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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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外还有方法   道路之外还有道路

刘明武

 

一、从“告别中医中药”谈起

2006年,《医学与哲学》发表了一篇引起全国争论的文章,争论的着眼点,不是文章本身的优劣,而是文章的题目——“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中药该不该告别是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告别”的立异之声是一回事,尽管是大范围的争论,但由于情绪上的激动,这两笔账并没有得出清晰的答案。

中医中药不应该告别,这是笔者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没有中医中药的呵护,中华民族肯定不能跨越上下五千年。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仅仅是一二百年的事,完全依靠西医西药,一个简洁的答案马上就摆在了面前:中华民族既不可能有历史,也不可能有今天。

那么,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中医中药,今天为什么会有“告别”声呢?果在今天,因在昨天。在堂堂中华沦落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时候,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是有血性青年学子开始了“不该这样,为什么这样”的反思。反思中出现了一个当时影响极大、时下极有影响的结论——“文化不如人”。在这一结论下,出现了 “废除汉字”,“废除中医”,“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系列极端主张,今天的“告别中医中药”,实际上是昨天“文化不如人”思潮的继续。与昨天不同的是,昨天的反思者目的是重新振兴中华,而今天的“告别者”的目的则是“中华民族如何臣服于西方文化”。事事处处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否定中华文化,是今天“告别者”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告别中医中药”,理由就是“中医中药不科学”。

反驳一个几个“告别者”并不困难,但是,其延续的是一股社会思潮,与其与“告别者”进行无谓的争论,不如从学理上弄清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弄清中华民族从领先于世界到谁都敢打的真正原因,进而认识真正的中华文化并继承与发扬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目的。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争论的落脚点。

二、爱因斯坦所进行的文化对比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出了上面这段非常理性的话。这段话有多重重要含义:其一,中国古代的发明与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之间具有可比性;其二,同样是解答问题,西方用这种方法,而中华先贤用的却是另一种方法;其三,西方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之学,西方科学之外还有学,换言之,赛先生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先生,赛先生之外还有先生;其四,东古西今文化对比,爱因斯坦既看到了殊途的差异,又看到了同归的成果。其五,爱因斯坦没有否定中华文化,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三、对爱因斯坦对比的补充说明

不用形式逻辑能解答问题吗?请看证明下面一个实例: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用“因为,所以”求证c2=a2+b2,过程需要十步以上。而《周髀算经》用折矩的方法证明勾股定理,三步运算就可以干净利落地求证出结果,而且过程具有异常的形像性、趣味性。

一个问题上的不同,不足为怪。问题是,东西方数学的路数本来就不同。吴文俊院士在《东方数学的使命》一文中指出:“除了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和数学之外,事实上还有跟它们完全不同的所谓东方科学与数学。”吴文俊告诉世人,今天的计算机数学,所沿用的恰恰是东方数学,即中国数学。

实证方法之外还有方法吗?请看博大精深而方便实用的中医学,请看古老而年轻的经络学。

中医学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认识,把人放在时空之中来认识。天气正常则人体正常,天气非常则人体非常,非常即是病。春夏秋冬为四时,四时有四时之病;东西南北为四方,四方有四方之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生一方病,如此论病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实证。

中医学认为,人由形神——形体与精神——两种因素所组成,形看得见摸得着,神看不见又摸不着,但这两种因素都应该重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中举的喜讯而突然昏厥;《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听到抄家的消息马上昏厥,两人的病与有形之病菌无关,而是关乎无形之神。无形之神,显微镜无法认识,再精密的仪器也无法认识。在无形因素面前,实证方法显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十二经络,详细记载在了《黄帝内经》之中。可是,现代西方科学用解剖分析的方法,既不能发现,又不能解释。经络学,昨天发挥过作用,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明天还会继续发挥作用。经络学,真是古老而年轻。

在人类先贤攀登文明高峰的竞赛中,中华先贤往往先行到达。奇怪的是,中华先贤所到达的某些领域,用西方的方法,至今也无法到达。爱因斯坦的看法是正确的,到达同一目的地,中华先贤所走的路、所采用的方法的确与西方不同。

四、刀叉有刀叉的智慧  筷子有筷子的智慧

笔者多次谈到过这样一个观点:刀叉与筷子截然不同,但是,刀叉有刀叉的智慧,筷子有筷子的智慧,两种不同的智慧可以解答同样的问题。再请看下面10个实例:

1.面包与馒头。同样是面粉,东方人蒸出了馒头,西方人考出了面包。面包与馒头在外形与制作工艺上均有差异,但有差异的面包与馒头却能够解答同一问题——填饱肚子。

2.汉字与西文。同样是文化载体的文字,东方人创造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汉字,西方人创造了表音不表义的字母。有差异的汉字与西文字母,在功能上是不是相近相似?

3.歌剧与京剧。同样是剧,西方有歌剧,东方有秦腔,有豫剧,有越剧,有粤剧,还有雍荣华贵的京剧,歌剧与京剧是不是都可以表达音乐之美、艺术之美?

4.阳历与阴阳合历。在西方,产生的是太阳历,旧太阳历是大英雄恺撒在埃及天文学家帮助下制定出了的,太阳回归年长度是365.25天。

在中华大地上,既产生了太阳历,又产生了太阴历,合二而一制出了阴阳合历。阴阳合历的数据,同样是365.25。中华大地上的历,最早是以黄帝名义出现的。中国的郭守敬,将一年的时间精确为365.2425。3百年后,教皇格里高利组织学者同样得出了365.2425这个数据。

太阳历与阴阳合历有差异,但作用是不是一样?!

5.奇偶之数。《创世之书》用上帝解答了十个数,《周易·系辞上》用天地解答了十个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奇数起于天,偶数起于地。你用上帝解答了十个数,我用天地解答了是个数,解法不同,但十个数的功能有差别吗?

6.直角三角形。在古希腊,直角三角形是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纸上画出来的,而在中华大地上则是立竿测影时发现的:杆为股,影为勾,杆端与影端相连的斜线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纸上的直角三角形,画一个是一个;空间中的直角三角形,日影之下,一天会产生亿万个直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产生的同时,圆也随之诞生。发现的途径差别是那样的大,但勾三股四弦五有差别吗?

7.度量衡。度量衡在科学史中占有基础性地位。英国学者W.C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指出,最早的度量衡不是产生在西方,而是产生在两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巴比伦尼亚国王的敕令中出现了度量衡。《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这句话告诉后人,中华大地上的度量衡产生在舜之前,是舜第一次统一了音律与度量衡。在《十大算经》与医学典籍中可以看到,创立度量衡,中华先贤采用多种方法,其中最简洁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一粒米确立了量、度、衡的基本单位——米长为度,米广为量,米重为衡。西方还“没有”的时候,东方已经“有”了,“有没有”是一种差异,提前“有”也是一种差异,东方提前“有”的,西方还没有,提前能算是错吗?

8.音乐。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上帝除《圣经》以外赐给人类的第二件礼物。”

中华大地上的音乐,源于自然,源于天地。《周髀算经》:“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周髀算经》中的立竿测影者发现,一年十二月有十二种声音,黄钟之声是从冬至开始的。《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孔夫子告诉后人,天籁之音源于天,地籁之音源于地;天籁地籁之音的合和,形成了尽善尽美的大乐。目前世界上所采用的标准音调,是中国的十二平均律。《汉书·律历上》说:“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一阴一阳之谓道。音乐归根结底与道有关。同样是音乐,东西方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音乐之美有差别吗?

9.画。油画,西方画也。水墨画,中国画也。油画写实,水墨画写意。两种材料,两种画法,完全不同形式的两种画。两种画是不是都能给人以艺术享受?

10.造物主。天地万物从何而来?《圣经》以一个万能之神做出了解答,《周易》《礼记》《道德经》以自然之道做出了解答。请看,在生生之源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不是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

笔者多次进过这样一个观点:地球从形成那天起,就有东西之分;人形成之后,就有东西之别。两种空间中的人创造了不同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智慧。解答同一问题,不同的智慧往往采用不同的方法。东方成语中的“殊途同归”,西方谚语中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这都在表明:要达到同一目的,可以有多种道路,可以有多种方法。

“持果求因,是谓科学。”这是严复先生的一说。“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以道论德,以道论礼,以道论兵,以道论剑,以道论茶,以道论棋,以道论一物之理,以道论万物之理,是谓道器之学。”这是笔者的一说。西方有科学,东方有道器之学,这就是东西方的差异。差异≠对错,这是常识。可在“告别者”眼里:差别=对错。

五、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

“文化不如人”的结论究竟对不对?请回望一下那个光照千秋的、全世界至今都悦服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文化本身,而是因为文化的失传与变质。请看以下几点论据:

1.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源头的圣贤,每人都是器具的发明者,可是到了老子这里,圣人变成了器具发明的发对者,从器具发明者到发对者,所反映的是不是文化变化?

2.“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所记载、所传承的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是生天地万物的道,器是器具之器,在《周易》里,道与器是并列并重的关系,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关系。《周易》所记载的五大圣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名下出现了十二件基础性器具,例如衣裳,耒耜,舟船,臼杵,宫室,弓箭……《圣经》中没有与神并重并列的器,《奥义书》中没有与梵并重并列的器,佛经中没有与佛并重并列的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唯有《周易》这部经典讲道又讲器。但是,在《道德经》里,老子视器为动乱的根源,老子一主张抛弃原有的器,二反对发明新的器,从“道器并重”到“道器分离”,中华文化在此是不是失传了一半?

3.行而论道,这是源头圣贤的行为方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都是行而论道者,可是到了孔子这里,圣人变成了坐而论道者。从行而论道到坐而论道,文化精神在这里是不是有所失传?

4.务农,在神农氏这里为圣人之事,在后稷这里为大人之事,可是,务农之事被孔夫子被界定为小人之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的是不是文化的变化?

5.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名下记载的是一件件发明创造的功绩,秦始皇、汉刘邦名下记载的是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绩,从圣者为王到胜者为王,算不算文化变质?

6.“男女同尊卑”,这是始于源头文化的基本原则,《礼记·昏义》清楚地记载了这一原则,但西汉以后中华民族所信奉的却是源于《列子》的“男尊女卑”,一个词语的变化,变丢了天下一半人的地位。这一变化,算不算质的变化?

7.士商工农都是国家的基石,《春秋谷粱传》《管子》记载了“士商工农”古之四民的同等地位。可是,从韩非开始,商人被定位为“蠹虫”,汉晁错又提出“农本商末”的立论,汉曾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基石与蠹虫之变,算不算文化变质?

8.道的本义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的“三纲”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变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讲的是阴阳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阳纲阴目,从阴阳平衡之道到阳纲阴目之道,算不算文化变质?

9.“君不义,臣不可以不诤于君;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这是《孝经》所主张的臣子原则。“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这是宋明理学所主张的臣子原则,在这两种原则里,还会看到讲理的文化吗?

10.“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305首,第一首第一句就是歌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在源头的群经之中,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但这不是清规戒律,更不是铜墙铁壁。孟子引用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那是批评邪道求官的。谈到男女婚姻时,孟子的态度是:好婚姻应该告诉父母,如有障碍则可以“不告而娶之”。西汉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阻碍青年自由恋爱铜墙铁壁,成了阻碍青年自由恋爱但清规戒律,从歌颂自由恋爱到不准自由恋爱,反映的是不是两种文化?

11.《黄帝内经》中的黄帝,特别善于提出问题。黄帝提问了千百个问题,导师岐伯回答了千百个问题,平素之问,集成了《黄帝内经·素问》。中医,史称岐黄之术。岐是岐伯,黄是黄帝,岐先黄后,说明贤哲的地位高于帝王。秦汉以后,有几个皇帝是善于提出问题者?“岐黄”式的排列还出现过吗?《史记》中的黄帝,是基础性问题的解答者,或解答基础性问题的组织者。黄帝名下的功绩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黄帝还主张“节用水火之物”。秦汉以后,能解答基础性问题皇帝有几个?“一只老虎带领的一群羊,会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老虎。”西方谚语告诉人们,领头人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中,刘阿斗与诸葛亮;宋高宗与岳飞;清咸丰与林则徐……这种“羊带领老虎”的事例,在中华大地上是不是连绵不绝?

中华大地上本来就没有出现西方式的科学,问题是秦汉以后又一步步丢掉了自家的道器之学。西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华民族只讲“三纲”,不讲“道器”,而“三纲”恰恰是文化变质的产物。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了落后,一步步走向了挨打。

此处需要说明两个问题:1.老子、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延续者,发扬者,但源头的文化在这里也有所失传。他们是允许批评的圣人,所以遗失的东西还会找回来。2.董仲舒是中华文化的变质者。中华文化在董仲舒这里,变成了与源头文化完全相反的一种文化。“三纲”是专制的,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的教义,由这里遗失的东西就永远失去了。

六、认清中西文化之间根本差别

中西文化本来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之间从原则到具体都存在着差别。举四例说明:

1.伊甸园有无的差别。《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一出世就有神赐的丰美伊甸园,《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始终没有伊甸园,依靠神的呵护和依靠人的智慧生存生活,这是两种文化在源头处的一大根本差别。

2.形象之神与抽象之卦。《圣经》第一页上首先出现的是形象之神,《周易》第一页上首先出现的抽象之卦。《圣经》是用形象之神回答问题的,《周易》是用抽象之卦回答问题的。形象之神与抽象之卦,这是两种文化在源头处的重大差别。

3.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善言天者,必验于人。”《黄帝内经》告诉后人,天人不能分割而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视天地人物四者为一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春秋》视天体为人体,视人体为天体。从八卦的三爻起,天地人三才之间就建立起了“分而为三,合而为一”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由此诞生。由这一哲学产生的中华文明,是利用自然而不危害自然的文明,是可以延续的文明。

污染,是目前全球之错。错误之事必有错误之理。理错何处?错在天人两分的哲学上。天人两分,现代西方哲学也。人为主体,天地为客体,主体可以征服客体。无理的开发,无序的利用,完全不顾大自然的容忍程度。无语≠软弱。无语的自然开始报复了:污染的水代替了甘甜的水,污染空气代替了新鲜空气……人类如何征服自然,自然如何向人类结算恶果。天人两分,由此产生的文明是利用自然而危害自然的文明。危害自然的文明,是无法延续的文明。

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是源头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现代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

4. 平衡与对抗的差别。最后再谈一点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的差别。“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平衡之“平”,是《黄帝内经》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中医中药的目标,就是在寒热、虚实之间取得平衡。无论什么病菌,所引起的症状无非是寒热虚实。对症就可以下药,这是中医中药。消灭病菌,是西医的终极目标。抗生素之“抗”,目的就是与病菌的对抗。认识不了病菌,“抗”字就失去了目标,或无法用药,或无药可用。

结束语:三点看法

1.有其果必有其因。文明先进是一果,落后挨打是一果,这两个果属于两个因。落后挨打的原因不在文化本身,而在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2.没有真正认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就开始了勇敢的批判,这是百年来文化批判的悲哀。没有认清先贤创造文明的方式方法,没有认清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是百年来文化批判的根本缺陷。真正的文化批判,其目的是为了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谬误的文化批判,其目的是灭绝文化与抹黑文化。愿今后的文化批判,是促进文化进步的批判,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批判。

3.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两个事实:其一,爱因斯坦不止一次高度赞扬中华文化,试想,中华文化如果像“告别者”所说的那样不堪,会赢得爱因斯坦的尊敬与赞扬吗?其二,在西方,实在找不出轻视、仇视、糟蹋自己文化的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这个民族不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不论在任何困苦的条件下,都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学习西方,能否先学习一下人家对待文化的态度?

原载《美文》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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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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