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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于一而万事毕

——《换个方法读〈内经〉》序

阎纯德

 

刘明武的新作,《换个方法读<内经>》就要出版了,这是件可喜可贺之事。

在我主编《中国文化研究》的后期(上个世纪90年代中),刘明武这位工程师刚刚涉足文化研究,但他的文章新意扑面,读之如沐春风,其文既给人以文化自信,又催人责无旁贷地勇敢担承。所以不仅连续发表他的文章,还破格将其放在重要栏目的重要位置上。离开《中国文化研究》后,刘明武一直保持与我的联系,凡构思出新的文章,就打电话征求意见,问“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如此认识是否可以?”所以,对刘明武的研究我是了解的。

中医文化是优秀的!这是刘明武书中肯定的第一问题。

中医文化的优秀之处首先体现在具有永恒意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

人是独立之人,但独立之人并不能独立存在,人与天地、时空、万物之间存在着须臾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人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人本身,必须把人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共同研究,这就是中医文化的认识论。

人由形、神两种因素组成,神位于形而上,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着;形位于形而下,看得见摸得着。诊病治病必须重视形上形下两种因素,即重视形下之体又重视形上之神——精神之神,这就是中医文化的认识论。

这种认识论是仪器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的。再先进的显微镜也无法发现人与天地之间、时空之间的联系,再先进的显微镜也无法发现人的情绪变化与精神变化。刘明武认为,仪器永远取代不了3600全方位的认识。利用仪器是聪明的,依赖仪器则是愚蠢的。

诊病可以用多种方法,治病可以用多种方法;诊病有望闻问切,治病有汤液醪醴、针灸、砭石……在没有实验室与先进仪器的几千年前,中华先贤用自己的方法认识了几百种疾病与人体经络,并创造了独特的医病原则与方法。这种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方法论,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刘明武的这一观点,最早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差异》一文中;2004年,我在澳门赋闲写作,同时借编辑《中西文化》之机,编发了他的这篇文章。这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刘明武。此前,我虽然发表了他多篇文章,但一直没有见过这位工程师出身的文化人。

第一次见面后,我们在澳门、珠海又有几次会面。那几次会面,刘明武向我详细介绍了对于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与把握:

第一,如果说中华文化从根本上有问题,中华大地上就不会产生出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如果说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源远流长没有丝毫变化,那就不会有后来的落后挨打;按照因果论推理,中华大地上前后应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即中华文化源流之间发生过重大变化。从时间坐标与历史事实上看,源文化孕育出了文明先进的中华民族,流文化孕育出了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刘明武称源文化为“黄帝文化”,称流文化为“皇帝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源流之变,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运动显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更没有做出合理的区分。

第二,从源头看,中华文化是优秀的。优秀的中华文化集中在“道器并重”这四个字上。道,相当于《圣经》中的上帝,是产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之源,是人生之终极坐标。当希伯莱人先贤用上帝解答宇宙与人生两大问题时,中华先贤用自然之道解答了宇宙与人生两大问题。用现代的话说,道是中华先贤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解答宇宙与人生这两大问题,是道与上帝的共同点。“道器并重”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因为《圣经》讲道不讲器,实际上,在世界各个民族元典中,唯有《周易》讲道又讲器。器,是一切器具的总称。道器之间可以转化,即认识了道就可以创造器。道器并列并重,其关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对器的重视程度——源头的中华文化是尊道崇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到了老子那里,“道器并重”的文化变成了“重道轻器”的文化。《道德经》视器为动乱的根源,主张完全抛弃器。从此,器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逐渐消失。中华文化在老子那里,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第三,中华大地上从一开始就没有神赐的伊甸园,要想过上幸福生活必须自己动手动脑,必须自己发明创造。所以在源头文化里所出现的中华先贤——三皇五帝——个个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个个都是发明创造的典范。中华先贤的思维方式是“以道论之”,其行为方式是“行而论道”。依照道理做人,依照道理做事;依照道理论证问题,依照道理解答问题,这就是“以道论之”。不鄙薄动手,不鄙薄做事,圣人动口又动手,动口讲道理,动手造器具,这就是“行而论道”。“行而论道”,是圣人之所以为圣的重要标志。到了孔子那里,“行而论道”变成了“坐而论道”。中华文化在孔子那里也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第四,西汉董仲舒使“道”变了味。道的本义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被董仲舒实际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本来,道位于君王之上,在董仲舒那里,君王等同于道。本来,道可以裁判君王,在董仲舒那里,君王的裁判等同于道。“道”的变质,使中华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董仲舒为界,“以道论之”变质成了“以君论之”。从崇尚自然之道到崇尚权威之道。对于这一变化,刘明武打了个比喻:“拜佛拜进了小雷音寺。”

第五,老子、孔子是人,是圣人。人的认识,圣人的认识,可以讨论,也可以批评。孔夫子本身就不忌讳批评,《论语》之中起码记载了两次别人对孔夫子的批评,例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样的批评。老子、孔子时代与老子、孔子之前,中华大地流行的是文化,文化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西汉之后,中华大地流行的不再是文化,而是专制的、不能讨论、不能批评的教条。从允许讨论、允许批评的文化到专制的、死板的教条,对于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者同样没有认清。

第六,创造之物可以过时,创造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永远不会过时。中华先贤创造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没有错,只要子孙认识了中华先贤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继承之,发展之,身体力行之,那么,中华民族就可以重铸文明,再造辉煌。征服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出发点,大自然不可能被征服,与光学原理中的“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一样,大自然肯定会报复人类的狂妄。征服自然的文明——准确说是枝叶上的文明,根本上的野蛮——终究会被大自然所淘汰。西方文明只有两条路:一是被大自然淘汰;二是改辙更张,借鉴中华文化里和谐自然的智慧。中华文化从八卦开始就把人放在了天地之间,天地人三才之说就诞生于此。八卦的三爻告诉后人,天地与人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共存共荣的关系。由中华文化所产生的古代文明,是和谐自然的文明。如果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重新产生出的新文明将仍然是和谐自然的文明。征服自然失败之后,和谐自然之哲理必然回归,中华文化今后的意义就在这里。

第七,东方与西方之差异是先天形成的。两种空间两种人,肤色毛发颜色不同,鼻子高矮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同样的问题,东方西方解答的方式不一样。同样是吃饭,西方人创造出了刀叉,中华先贤创造出了筷子;同样是面粉,西方人烤出了面包,中华先贤蒸出了馒头;同样是求证c2=a2+b2,《几何原本》用纸上画图作线的方法,而《周髀算经》则用手工折矩环方的方法,前者需要十几步运算,后者只要三步就足够了;同样是奇偶之数,西方人用上帝做解答,中华先贤用一阴一阳做解答;同样是数学,西方的方法是逻辑演绎,中华先贤的方法是机械化算法……两种空间的人创造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背后揭示了两种思维方式。丢掉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思维方式自然而然也就失去了,由此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不会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与解问题答了,不会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明、去创造了。引进别人的成果,只是买别人瓜田里的瓜,只是买别人果园里的果。不会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不会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解答问题,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问题。

第八,对中华文化的继承,读书读经是必要的,但是这里不是落脚点。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关键在于要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先贤提出与解答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然后利用这种方式提出和解答出现的新问题。再者,文化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停止在孔子那里,因为孔子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已经长达数千年。孔子那里只是中华文化的中游,而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何况,儒家文化并没有完全继承与延续中华文化。

刘明武的认识,在历史与现实中很难找到雷同者。但这些认识,的确会引起人的重新思考。在刘明武那里,可以看到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可以再造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

刘明武的文章不是文字的堆积,而是热血的凝聚。所以,刘明武希望我为《换个方法读<内经>》作序,我马上就答应了。

回到书内,再说《内经》。易与医同源,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关系,至于“所以然”即易医同源同在何处?则是很多人所茫然的。优秀的中医文化与中华文化如何同根同源,这是刘明武在书中解答的第二个问题。

同以一阴一阳为立论基础,易医同源,此处为根本。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与医均源于道。

同以循环变化的眼光观察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易医同源,此处为二。

同以五行生克这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基本立场来观察天地万物之间、时空之间的关系,易医同源,此处为三。

同以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来研究问题,易医同源,同此时空观。

天地可以数字化,春夏秋冬可以数字化,东西南北可以数字化,五脏可以数字化,一切都可以数字化,易医同源,此处为五。

易医同源,同在相同的理论基础上,同在相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

总而言之,易与医同源的根本点,都在“以道论之”这四个字上。

在西方,一流的科学家们前赴后继,试图求证出上帝的存在,但是,一直没有求出答案。

然而,如果在中华大地上求证道的存在,求出答案则轻而易举。

道在哪里?道在天地万物(包括小草、鲜花,也包括屎溺)中,道在阴阳五行的哲理中,道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这些抽象符号中,道在奇偶之数中,道在时间空间中,道在昼夜寒暑次序中……

求证上帝难,求证道理容易。

伊甸园内不准制裙子,伊甸园外不准造通天塔,这两个“不准”清楚地表达了上帝对发明创造的态度——反对发明创造。道不但不反对人的发明创造,而且还从方方面面启示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早期中华大地上所出现的一件件史无前例的器具,一项项史无前例的技与术,一部部史无前例的经典,包括西方文化至今既不能认识又不能解答的人体经络,都是“以道论之”的成果。在没有先进仪器,没有一流实验室的条件下,中华先贤以“以道论之”的方法论证一切问题,论出了领先于世界的中华古文明。

道,何以能够成为论证问题的依据与方法?因为道可以化为这样几种模式:阴阳模式,五行模式,时空模式,八卦模式,圆周十二次模式。

阴阳模式,可以解释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的基本成分与基本结构,可以解释大至无外、小到无内两种世界的基本成分与基本结构,可以解释昼夜寒暑的有序变化,可以解释一切生生之物的生死过程,可以解释奇数偶数,可以解释音律。一阴一阳,是中华先贤论证问题的一级模式。

五行模式,金木水火土可以解释万物的基本属性,可以解释万物的基本功能,可以解释音乐中的五音和万物中的五色、五味,可以解释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五行,是中华先贤论证问题的二级模式。

时空模式,可以解释物与人的变化过程与分类原因。时间空间,可以解释万物的分类,可以解释土壤的分类,可以解释不同的矿产,可以解释人体发生的种种疾病,可以解释不同声音、不同性质的风雨,可以解释鸟兽身上的不同纹理。时空,是中华先贤论证问题的三级模式。

八卦模式,可以解释天体的整体性与具体性。八卦具有无限的象征性,但首先象征的是天地、雷风、山泽、水火八种自然元素。八卦一分为八,具体有具体的作用;八卦合八为一,整体有整体的作用;具体的作用必须发挥于整体之中,具体的作用不能危害于整体。从八卦的整体性里,演化出了天人合一的哲理,演化出了人与万物互为兄弟的哲理。八卦还可以解释四时八节、四面八方,可以解释九州的划分,可以解释井田制的“井”字形,可以解释九宫的空间结构,可以解释自然界的八面来风。八卦还可以解释人体、家庭的整体性与具体性。八卦,是中华先贤论证问题的四级模式。

圆周十二次模式,是对天体、地球的定量,是对时空的定量。太阳视运动,中华先贤画出了黄道;平分地球南北两半球,中华先贤画出了赤道。黄道可以平分成十二等份,赤道可以平分成十二等份,地平大圆同样可以平分成十二等份。十二之数,可以解释一年十二个月,可以解释一日十二时辰,可以解释人体十二经络,可以解释地支十二支,可以解释远古中古时期的明堂制。圆周十二次,是中华先贤论证问题的五级模式。

以天体论人体,以大宇宙论小宇宙,这是中华先贤论证问题的常用模式。以天文论人文,以天时论人时,以天行论人行,以天德论人德,以天体结构论人体结构,这是八卦所开创的、先秦诸子所延续的论证模式。

刘明武对奠定中华文明的实际成果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早期的经典、技术、器具、礼仪、典章制度、伦理,甚至于解牛、承蜩之术,都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有关。

儒家、道家、墨家、兵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各家论述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各家的立论基础是相同的,他们皆以道为立论基础:儒家以道论礼,道家以道论德,兵家以道论兵,阴阳家以道论历……在诸子之前之后的中华大地上,茶有茶道,剑有剑道,棋有棋道;品茶者论道,舞剑者论道,博弈者论道,这些都是“以道论之”在各个领域的延续。

从自然之道出发,可以提出与解答成千上万的问题,这就是道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从道出发提出与解答问题,用庄子的话说是“通于一而万事毕”。

道在何处以及道为什么可以论证问题,这是刘明武在书中所重视、所追寻并极力希望弄清的问题。

中医文化与医术不精的郎中之间不是相等关系,这是刘明武在书中解答的第四个问题。

梁启超先生不相信中医,鲁迅先生说中医是“骗子”,梁漱溟先生讥讽过中医,这三位先生都是一流大家,为什么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呢?

刘明武认为,一流学者否定中医,原因有三:一是混淆了中医文化与具体中医医生之间的界线,把具体的某个中医医生,甚至某个郎中当成了中医文化;二是批判者本身没有接触过中医经典如《黄帝内经》;三是有了西医西药的对比。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直接打交道的是中医医生,而不是实用而精深博大的中医文化。只要你阅读过《黄帝内经》,哪怕只是阅读过《素问》,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不等式:中医医生并不等于中医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会背“汤头歌”的中医医生很多,懂得《黄帝内经》的中医医生极少。中医不懂《黄帝内经》,这与和尚不懂佛经,牧师、神父不懂《圣经》一样,是非常荒唐的。然而,这确实是事实。身份是中医医生,却一辈子没见过《黄帝内经》,这样的实例在实际生活中比比皆是,尤其在乡村。西方培养牧师、培养神父,必须经过神学院的正规教育。《圣经》在神学院,是当然的基本教材。而在中华大地上,从秦汉至满清,以《黄帝内经》为基本教材的中医学院一直没有出现。中医的传承,主要靠师徒之间的传授。从古至今,中医名医不足百名,而面对天下人民的却是成千上万的连《黄帝内经》见都没见过的中医医生。会背“汤头歌”的中医医生、郎中也会治好一些常见病、地方病,但如此医生与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他们无法代表真正的中医文化。举个例子,肝有病治肝,这是郎中。肝有病治脾,这是真正可以代表中医文化的中医医生。中医的落后,不是落后在中医文化本身,而是落后于中医文化的失传。精通《黄帝内经》,一定会成为名医。普及《黄帝内经》,一定会培养出高明的中医医生。中华大地什么时候真正出现以《黄帝内经》为基本教材的中医学院,什么时候就会培养出一流的能够代表中医文化的中医医生。

混淆郎中与中医文化之间的界线,把医术不精的中医医生视为是中医文化的代表是不应该的。中医文化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郎中只是一方一时的郎中,两者之间不是相等关系。这是一流学者们没有分清的一个基本问题。

刘明武认为,中医的落后,责任并不能让中医界负责,而应该由整个中华民族来负责,因为整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一个认真敬慎的态度。为了说明这一看法,刘明武在《黄帝内经》与《圣经》之间做了一个对比。《黄帝内经》中的黄帝,为人治病,诊病的方法是望闻问切,治病的方法是针灸+砭石+汤液醪醴+精神抚慰;《圣经》中的耶稣,也为人治病,方法是祝福的话语+手的抚摸+口中唾沫;同样是博爱之心,同样是为人治病,毫无疑问,黄帝的方式方法更为高明。可是,西方人一直读《圣经》,中华先贤的子孙有几个还读《黄帝内经》?刘明武有这样一个希望:看西方,目光不能仅仅盯在物质上,也要看看人家对待文化的态度。

百年来的中医批判者,多以情绪批判为主,哲理批判者极少。所以然则何?答案只有一个:没有接触过《黄帝内经》。

精致的抗生素一进入中国,马上就把柴柴草草的中药比下去了。以青霉素入中国为标志,怀疑、否定中医的思潮开始了。然而,短短的几十年,抗生素所引起的抗药性越来越大,西方又开始把反思的目光投向了中药。刘明武认为,正如人永远不会对小麦、大米产生抗麦性、抗米性一样,人们永远也不会对自然药物产生抗药性。历史证明,根植于自然哲理的中医中药,其生命力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当然,中医中药必须与时俱进。

热爱,并不等于护短。热爱中医,同时也极力找出中医的不足,是这部书的特色。中医的历史辉煌,而现实中的中医落后。中医落后的原因在何在?刘明武指出三点原因:

一是理论失传。阴阳五行、时间空间、五运六气、天文地理,这些是中华文化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医的理论基础。今天,阴阳五行到底从何而来又解答了什么问题,中华民族已经很少有人能讲清楚了,以至于出现了“阴阳五行连伪科学都算不上”的谬论。离开了源,江河不能长流;离开了根,大树不能生长;离开了理论基础,中医怎么能发展呢?理论失传,是中医落后的根本原因。

二是器具落后。中华文化精髓在于“道器并重”,中医文化精髓同样在于“道器并重”。《黄帝内经》中就出现了针刺用的九种针,九针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医之开端就重视器具的作用。“解剖”一词,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没有器具,怎么能进行解剖?几千年过去了,中医器具有进步吗?器具落后,是中医落后的重要原因。听诊器、手术刀出现后,西医的器具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新的器具没有出现,甚至连华佗时代的手术刀也丢弃了,完全忘记了器具的创造,这一责任应由中医界负责。

三是解剖术的失传。解剖术,一可以治病,二可以进行人体研究。《黄帝内经》中出现了“解剖”一词,《汉书》《后汉书》记载了“解剖”的实例,这就证明,中医是主张解剖的,也是善于解剖的。可是,中医的解剖术在中医界失传了。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有中医院,也有中医医生,但是解剖术却看不到了。刘明武认为,解剖术的失传,是中医落后的重要标志。

批评,用依据而不用情绪,尤其是不用偏激的情绪,这是刘明武的批评方式。这样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更重要的是,在批评之后,刘明武往往还提出了相应的研究课题,这种批评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换个方法读<内经>》,实际是《黄帝内经》导读。我清楚,导读的是《黄帝内经》,心系的是源头处的中华文化。追根溯源,疏通源流,应该是刘明武毕生致力的课题。

“有!为什么有?”

“有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有这部经典,产生这部经典的思路与方法是什么?”

这些,是刘明武常常问到的问题。

研究文化起源,刘明武高度注意这样的内容:一是天文与人文的关系;二是“由一通万”的方法;三是求证一个问题的多种途径。

天文与人文的关系为何?答案是人文源于天文。儒家十三经以《周易》为首,道家三玄以《周易》为首,《周易》以六十四卦为首,六十四卦起源于八卦,八卦结晶于伏羲氏对天文地理的观察,这一简易路线告诉后人,人文源于天文。

《周易》确立了“天如何人如何”的做人公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凡是人,无论君子还是大人、圣人,都要效法天地。做人的基本公式告诉后人,人文源于天文。

《周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化出了时间,人文化成了天下,这里的天文与人文关系是相互对应的。天文与人文对应关系告诉后人,人文源于天文。

《周易》论人必论天,论天必论人。天文与人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天行与人行的一致,天德与人德的一致,天时与人时的一致,四时之序与人序的一致,天地功绩与圣人业绩的一致……一部《周易》告诉后人,人文源于天文。

《黄帝内经》论人体疾病必论天文。《黄帝内经》指出,天文决定天气,天气决定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文正常,天气正常,万物生息正常,人体安康;天文异常,天气异常,万物生息反常,人体产生疾病。一部《黄帝内经》告诉后人,人文源于天文。

世界上相当多的民族以神文解释人文,唯有中华民族以天文解释人文——天文演化出八卦,八卦演化出中华文化。刘明武曾当面问我:“能不能说这样一句话:不知天文,不足以言卦;不知卦,不足以言中华文化。”按照文化的源流关系,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没有错。

一根杆,演生出一系列重大成果,这是刘明武高度重视的一件事。天文学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学。创造第一学,中华先贤显然又走在了世界前面。天文观测,其中重要一项内容是立杆测影。其他民族的先贤,立杆测影只是制出了历,而中华先贤立杆测影,不但制出了历,与历伴生的成果还有音律之律、方圆之圆、三角形以及勾三股四弦五的商高定律。有谁会想到,一根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杆,在中华先贤手中竟然会产生出这么多的成果!《周髀算经》对此的总结是:“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问一类”而不是只

停留在“这一类”上,而是要通达在万事上,这就是中华先贤的方法与主张。子孙们有几个会料到,今日世界音乐界所采用的标准音调十二平均律,就发源于天文观测的这根杆。

求证亦即确定春夏秋冬四季,中华先贤起码找到了三种方法。《尚书·尧典》中的尧,以二十八宿中的四颗星为坐标,确定出了春夏秋冬四季。《周髀算经》以日影长短为坐标,确定出春夏秋冬四季与二十四节气。《鹖冠子》以斗星斗柄的东西南北四个指向,确定出春夏秋冬。求证一件事,中华先贤竟然发现了那么多的求证方法。

无论是人文创造,还是其他方方面面的创造,中华先贤是那样的灵活,那样的与众不同。每每谈到以上内容,刘明武都会对中华先贤表现出无限的崇敬。

刘明武还一直思考这样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周易》中的“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即道艺、道器、道术之事。从八卦的基础上加以引伸,为何就可以办好“天下之能事”?以八卦为基础触类旁通,为何就可以办好“天下之能事”?

第二句话是《黄帝内经》中的“言一而知百病之害”。 一即是道。懂得了道理,为何就懂得了百病即所有疾病的来龙去脉?

第三句话是《周髀算经》中的“问一类而以万事达”。明白了“一类”,为何就可以通达“万事”?

这三句话的精髓,强调的不是经验,强调的是从道理出发的重要性。第三句话告诉后人,真正明白了道理,就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百,举一反万。

刘明武曾发出痛心的感慨,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思路,这样的方法,丢掉实在是太可惜!如果子孙真正认识了自己的文化,真正掌握了先贤的思路,就会像先贤那样善于提出问题,善于解答问题。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善于解答问题的中华民族会落在世界后面吗?

知道了刘明武所崇尚的事例与至理名言,就不会为工程师导读《黄帝内经》感到奇怪了。

“不能老是说‘祖先如何如何’,还应该说‘自己如何如何’”,这是刘明武的主张。刘明武极力主张子孙在先贤的基础上应该“继续说”“继续做”;他本人就在“继续说”“继续做”,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仅举四例为证:

其一,先贤以天文论天气,子孙能不能以天文论天灾?现实中有必然发生的天灾(例如海啸、地震、台风),为什么人类却不能做出必然的、准确的、提前的预报?是仪器的灵敏度不够吗?刘明武认为,这是现代人的认识论有问题。研究地球,仅仅把目光盯在地球上,这不仅是方法上的狭隘,而且是认识论上的错误。中华先贤开创了天地人物合一而论的系统论,系统论告诉后人,地球上的一朵小花的开放,一棵小草的萌芽,均与天体(日月星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尚书》《诗经》《黄帝内经》告诉人们,以天文可以预报天气,既可以做出近期预报,还可以做出长期预报。刘明武认为,如果延续中华先贤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再向前走一步,就能以天文论天灾。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在《中州学刊》上发表了影响广泛的《天文·天气·天灾》。

其二,先贤发现了经络,而发现的方法是什么?经络的确存在,但用实证的方法一是无法发现,二是无法验证。那么,在几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并没有现代科学的基本手段,中华先贤却发现、解释、运用了经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明武认为,经络的发现,不是先进仪器的功劳,而是优秀认识论的成果。经络是中华先贤以大宇宙论小宇宙、以天体论人体论出来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刘明武在《学术研究》上发表了《天体·人体·经络》。

其三,在太极图中解释出四种力。这四种力是:原动力、恒动力、相互吸引力与相互排斥力。太极一可以表达至大无外的宏观宇宙,二可以表达至小无内的微观粒子;宏观宇宙、微观粒子都是动态的,这是中华文化里的基本常识。动,需要力。起始之动需要原动力,永恒之动需要恒动力。原动力和恒动力从何而来?牛顿说,原动力源于上帝。刘明武站在《周易》的立场,认为太极之动的原动力源于一阴一阳的相互推动,太极之动的恒动力同样源于一阴一阳的相互推动;太极图中的阴阳相互拥抱,说明一阴一阳之间有相互吸引力;太极图中的阴阳永不重合,说明一阴一阳之间有相互排斥力。由此,刘明武得出结论,宇宙间绝不是只有一种万有引力,而是有多种力的存在。万有引力对面,就是万有斥力。

其四,利用太极图修正物理学原理。泡利不相容原理指出,同一原子内不能有两个具有相同位置、相同状态、相同运动速度的电子。刘明武在太极图的基础上修正了泡利不相容原理:在太极图中即在同一原子内,两个同类不同性即一阴一阳两个电子可以处在相反相对的位置,以相同的力相互推动,并以相同的速度旋转。

“只要掌握了卦中的智慧,就可以提出西方文化不能提出的问题,就能解答西方文化不能解答的问题。”这是刘明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对他这句充满文化自信的话,深信不疑。

《换个方法读<内经>》,刘明武戏称是“逼上梁山”之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位老领导,一辈子热爱中医图书的编辑工作,编辑过古医书《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也编辑过当代名医的著作;当他看过刘明武文集与文章,认为只有站在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才能解读《黄帝内经》这部经典,所以特邀刘明武来完成这项任务。我很感动,深信出版社的这位编辑是独具慧眼的当今伯乐。

本书的写作思路非常明确,这就是以源头中华文化论中医文化,以中国哲学论《黄帝内经》。在西方,文化与科学,开始是一体关系,后来是两分关系。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说:“我们还记得,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都源于希腊,都从一个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中突现出来,都遵循同样的基本规律和同样的最高价值。……从19世纪开始,这两种文化发生了彻底的大分离。”(《方法:思想观念》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文化与中医,始终是一体。所以,以文化论中医、以哲学论医学的思路是正确的。当然,这本书仅仅是一条新路的开始,企盼今后有更多的人“继续接着说”,并望越说越好。

中华民族有文化!源头的中华文化里一有做人的理性,二有做事的智慧。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就能提出别人提不出的新问题,解答别人不能解答的新问题,最终能使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刘明武的信心,也是当今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信心。

刘明武对元典文化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真诚地希望他再接再厉,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双双丰收。

2007年3月2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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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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