹板,用小夹板使骨折复位。至今,这一方法仍被世界骨伤学界所采用。

隋唐时期最著名的中医是孙思邈。孙思邈的精妙医术,此处不再陈述,此处重点推崇的是孙思邈的高尚道德与一句至理名言。孙思邈治病有四不问:一不问贵贱贫富,二不问长幼妍蚩,三不问怨亲善友,四不问华夷愚智。仅这第一条,现在有多少医生能达到如此境界呢?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的开篇之处明确指出:大医须懂《周易》。明代名医张介宾在此基础上演化出来一句至今还在流传的一句名言:“不知易,不足以言知医。”

明末名医吴有性(字又可)创建了温病学。吴有性曾对瘟疫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徭役之役,家家户户都得交纳。瘟疫之役,家家户户都可能受传染。吴有性著《瘟疫论》,把瘟疫的病因归结为一种看不见的戾气。戾气的认识,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戾气的认识,在当今完全可以继续发展。禽流感之外还会不会产生其它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之外还会不会产生其它炎?这需要有志者的继续研究。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文化孕育出了中医,中医发展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孕育着中华民族,中医文化呵护着中华民族。没有中华文化的孕育,肯定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没有中医文化的呵护,中华民族肯定不会绵绵延续上下五千年。

历史上的中医是辉煌的。

辉煌的中医,其精髓可以归纳在下列几句话中:

以道理论医理;

以变化论病理;

以损益论医术;

以平衡论健康;

以仁心论医心。

(二)令人忧虑的现实

历史上的的中医是辉煌的,现实中的中医却是令人忧虑的。

从新文化运动至今,批判、抛弃、告别中医的声音连绵不断。产生这种声音的原因有三:

一是没有阅读过《黄帝内经》。可以这么说,批判、抛弃、告别者之中,没有几个真正接触过《黄帝内经》的。《黄帝内经》语言是精美的,道理是深邃的。真正读懂了《黄帝内经》,从政者可以治国,从医者可以治病,莘莘学子可以写出精美的文章。笔者因受鲁迅先生影响,从青年时代就歧视中医,但认真读完《黄帝内经》的前五篇文章,马上被其中的文辞、哲理所吸引。“啊!中医原来是这样的。”精美精致、深邃平实,这就是笔者读完《黄帝内经》的前五篇文章后的第一感觉。

二是把庸医当成了中医。中医医生队伍中有不少庸医。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多次挖苦过的庸医。日常生活中,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阅读《黄帝内经》,要认识中医,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医生。如果遇到的具体医生是庸医,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医等于骗子”的错误结论。

三是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西医的听诊器、手术刀、显微镜,这些器具明显使中医的工具相形见拙。西药道的药片、针剂,其标准性、定量准确性明显使树根、树叶这类柴柴草草的中药相形见拙。

所以,不能一味地责难批判、抛弃、告别者。中医也应该从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去问一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声音”。

中医令人忧虑的原因何在?笔者冒昧谈几点看法:

其一,中医失传了根本。水有根,树有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识。那么,中医的根,根于何处?前面已经谈过,中医之根根于文化。细而言之,中医之根根于阴阳之道,根于五行,根于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根于时空物人四位一体的时空观。中医不知道,不知阴阳,不知五行,不知五运六气,不知天人合一的哲理,不知历法,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医生。《黄帝内经》认为,历法、运气这是为医者应知应会的两项基本功。《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年之所加即历法之推演,气之盛衰即五运六气的变化,虚实之所起即疾病之演化,工即中医医生。不知历法、运气,是不能为工的。仅以此而论,中医的现状不令人忧虑吗?进而言之,道为何物?阴阳为何物?五行为何物?《易》与医的关系为何物?有多少中医医生能够说出个一二三呢?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和尚不懂佛教之根之源,能叫和尚吗?

其二,中医解剖之术失传了。源头中医,是重视解剖的。解剖一词,就出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这段论述记载了中医文化中的解剖学。人体解剖,其主要目的有七:一看脏之坚脆,二看府之大小,三看谷之多少,四看脉之长短,五看血之清浊,六看气之多少,七看十二经脉中的气血。

《周礼·天官》中的有疡医一职。疡医是外科医生。治疗的对象是肿疡、溃疡、金疡、折疡,治疗的方法一是药,二是劀(“橘”左去木右加竖刀),三是杀。劀与杀,显然是外科手术。

《史记》中的扁鹊会手术,其水平已经达到了“浣洗肠胃”的高度。

《后汉书》中的华佗会手术,其水平已经达到了开腹、洗肠子、剐骨疗毒的高度。

解剖之术在清代王清任这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之后失传了,今天也没有捡回来。外科之术失传了,今天也没有捡回来。《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黄帝内经》,也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也有《扁鹊外经》。后来,两部《外经》都失传了。西汉至今,两千年过去了,中医界并没有创造出一部新的《外经》。

不会解剖,不会做大手术,如何与西医相比?又如何超越西医呢?

其二,中医教育的缺陷。中医学院、中医大学里教西医,而且两者的教学时间大体相当。笔者没有资格评论这样的教育对与否。笔者此处的问题是:西方的医学院有中医的教材吗?

学中医不学《周易》,是孙思邈、张介宾错了,还是今天的教育错了?学中医不学天文,是《黄帝内经》错了,还是今天的教育错了?

中医大学里的学生不通读《黄帝内经》,中医研究生选修《黄帝内经》,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西方神学院里的学生选修《圣经》,西方会容忍这样的神学院吗?

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但为什么生产不了出类拔萃的名医,这是不是中医教育应该反思的问题?

其三,中医管理的缺陷。中医如何继承,又如何发展?中医的短处到底在哪里?中医的长处、优秀之处到底又在哪里?西医解答不了的问题,中医能不能解答?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能不能医治?西医能做的手术,中医为什么不能做?这些是不是中医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创举该不该总结?该不该推广?例如《张山雷医集·中风斠诠》指出,中药治疗大厥即肝风所引起的脑血管疾病,能够达到“覆杯得安”的效果。如果中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确能达如此效果,该不该组织验证,应不应该推广?例如山西灵石县中医院长李可先生著书,说有附子之毒恰恰是治疗心脏病的灵丹妙药。李可院长以附子为君药,创立破格救心汤,医治了“千余名心衰重症”,其中多名是西医放弃治疗的病人。破格救心汤优秀之处有三:一是能治病,二是见效快,三是价格低廉。《药典》中的附子的最大使用量是15克,而李可院长的最大使用量是500克。李可院长的经验有没有普遍意义?附子的使用量该不该突破?《药典》附子条该不该修改?这些是不是中医管理者的责任?

诸如此类的经验还有没有?如何发现诸如此类的经验?这些是不是中医管理者的责任?

有成绩就归功于管理者,这是目前行文的一般规矩。那么,告别中医的悲哀,责任应该归于谁呢?

其四,中药令人忧虑的两大问题。一是质量失真问题,二是中成药的国际市场问题。

中药药材一讲究时间,二讲究空间。讲究时间,讲究的是采集时令。讲究空间,讲究的是药产某省某地。“三月仙草四月蒿,五月的茵陈当柴烧”讲究的就是时间,茵陈在三月采集,才能保证质量。所谓“川黄连,杭白菊”讲究的就是空间。地道或道地,是药材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按照现代地球化学的观点,不同区域的地壳之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是不同的。现代地球化学中的观点,证明了中华先贤的卓越远见。可是,现在的中药,还讲究严格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吗?人工的培植,农药的介入,也是中药药材质量问题之一。

中药,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是,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日本生产的中成药几乎取代了中药。中药快变成了日药,中华民族还如何骄傲呢?

其五,医疗器械有退无进。中医是讲究器具的,出土文物与经典记载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史前的出土文物中已经有了石针、骨针,《黄帝内经·灵枢》的开篇之作《九针十二原》已经记载了九种针。上下几千年过去了,中医器械进步了吗?针刺医生手中还有九种针吗?扁鹊的手术器具为何?华佗的手术器具为何?中医医疗器械不要说发展,连保留、延续都谈不上。医疗器械远不如人,这是事实。要想振兴中医,不创造中医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行吗?

重复一次,中医的历史是辉煌的,中医的现实却是令人忧虑的。

(三)光明的前景

没有源,就没有川流不息的江河。川流不息的江河再长,也不会告别自己的源头。要振兴中医,必须疏通源流。而疏通源流的关键,在于认清源而疏通流。

中医的源头是道。自然之道是一座哲理大宝藏,这里有效法自然的哲理,这里有天文、人文合一而论的哲理,这里有时空物人一体而论的时空观,这里有用阴阳五行为坐标观察世界与人体的方法论,这里有奇偶之数,这里有五音六律,这里有阴历、阳历以及两历融和为一的阴阳合历,这里有天干地支的计时规则,这里有遵道养生的养生之术,这里有以道论病的独特方法,例如不治已病治未病,例如左病治右,右病治左,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发现的或等待发现的哲理。丰富的道理在《黄帝内经》之中,更在《黄帝内经》之外的自然之中。

疏通源流,关键在于认识中医之源,而必须从弄懂道所蕴含的哲理。道是什么?是中华先贤所认识的造物主。近代、现代西方一流的科学家,例如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他们无一例外都在思考造物主与自己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谈上帝与二进制的关系,牛顿谈上帝与原动力的关系,爱因斯坦思考上帝的本性……西方人所理解的造物主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中华先贤从一开始就把造物主理解为自然之道。是自然之道演化出了天地万物,自然之道就是生生之源。生生之源之处的哲理一是无限丰富,二是真正具有常青意义。西方一流科学家的认识与思考,在中华先贤这里是基本的东西。

认识源,其意义应该体现在流的发展上。疏通源流,广义而言,必须体现在道器、道技、道术、道艺转化上。具体到中医而言,就是把道中的哲理转化为具体的养生之术、诊病之术、治病之术。道有无限的延展性,术有严格的规定性。

把具有无限延展性的道理转化为精美的、准确的、具有严格规定性的解牛之术,这是解牛的庖丁值得传颂的地方。把具有延展性的道,转化为精美的、准确的、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医术,这应该是中医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术不能离开器。深邃的道理,精美的医术,不能没有先进的、具有定量意义的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例如中医有优秀的认识论。养生之术、诊病之术、治病之术此三术有一个共同点:均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认识,均把人放在四时五方之中来认识,均把人放在五运六气之中来认识。病在人体之中,病因却在天文之中,却在时间空间、五运六气之中。这些病因都是仪器无法发现的。可是,如果利用仪器把外部之因与体内之病之间进行定量,这不是更好吗?!中华先贤谈道又谈器,子孙们忘记了器,这是不是中医手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医的历史是辉煌的,中医的现实是令人忧虑的,但是,中医的前景是光明的,是令人乐观的。为什么?细细论证需要一本专著或几本专著,这里只能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与西医相较,中医文化与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一体关系,两者之间从始至终没有分离。而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与文化是两分的分离关系。文化一体与文化两分,对于中医的前景有关系吗?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请看下面一句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这是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的一句话。这句话出现在《后现代科学》一书中。《后现代科学》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现代科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认为“传统社会的智慧”可以拯救人类。

问题是,美国有“传统社会的智慧”吗?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如果寻找“传统社会的智慧”,应该向东方寻找,应该在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中医文化里寻找。产生在中华文化、中医文化基础上的文明,是利用自然而不伤害自然的文明。所以,笔者对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五、继承中华文化,再造民族辉煌

研究的是《黄帝内经》,心系的是中华文化,笔者的目的与希望是,全面复兴包括中医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

笔者认为,源头的中华文化是异常优秀的文化,正是这个异常优秀的文化蕴育出了早期的领先于世界的文明。

创造物会过时,创造物背后的智慧并不会过时。创造文明的大智慧,永远也不会过时。对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就是要认识元点智慧,并能运用此智慧解答今天生活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元点者,起初之点也,开始之点也。万物有起始点,文化也有起始点。所谓元点智慧,就是源头中华文化中的智慧。

元点智慧体现在何处呢?分而言之,元点智慧在一部部经典中,在一件件先进器具中,在一项项先进技术中,在众多的发明创造之物中……集而言之,元点智慧融会在一个道字里。《圣经》用神解答的问题,中华文化是用道解答的。神解答的问题,道解答了,例如天地如何诞生?例如人生如何度过?神没有解答的问题,道也解答了,例如如何发明创造?道中有阴阳分裂而变的宇宙观,有法天则地的人生观,有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有天人合一的系统论,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方法论,有尚象制器的创造论……若问一个道字里面为什么隐含有如此丰富的哲理,答案是道源于自然,道理源于自然哲理。此处,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源头的文化里,道理是用八卦之理、是用阴阳五行之理表达的。

真正认识了道,就接近了元点智慧。接近了元点智慧,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在实际生活中提出很多很多新问题,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发明创造一件件新器具。接近了元点智慧,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创造出一部部新经典。接近了元点智慧,就可以像中华先贤那样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似乎什么都有:天上飞的有飞机,地上跑的有汽车,家中看的有电视,手中拿的有手机……可是知道吗?所有这些都是从别人瓜田里买来的瓜,是从别人果园里买来的果。不会提出问题,不会解答问题,这才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回顾一下,在近代于当代,具有世界意义的新问题,有几个是由中华民族提出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步步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一步步离开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一步步离开了自己的元点智慧。

一条江河要想滔滔不绝万古流畅,那就不能告别源头;一棵大树要想顺利成长而万古长青,那就不能告别根本;同理,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那就不会自断其根——告别自己的文化。笔者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通过文化复兴达到民族复兴的经验,绝没有通过灭绝文化达到民族复兴的先例。

笔者深信,只要真正认识了元点智慧,中等智商的人,就可以提出与解答很多问题——有利于人而不害于自然的新问题。笔者衷心地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华民族子孙,能够认识到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之间的关系,从而自觉探索与接近元点智慧。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接近了元点智慧,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就有可能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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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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