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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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宪政”网络笔谈之一

(陈明、秋风、米湾、韩星、冼岩、石勇、陈壁生、王达三)

 

主要参与人员:

  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网名“诚明”)

  风:民间学者

  湾: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

  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岩:民间学者(网名“闲言”)

  勇:民间学者

陈壁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王达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食无鱼:儒学联合论坛网友

 

(王达三按:以下讨论是发生在儒学联合论坛上有关儒学民间化、儒教国教化以及儒学与宪政的一组讨论。因为讨论正在进行中,我们将陆续整理,以飨读者。)

 

食无鱼:

 

就儒学发展问题五问秋风先生

 

阁下的直言,我很佩服。但我有几个问题,不知阁下能否作答:

 

第一,请问,在儒学中衰的情况下,中国还有儒家的大人物吗?如果有,请问他们是谁?

 

第二,这些大人物,我不知道蒋庆、陈明、晓光等人是不是。如果是,请问他们是如何攀比权力和体制的?

 

第三,阁下把自由宪政作为先入的、合理的预设,我们姑且不论。但我想,在西方,自由传统之开端,其兴趣亦无不集中在政治。为何这个传统,到了中国,就不能从底层、地面来做起呢?或者你的尝试,是一种这样的做法。但大多数人呢?为何中国的传统,一定要走民间的道路呢?

 

第四,民间儒教化和儒学国教化,这两个进路,在目前都是一种尝试,而不是一种事实。作为尝试,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预设,而断言哪种尝试的结果更为合理,而毋宁说,它们都担负着某种功能。姿态也好,意义也好,方法也好,进路也好,这样的尝试,对儒学这么大的一个传统的复兴而言,都有其意义,而且是少了,不是多了,还不到担心他们的壮大和成功的时候。为何将二者对立起来呢?

 

第五,传统、秩序的自发演进,应该包括制约权力,参与权力,引导权力,而不是等自己积聚成大而后突然爆发。自觉地引导政治,和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攀附权力,是一回事吗?如何断定这些积极关注政治的儒家人物就比那些关注政治的自由派人物缺失什么呢?讨论问题,能只预设自己的真诚而把别人看作是自降身段吗?

 

根据我的观察,即使在阁下的“中道自由主义”一系中,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分歧和差异,在蔡案、卢案,以及马英九电等问题上,我看到了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渴望,换句话说,是对权力的渴望。我倒是建议你的这些朋友,做批判容易,做建设难。真正的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根发芽,而不是横向移植,我认为可能比儒家更困难,而且是必须以儒家为根底,才有可能。

 

得罪了。

2005-9-1 9:55:54         

 

诚明:

 

秋风的“直言”发在哪里?转过来岂不更方便讨论? 

2005-9-1 10:15:07          

 

王达三:

 

秋风先生的发言,是在这个帖子下的跟帖。原帖如下:

 

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2&ID=9015&page=1

 

关于圣城秋祭期间或稍后举行高层次儒学会讲的倡议(炎平)

 

本次秋祭先师是大陆民间儒学的一件盛事,北方的儒学团体都己明确表示了参与的意向。同时也得到了康晓光先生等当代儒家的热情关注。曲阜孔子文化学院作为协办方,杨朝明院长及洙泗学人也正在积极参与。同时赖鸿标先生明确表示了支持之意,并倡议搞一次高规格的儒学会讲活动。

 

按照儒家的学院讲学传统,经杨院长提议暂命名为“洙泗会讲”选择千年书院,当年先师讲学之处,坐落在泗水南岸的“洙泗书院”为主场地。邀请当代新儒家及著名儒学及传统文化学者与会畅谈儒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及自我创新问题。

 

请大家共同论证会讲的可行性,并推荐会讲的具体讨论议题等内容。谢谢!

 

秋风先生对上帖的跟帖如下:

 

这样的努力是儒学、儒教复兴的希望所在。儒学复兴,最可取的道路,就是社会的自我教化、自我治理。然后才有驯化统治者的力量。可惜,很多大人物不做如是想,而汲汲于攀附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但是,将自己匆忙地捆绑在权力上,对于任何一种教来说,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在今天人们已经知道自由宪政的时代。复兴儒学、儒教者,似乎应有一种自信:教先于国家,也高于国家,何须自降身段?而宪政或者说善治的种子,就在民间的自我治理和人民精神的陶冶中。

2005-9-1 10:22:29          

 

  诚明:

 

“儒学复兴,最可取的道路,就是社会的自我教化、自我治理。”“教先于国家,也高于国家”

--赞成!

 

但是,在今天,“国家”掌握的资源最多,道义上讲,承担的责任最大,所以,争取其资源,促成其转向,无论如何都是正当且必要的,事实上也是可能的。

 

自由主义理论区分国家与社会,强调社会的优先性,实际儒学也同样如此。但是,儒学并不为对抗而对抗,因为他的立足点并不是简单偏于哪一方,而是历史的平衡点。

 

自由主义曾经肯定贵族制度,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理由吧。那时的个人天赋权利呢?以它为支点,是有条件的,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道义的应然,不能超越“技术的”限制。

 

……

2005-9-1 10:34:57          

 

王达三: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食无鱼先生的观点。西方自由宪政,我们只是看到了它的现今的结果,而没有看它的开端。英法德美,自由宪政多端,然征诸历史,其自由宪政虽有民间秩序的自发演进以造成某些阶层为根底,但也莫不是通过政治的手段乃至暴力的手段以得成。或者说,自由登上舞台,是从政治开始的,其兴奋点始终在于政治。

 

至于国家和社会的两分,我不认为其开始就是这样的,相反,我认为是自由在政治上构建了宪政的体制后,强调的是宪政应保护自由,政治不能逾制。也就是说,社会对政治僭越的抵制,是结果和诉求,是一种宪政框架下的警惕。

 

凭什么说教先于国家,高于国家?秋风和陈明能给出论证吗?

 

儒学民间化和儒学国教化,是两个相互促进的进路,不存在高低优劣的问题。

 2005-9-1 10:54:56          

 

  秋风:

    

食无鱼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因牵涉广泛,难以一一作答,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未想清楚。不过,我是不会赞成国教化的,假如它的意思是指国家树立一个国教的话,比如通过法律将相关教育纳入公立学校。这不仅仅基于自由或宽容的信念,也基于政治上的审慎。古典时代,自可由国家维护国教,中国,希腊各国、共和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欧,所在多有。但此后已不复可能。考察美国,基督教仅为一事实上的国教,而非法律上的国教。这种区别,意义重大。致力于儒教国教化的朋友,不可不察。为政治提供一种超验的制约与平衡力量。

 

我也并像大家所理解的那样,严格区分国家、社会,问题在于,处于今日之国家体制下,当极为谨慎,因我们所处者,乃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种政体,其复杂性远非当年满人入关可比拟。否则,儒学也不至于沦落至此。惟愿儒者朋友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审慎的政治判断力,知所取舍。

 

教先于国家、高于国家,似乎是不需要论证的。汉人所说孔圣为汉立法,庶几乎近之。就儒门政治理想而言,礼先国家,也高于国家,乃是一公理。对于宪政主义者来说,法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也是定论。英人所谓“法律造就国王,而非国王创制法律”,中外同理。

 2005-9-1 17:08:10          

 

  王达三    

 

正要回家,恰巧看到。先简单说一句。秋风先生对古人的国家概念似乎有些误解。

 

国家在古人那里,尤其是在先秦,是分殊的。国指诸侯封地,家指大夫采邑。古人强调礼高于国家,是指非天子不制作,礼为天子所制作,故高于国家。换言之,礼之所以高与国家,乃是中央王朝维护政治风化一统的需要和手段。孔子不得其位,其立法,是素王之事。古今只此一人而已。

 

我们如今理解国家,不要把它看作是那个政党、哪个阶级阶层的国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它和历史传统文化,和族群、个人,和历史现实未来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教与国,学与政,皆是内在相勾连。或者说,国教一体,教在国中,国在教体。

 

诚然,儒学的国教化,非常艰难,未必成功。但国教未必是即由宪法所明文规定,未必是政教合一。如美国的基督教,如英国的圣公会,虽然不在宪法之内,但国教地位大可保障。儒学的国教化,作成中国人身心安顿、社会整合、信仰皈依,还是可以预期的,也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2005-9-1 17:39:48          

 

  秋风:

 

谈论古典政治,“中央”似乎就不是一个古典用语。另外,如果照王兄那样理解礼,则所谓礼不过就是天子的玩物了。然而,礼果真为天子所作吗?周公似乎并非天子。对于政治讨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礼为“先”王所制。因而,是先于当下的天子的,这才是礼的政治价值所在。孔子为素王,然而,素王之法,却被普遍认为占先于天子之法,春秋决狱,正是以春秋大义审查天子之刑律。公羊学向来是鼓吹儒教者的楷模,然而,我并不以为,那些鼓吹者理解了董子的用心。

 

我已分别了法律上的国教与事实上的国教,达三似乎并未措意。容我直率地说,在当今时代,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追求法律上的国教地位,试图以权力一统诸神,实乃荒唐且不可行。今人欲将儒教国教化,起因于西方之刺激。然而,西方现代的成功,固然在于以基督教驯化权力,而此一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以宪政驯化基督教。美国人深明其中奥秘,而仅致力于追求事实上的国教。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深思。然则入手之处便是社会的自我教化与治理。这也正是儒门修齐治平功夫的真义所在。

 2005-9-1 19:58:32          

 

  思芬克司(网友):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中庸有这段话:“[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这些都说明礼乃“圣王”所作,“圣”和“王”是制礼做乐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周公虽不是天子,权力也不小吧!伊尹还放逐过太甲呢。

2005-9-1 20:30:30          

 

  秋风:

 

从周礼的历史形成,或可见其政治含义之大概:郑玄注周礼释“惟王建国”一句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请注意这里的用词。周公是圣,而非天子,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其权力大小,与制礼是无关紧要的。使其可行使制礼之权的,是他的圣,而非他的摄政之位,否则,就不可能逻辑地解释,何以孔子也可为汉立法。而在历史叙述中,之所以周公是以摄政之位,而非天子之位制礼,此中或有深意焉。至后世,儒家强调“先王之法”不可改,其实,在成王那里,礼就以呈现为先王之法了,也就是说,是他意志之外的东西。先王之法,是先于、也高于当下的天子,董子虽主张,天子(这恐怕也不是指随便一个现实的皇帝)可改制,然这种改制受到严格限制,也即不可易道。

  2005-9-2 8:11:36          

 

  诚明:

 

“教”先于“国”,确实不需要论证,不论教、国作宽泛还是狭义理解,不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况且在文章中其意义是十分明确的。--这样的问题怎么也从达三笔下提出来了?

 

至于“高于国家”,是一个价值判断,各学派看法有所不同。达三或者对儒家与法家的分际不够了解,或者对应该认同哪一个有些困惑。

 

这上面,儒家跟自由主义是一致的。

 2005-9-2 8:24:21          

 

  思芬克司(网友):

 

余英时对道统和道学之间的分梳或许在这里更能说明问题。道统可以看作内圣外王合一时期的道体传承,道学则是内圣外王分离之后的道体传承。在圣人不得位的年代,道学所讨论的原则必然形成对帝王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学是高于“国家”的。但内圣与外王既已分开,那个时期的社会是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还需要讨论。

2005-9-2 9:31:51          

 

  王达三:

 

秋风先生,你的作答,确实很坦率。对于国、教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我也会再做陈说。但你下面的这句话:“容我直率地说,在当今时代,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追求法律上的国教地位,试图以权力一统诸神,实乃荒唐且不可行。”我有极大不同意见。一个国家民族的宗教文化,对于其自身是圆满自恰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理念,而对其自恰性予以怀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个近代民族政治和利益纠葛的产物,或者说,是个自由宪政的国家的不公所造成的产物,而不能简单将其归为宗教的问题——诚然,其教旨不能不担负责任。

 

荒唐不可行,这个结论由何而出?不是还有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吗?一种优越性,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就可以得出,而不相信伊斯兰教对其民族本身的自适性吗?

 

更为主要的是,怎么能把儒教与伊斯兰教相比拟呢?儒教的原教旨主义,我当然有所保留和警惕。但我说,我们太忧虑了。即使极端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也不能比拟于伊斯兰教。况且,我们有吗?

 

我所理解的儒教,乃是与民族一起成长发育的。在孔子之前,儒教或儒学儒家,已具雏形,而由孔子系统彰明并确立为中国社会文化的法式,所谓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儒教与我们的这个民族,始终是一体而不分的,不存在谁先谁后谁高谁低的问题。换句话说,儒教是民族的生活方式。

 

或许有人会说,如今的中国,脱离了儒教,照样可以存在。没错,我不否认这点。但是,这是一个当下事实的描述,而不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描述。我也可以说,即使没有自由宪政,我们的这个国家,也是照样存在。但是,这种存在是合理的吗?

 

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体制及其相互之间的游戏规则,我不反对。但是,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不是因为它汲取自由宪政,也不是因为它能存在和延续,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自性和特色。正如美国搞了自由宪政,但美国只是美国,而不是自由宪政一样。

 

进步说,秋风先生所理解的国教,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宪法规定的,都与我所理解的国教有所差别。在我看来,国教,不但包含有政教合一的事实,也包含有社会教化和自组织以为底线,即是民间儒教和国家儒教的合二为一。

 

目前之计,民间儒教不但易于操作和实行,也容易规避风险。因而更为可行,我也对之乐观其成。但这并不等于国家儒教不可探索,不可实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即使时机永远不到,也可作为一个理想和目标而存在,也自有它的意义。

 

我同意秋风先生的看法,即国家和社会是不能截然两分的。社会的意识、信仰、风俗,等等,虽然缺乏事实上的清晰,但作为社会的底线和共识,它是国家的最终的决定力量。这点,可能与秋风先生的观点有所出入。但是,我相信的是,自由主义者绝不满足于达成一种社会、心性上的自由的要求,而必然把政治上的自由,或者把自由宪政纳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同样,儒教亦然。

 

国家是利维坦,但政治并不总是恶的。即使政治完全或大部是恶的,我们也不能放弃善的政治的信仰和追求。近世以降,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分子,对政治有种恐惧,有种警惕,但骨子里,其兴奋点始终是政治。这却也是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凭什么说儒家谈论、参与和引导政治就是攀附政治呢?如果有攀附政治的儒家,那是矮化了的儒家。真正的儒家,不是攀附政治,而是领导和改善政治。

 

我看孔、孟、荀,皆为一“政书”。古今之人,于诗、书、春秋等有今文、古文之争,惟独对孔、孟、荀没有以公羊家法解读的。今天则需要以公羊家法来解读它们。

2005-9-2 11:01:48          

 

  秋风:

 

法律上的政教合一之所以荒唐,因其不顾今日的人情世故,也因此,根本没有可行性。另外,在讨论儒学、儒教问题的时候,宜慎言“民族”。况且,你将我所说的国家换成民族。

 

自由主义自一开始即追求政治目标,且与其他很多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仅追求政治目标,即一种有效但有限的权力,而很少考虑心性等问题。因此,达三对自由主义恐怕存有误解。今日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努力的,也正是政治目标。

 

然而,正因为追求这一目标,自由主义才会以恶的假定开始其对政治和权力的讨论。因而,才会在自治与道德中寻找善,并以这种善抗衡权力之恶。教的问题正是由此进入自由主义视野的。

 

我所批评的,当然不是儒者参与政治,引导政治。然而,期望借由国家资源树立儒教的国教地位,这可不是普通地讨论、参与或引导政治。

 2005-9-2 13:42:22          

 

  闲言:

 

达三、秋风,方为讨论之双方。争论主要已不是关于事实与价值之判断,而是关于儒家复兴的路径、策略之选择。

 

无可否认,在现代化背景下,即使在中国,西方文明从理论到实践均已居于强势。在这种情境下,儒家仅靠“社会的自我教化、自我治理”已很难有复兴之望,除非只将其界定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政治实践。要想使儒教成为一种政治实践,就不可能不与权力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合作就是对抗。儒家当然选择合作,这应该是达三提倡国家与民间并重的原因。

 

但是,与权力合作也确实存在被权力异化的风险,历朝历代皆有名儒大德,但也无不存在被异化的事实。一旦与权力合作,被异化似乎是一切理论难以抗拒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秋风的担心有道理,被权力异化的儒家必成为自由主义之天敌;但他“汲汲于攀附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一说,体现的是自由主义者的偏见与傲慢,而不是“审慎”。

 

实际上,理论的纯洁只能保持在象牙塔中;理论只要落地、进入实践,一定程度的异化就不可避免。儒家如此,自由主义亦然。因此,理论的精华概在其大方向,过于精确的设计往往只能流于空谈。不必拘泥理论的纯正,把握住大方向即可。异化从来都是双向的,权力在异化儒家的同时,本身也会被儒化;只是到此一步后,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泾渭分明即不可避免。

 

但我赞成秋风所说的:儒教应该以事实上的国教、而不是法律强制意义上的国教作为目标。儒家从权力处借力越多,本身被异化就越严重、负面性也越突出。

 2005-9-2 20:51:56          

 

  诚明:

 

儒教问题,首先是要不要复兴?这一点上,蒋庆、康晓光、陈明、甚至干春松、彭永捷,基本都是给出肯定回答。

 

然后是复兴儒教干什么?蒋、康是要建立儒教国家(蒋认为儒教是好的,康认为儒教有利民族竞争);陈明是要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儒教”为有利文化认同、身心安顿诸问题解决;干、彭(……)

 

然后是如何复兴?康是希望当局回心向道,全面认同儒学;康是希望当局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正确抉择;陈是希望社会精英从民族利益和可操作性出发,从基层做起,从民间做起,提高社会的有机构成。

 2005-9-3 10:35:05          

 

  闲言:

 

我认为,儒教与自由主义本质上都是政治解决方案。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儒教主张通过认同、合作来引导权力、进而改造权力,自由主义则至少在其表述上是对抗现行体制的,这是它的“政治正确”。

 

因此,只有在一种自由主义也愿意与之合作而非对抗的体制下,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才有真正的交集。现在的靠拢、热乎,概源于二者还处于只言不行的阶段;无论是儒教的合作,还是自由主义的对抗,都没有进入操作--对抗需要本钱,合作一个巴掌拍不响。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儒家的现代性改造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则需要抓住与制造机会。在现行体制下,自由主义的本钱积累主要只能靠“社会的自我教化、自我治理”,儒教的机会选择则多得多,不妨上下互动。

 

找机会不可只注目于自身,应保持对时局的敏感性。眼前就有一个机会,而且是儒教与自由主义可以携手的机会,那就是积极推动恢复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面形象。抗日为一人之行为,其背后必有人之精神。近读抗日诸事,发现国民党将领的壮烈,每有国家民族及传统文化的根基底蕴;而共产党将士的言行,大多被统一于党意识之下。所以,要弘扬民族精神,离不开国民党将领正面抗战留下的精神资源。这种资源,正是今日中国所必须。它迄今已所剩无几,怎么还能糟蹋浪费?现在也已经不是1940年代,用不着再担心国民党来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了。作为执政者,无论对内对外,强调“同一个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阐述、张扬“同一个中国”,党意识无能为力,最堪此任的,非传统文化莫属。此事若有成,儒家即朝着成为现代中国人心理认同与精神支柱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然后才有驯化统治者的力量”。

 

儒家固然为当代中国所需,但所需非只儒家,现在已经是多元化成为必需的时代,所以我赞成“儒教应该以事实上的国教、而不是法律强制意义上的国教作为目标”。

 2005-9-3 11:02:05          

 

  诚明:

 

文化认同上儒家有资源;政治建设上,自由主义有优势。身心安顿,形式上需要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实质性方案则有待儒教提供。遗憾的是,蒋庆、康晓光都对自由主义视若仇雠,且还有更激烈的原教旨主义鼓噪。儒学之忧不在当局,不在自由主义,而在原教旨主义!

 2005-9-3 11:40:38          

 

  陈壁生:

 

非常赞同陈明老师的发言。大凡从历史情景出发去看待传统思想,都不会像五四一样全盘反传统,也不会像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反对民主,反对自由主义。

 

因为,从历史情景出发看待传统,就能够看到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社会环境,要一个疆域一千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国家实行民主——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谁都负不起这个代价。而且,在传统血缘村落中,也没有任何实行民主的必要性。所以,光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没有自由传统,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因为古代没有什么东西而去否定那时候的人们的生活,否定维系他们生活的文化。

 

同时,从历史情境出发看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只要睁开眼睛,都能够认识到传统的圣人之法,已经不能完全搬用到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当社会复杂化之后,人口流动加快,生活方式改变,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现代人的生活失去了“解释力”,不能像传统社会一样有效地解释社会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就没办法直接用天命来衡量政权,这种时候,儒家需要“即用见体”的从现实的社会结构、现实的社会情境,我们遭遇的生命困境——这种困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这种困境的很多内容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出发,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让传统焕发出生命力。

 

那种原教旨主义的鼓噪,最恶劣的影响,在于让儒学以外的观望者对儒学彻底失望。

 

陈明跟其他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始终是正视自己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先有他的一个活脱脱的生命,再用这个生命去认同儒家。而对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来说,他们是读了一些书,有了一点见解,甚至仅仅懂得几句经典,就从文化(而不是生活)出发,要去全盘性地重建生活,这是非常可笑的做法。

 

还有人宣称“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实在是可笑之极。中国之大,光是农民问题,我在几个地方实地考察的结果,就是每个地方的情况都完全不同,已经到了必须改变一刀切思路的时候。而一个人如果自以为看到了全部的“中国问题”,并且宣称民主不能解决之,那我不得不认为,这个人真是疯了。

 2005-9-3 13:01:09          

 

  陈壁生:

 

近代以来,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些宣称自己信奉儒家的统治者,和为这些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读书人。儒学太容易被专制利用了。清末政府为了挽救颓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国袁世凯的尊孔读经,人所共知。正是这些人败坏了儒家。而那些全盘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倒是用一种极其激烈的态度,把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儒家地面前。像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思想的丰富性,更加让儒家理解了新的时代挑战,而儒家也正是在这些不断的挑战中前进的。

 

而在古代,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是叔孙通、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们自称儒家,他们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够在儒家的书里找到一点证据,但是,他们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务于专制政治,用儒家去让刘邦知道做皇帝是多么风光。这些人败坏了儒家的形象,更对儒学臣服于专制下二千年负有重大责任。

 2005-9-3 13:11:50          

 

  闲言:

 

1,文化认同上儒家有资源;政治建设上,自由主义有优势--陈明兄似乎是赞成实现笔者所说“在一种自由主义也愿意与之合作而非对抗的体制下,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才有真正的交集”的目标,同时主张儒教退守文化精神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各得其所?

 

这是一种温和的文化儒家主张,它与康晓光、蒋庆等政治儒家的分歧,在实践中可能变得比与自由主义的分别更大。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多元是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

 

这种文化儒家合乎逻辑的进路是:首先实现政治的自由主义化,然后实现文化精神的儒化。这确实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态度,它充分相信儒家在一种自由竞争平台上的生命力与本土优势。它的主要难题是,必须很好完成儒学的现代性改造,否则儒学在现代性自由竞争平台上既没有生命力,更谈不上优势。

 

2,还有人宣称“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实在是可笑之极--壁生兄没有进入对方的语境之中,所以才妄言“可笑”。事实上没有谁“可笑”,不妨假设大家智力、品格都差不多,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没有谁天生更正义或高人一筹。

 

当有人宣称“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时,他提出和针对的是民主化本身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问题,而不是“全部的中国问题”。难道只有“看到了全部的中国问题”,才能提出民主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这样的问题?

 2005-9-3 14:16:01          

 

  陈壁生:

 

在“儒学政治化、儒教国教化与宪政”的名目下,我以为儒学在中国可能的发展前景,主要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表达中国人伦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号系统,(比如说“仁”、“义”、“孝”这些话语符号在今天仍然有其有效性。)它可能通过话语功能的强化,(意思是强化这些有效的词语的伦理含义。)而在本源处重建道德。在这个层面定义儒学,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传统的鲁迅对待寡母的态度,胡适对待发妻的态度。今天在很多人例如袁伟时老师身上表现出来的儒雅分度。在这个层面上,儒学与汉语联系在一起,也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层面,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对政治。传统社会中儒学的“落脚点”,也就是它的政治社会功能的实现,落实在家与国两个领域上。而今天,在国的领域,儒学明显已经不适应了,但是可以把“国”转化为“社会”,也就是说,儒学从“政治儒学”向“社会儒学”转化。“社会儒学”在我看来包括了两种单位,第一种是家庭、正在式微的家族。这仍然与个体修身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种是书院,传统的书院,承担着类似于现代大学的一部分功能,而今天,社会儒学中,书院可能可以继续发扬道统批评政统、社会的风气,可以帮助建设“社会”,削弱“国家”、“政府”。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奉劝当今同情儒家的朋友们,至少要在个体修身上做好,至少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再发扬坚持真理批评社会的儒家传统,十三经之中,除了《孝经》之外,其他的经书中个体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把儒学政治化,把儒教国教化,汉代专制政治对儒家的伤害已经够大了。

  2005-9-3 14:44:54          

 

  秋风:

 

诚明先生所言甚是。不过,诚明先生或许像达三所说,过于执守国家、社会两分法或制度、心灵两分法,然而,以在下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对于儒学、儒教,倒是有更大期望。不仅身心安顿之实质性方案需儒教提供,甚至,政治层面上的某些实质性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儒学、儒教提供。自由政治,旨在追求正当的统治,或正确的统治,它会透过宪政的安排,约束政府,使之合乎这样的目标。然而,正确、正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是需要该社会之价值、信念和宗教来提供的。举例来说,宪政制度之核心机制,乃是司法审查制度,或者违宪审查制度,然则,宪法法院法官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审查国会所订立之法律及行政部门之政令和行政行为的正当性?显然,仅凭宪法成文文本是不足以确立这一标准的,它需要诉诸高级法,根本法,或者诉诸一个社会最持久的、根本的价值和原则,这显然是政治层面的努力所无法获得的。

 

因此,哪怕是从宪政转型的功利视角来看,儒学、儒教之复兴,也是极为必要的。当然,诚明所说身心层面更是毋须论证的。因任何人民都不可能没有宗教信仰而仅靠肉体在此世生存。

2005-9-3 15:11:45          

 

  诚明:

 

社会国家之二分,是作为一个分析的架构(idealtype),在此引用,一是因为儒学主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教先于政,二是因为便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接,谈不上执着。

 

食无鱼火气也很大嘛。不能否认古代制度专制性的一面。钱、牟说不是就不是啦?宣帝自己明白说“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

 

壁生可能有误解,叔孙通公孙弘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唯我独正、不知权变,正面价值也有,虽然有理想主义者批判他们“曲学阿世”,即与专制力量妥协。

 

儒雅不等于儒!

 

……

 2005-9-3 17:46:35          

 

  陈壁生:

 

对汉代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涉及对叔孙通、公孙弘乃至董仲舒、汉武帝的评价),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一书,余英时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徐复观的《汉代思想史》一书,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这三种评价中,牟宗三代表纯粹儒学立场、新儒家角度的,余英时代表史学立场、自由主义角度的,徐复观代表一手思想一手考据、一手儒学一手自由主义的。从这些角度、立场,可以引出一大堆问题,写一大堆文章。

 

  诚明:

 

三种说法各有历史依据,也各有价值预设,谁也无法说服谁。重要的是整明白,我要表达什么?如何有效论证其逻辑性和正当性?

 2005-9-3 22:07:09          

 

  liuyue(网友):

 

 [原创]关于儒教复兴与权力集中的问题

 

曾经看过蒋庆们与薛涌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网上辩论,感觉前者对传统文化过于迷恋,而近乎迷信,后者好象对传统文化过于反感,如同反叛。今天看各位辩论,好象中国乃是“水”,呈中性,集权、自由民主、儒教均可被之溶解。于我看来,中国即便是水,儒教和集权政治也是油,从来没有被消化过,只是浮游之上,有点遮天蔽日之效力,逢热就爆,史无例外。反倒是自由民主,是不是糖,国人没试过,没试过怎么知道。

 

关于儒教精髓,到底是董氏“三纲”,还是先秦“五论”,还是“忠恕”,其中就有一排争执。若是“三纲”,就不要去继承了,也不存在“教”先于或后于“国”之问题,先与后于国都无益于民。而先与后,无论指何种儒术,并不在于对它的辩解所能解决,关键是如何确定其教义本身的利益倾向。倾向于集权,则集权者视之“先于国”,倾向于人性自由,则普通人视之“先于国”。妙就妙在,先秦儒教易于被肢解,“五论”被“三纲”固化而被集权者视之“先于国”,“仁政”被普通人视之为“先于国”,这种“视之”即是等级“视之”,集权而视之有效,无权而视之无效,故“三纲”下之“仁政”不论事实或法律上都可有可无,不成为对暴政的制约力,倒变成了赠品。那“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孝”虽然荒唐,却符合“三纲”等级逻辑。所以研究儒学,不可没有逻辑。否则就成了蛋鸡之争。

 

关于逻辑。央视《百家讲坛》易中天教授谈汉代,称刘邦项羽虽秉性不同,却都是英雄。刘邦奸恶、六亲不认而善纳良言、能屈能伸、目标远大,为时势英雄;项羽暴戾却儿女情长、不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为本色英雄。如此逻辑之下,爱子之杀人犯,广纳贤才而灭人九族之战争罪犯均为英雄。在此逻辑之下,英雄一词是褒义或是贬义即无从考量。故谈论英雄就没有意义。儒术也是如此,褒贬不一,好坏难辩,全因无逻辑思辩使然。故“儒教”先于“国”,或“英雄教”先于“国”是同一道理,在含义混沌之情况下,只能供强势者所用。张艺谋之《英雄》何尝不是“英雄教”。纪念二战之受害国称“自杀性攻击”为“泯灭人性之举”(央视语),但鼓励国民献身须国民有“自杀”之勇气,断不可教民勇于被“他杀”之气概,我国也不例外。所以“偏见比无知可怕”,偏见于儒教或是偏见于人性自由均可怕。如何界定儒术之精华而取之服务于文明建设,而不将社会服务于它,是其中正道。如此看来,对儒学的“复兴”与“遏绝”均属旁门左道,只是徒增混乱而已。

 

我国虽今日仍处于极权专政之下,然国民物质生活之文明化,对“法治先于国”之渴望是最为强烈的。在应当继承何种传统文化为正统、拜何种传统道德为正道尚争执不休之时,谈“复兴”或“先教于国”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可能得出结论,更加谈不上有了“儒教与自由主义可以携手的机会”(冼岩语)

 

儒学由于汉代后被歪曲,以后秦儒术为道德框架的“正统”传统文化,“人与人同”早已被“三纲”所吞噬,成了无权势者的自言自语,早就不具有公认价值。现代对儒学的挖掘也不以先秦儒学的宽容的“仁”为出发点,因此除非集权者极力匡正,自发的民间继承根本不可能以先秦儒学作为正统文化,而是会形成一种对先秦儒学持肯定态度却无法彻底摒弃社会等级观念的现代儒术,这正是坚持极权主义者所巴不得的,无疑只会伤害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复兴”名义下只能是政治上的倒退。即使是向先秦儒家思想看齐,鉴于先秦儒学“五论”之不知所终,作为一种绝对的社会力量,现代极权主义者也将拥有最终解释权,容不得各位“强词夺理”。因此,只能在法治社会的现实条件下,先秦儒学才有可能被人们毫无顾忌地实施公正评价,而为顾及当代统治者利益的前提下,对于儒学的讨论,更多情况下只能是极不情愿地“别有用心”,这种对儒教真义的领教必定是不得要领的,更不要说给国民予认同。

 

抗日战争并不是儒教给予国人的鼓动,反而是“五四”的“民主”意识下形成的“反帝精神”迫使,否则整个中国早就成了“伪满州国”,哪来的“七七事变”?。中国近代之辱国史,是满清将后秦儒术发扬光大之时,并不巧合。归根到底,愚民儒术的摧眠带来的国衰民败是中国最后不得不“抗日”的根源,也是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源,说什么儒教引领民族精神,我看是笑话。儒术作为统治者用于玩弄民众的道术,不仅从来不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反而起到离散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它使中国人在三百年清朝统治下昏昏欲睡,毫无创造力,不完全被列强霸占已属万幸。

 

任何学术上的探讨,如果去除了借鉴事实,就成为空谈。事实是儒教于中国两千年统治的失败,失败根源在于它从来只是充当统治者用来驯化民众、消磨民众意志的工具。所谓的想要儒教“朝着成为现代中国人心理认同与精神支柱”早被历代统治者所尝试,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拿它来当作“驯化统治者的力量”更是拜错了庙。“张扬‘同一个中国’”只能是倾向符合民众广泛利益的一方的主张,强调等级观念与空谈仁义道德已经不可能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现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刑不上大夫”的问题,即是法治问题。这不仅是现代思潮,更是现代思维方式,不可逆转回二千年后。儒教不管是哪一种,对此都是无力解决的。哪怕我们所谈论的仅仅是民间继承的问题,不是“先后于国家”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政治的相对平等,也需要法治的实现作为前提,不然这种民间继承也会轻易被人为打上某种权威政治的烙印,等于没有继承,民族凝聚力就成为扯谈。

 

“凝聚”是自然状态下一种自发现象,反之只是压制。样子看起来是没有差别的,差别在于离散时的方式:前一种是依依不舍,后一种是一哄而散。

 

如果非谈不可,就谈“忠恕之道”,以此驯化统治者,但人家反对的话又有什么用?毕竟儒术之“真义”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制止它并不需要强制执行,就算强制执行也不需要负有道义责任,甚至是有理的。不象面对高呼“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统治者只能绕道,或叫声“让路”,但这是无理的。故我认为,拜传统而兴国并不足取,而且没有可取之处。对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肯定也是无理的,可是,如果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被后人加上另一条“君权神授”的内容,自由主义就没有了意义。所以在不敢推翻“三纲”,不敢强调作为儒术精华的“忠恕”论,而谈“人与人同”、谈“仁义道德”只是自虐,没有现实意义。变成了对它的肯定和否定都是无理的。

 

自由主义与独裁主义的冲突并不是自由主义为了体现自身的“政治正确”。这是一种自然冲突,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必然。“人权天赋”的主张与“人与人同”的主张一样,并不存在政治倾向,它应是一种道德基准,被法律所承认保护并为政治所体现,确构成了对独裁政治“正确”的挑战。这种挑战是无法去避免的。人为地丑化自由主义与人为地美化儒术一样,表面上是为了融合既成的极权制度下的社会力量,是稳定社会的无奈作法,但是长此以往必定以社会的总体进步作为代价,得不偿失。对现状的维护以求一时之和谐,如同不敢得罪人的赔本买卖,比赌博还危险。基于对社会前途负责的立场,对传统的继承和对自由主义的让步都不见得可怕,可怕的是拒绝对实践的可行性讨论,或是没有面对失败历史的勇气。还有更可怕的,即是将讨论本身当作维持现状的“抗体”试验,目的只是为了使专制政治“与时俱进”、提高“文字狱”的“文明”程度。

 

如果对传统文化的探讨是以去伪存真为目的,并且有此勇气,而不仅仅是为了彰显国粹,探讨肯定是值得的。否则将有可能对社会文明构成新的危害。但对于“继承”,我仍感到奇怪,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具备积极性的学说,从来没有被实践过,谈不上继承,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制一样,有的是成功的样板,自己不想学,要学历史,要摸石头过河,还要挟着亿万人跟着瞎搞,动机之纯实不容相信。200593

2005-9-3 23:44:24          

 

  jim(网友):

 

liuyue文章之葫芦画liuyue之瓢:

年龄:不大不小--小,观点不至这样成熟,大,又不至这样幼稚;

 

教育:受过教育但有限――知识掌握比较系统却浮光掠影;

 

职业: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文字流畅而匠气俗套;

 

身份:不低也不高--不是阎王,至少是个小鬼;

 

性格:不能说无知但绝对自负――没有论证却大言炎炎;

 

思维:阅读不少但思考不深或者说没有反思能力――一串一串引用支持自己预设的观点却对相反观点没有回应或者干脆不知。

2005-9-4 8:25:32          

 

  石勇:

 

 

“文化认同上儒家有资源;政治建设上,自由主义有优势。身心安顿,形式上需要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实质性方案则有待儒教提供。”

 

陈明师的这个概括和其后洗岩的阐述正是我想说的。那种硬将儒学和自由主义拉到同一个层面然后相互攻讦的做法应该可以终结了。

 

就政治上来说,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够真正为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不管是“天道”还是什么超验的东西,都不能在合法性上取代人的自由意志--想想某些人要统治我居然不经我的“同意”(哪怕形式上的),否定我的“自由意志”,至少就有些霸道。

 

因此,不管自由主义有多少维度,儒学有多少维度,但在当下来说,恐怕得根据逻辑,以及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来给它们定位。

 

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公共平台,恐怕得取消它的意识形态维度,变成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这种政治自由主义不参与各价值体系的论争,保持中立,维持一个让它们自由竞争的秩序。这实际上也是当下最需要的。如果自由主义自身的言说能表明这点,我想没有多少人不需要这种自由主义-不管他是否自称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因在价值上严守中立,自身只提供秩序,以及对秩序的认同,并没有提供什么安身立命的东西。而即使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资源也极其匮乏。很难想像一个热爱民主自由,并能在其思维、为人处事上表现出这种素养的人,就不需要具有特定伦理与宗教内涵的文化关怀。就此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什么理由不需要以儒学为内容的文化认同。

 

而由于政治儒学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严格来讲已不是一种合法性的论证,儒学在当下的政治之维应该淡化。要“驯化权力”,只可能是宪政民主下的公民意志,而非“天道”之类。即使不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是功利考虑,它也非常有害,总容易让人想起“专制”,许多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敏感地对儒学警惕甚至谩骂,其因概出于此。

 

文化儒学的维度应该彰显。换言之,儒学在当下不管是从合法性、有效性,还是就时代需要的角度来说,恐怕更多的只能是用来构成一种文化认同。陈明师所说的那种“生命意志”的需要已说得很透彻。还可以补充的是,儒家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哪怕一个人对儒家经典一无所知,但在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文化精神则清晰可见,在民间特别明显。只要唤醒,并加以整合、发挥、创造,传统自会以现代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没有文化认同一个民族很难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乃至尊严、主体性的时代,能够用来认同的文化只可能是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

 

而所谓的“创造性转换”,恐怕就得舍弃一些只在古代可行,现代则没有必要存在的内容(诸如政治之维),至于一些文化内涵,则是超越时空的,正是它们保证了儒学的生命力,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之所在。

 

二、儒学如何复兴?

 

综合各位的论述,窃以为有两个进路:

 

学者努力阐释儒家经典,与“公民社会”的要求相契合,发掘出一些在现代可用的文本资源,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或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进行创新。在文化认同的共识下,各思潮流派、形形色色的人努力使其成为一种响亮的声音。这种声音越响亮,越能将“集体无意识”唤醒。按传播学的理论,声音的存在自会刺激个体,或与其内心的欲念共鸣,或可改变其意识结构。而在价值判断上,消除百年来,特别是文革来的在价值判断上不公正地被贬的阴影,恢复一种对儒家的理性认识,并使接受具有内心的“合理性”。

 

重视民间不以经典存在,而是以风俗、礼仪、伦理秩序、文化精神等活的形式存在的儒学资源。这些资源目前不仅仅是个体(群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就我所知,某些地方的传教(基督教)根本不为人为接受,就证明了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且是他们在一个无序和道德沦丧的时代用来维持地方生活秩序的工具。文本研究应该注意到这些活的内容,讲章应该与这些活的资源互动。

2005-9-4 14:13:51

(原帖网址:http://www.tomedu.com/ydbbs/list.asp?boardid=2&page=1

整理截止日期:2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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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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