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三题——读史札记

曾敏之

 

从一篇文章中抄下这么一段话:“西方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和徒具文凭的‘识字分子’,有很大的分野:知识分子也者,不向现成观念屈膝,有社会良知而付诸行动的读书人也。”

说的是西方观念,但从知识分子的表现看,在中国不论古今,何尝不与徒具文凭的“识字分子”有区别?其区别之点就在于社会良知。

说到良知,什么是良知?按照古典的解释,是指天赋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智能。孟子在《尽心》就说过:“会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有人对孟子的说法加以发挥,认为不待思虑而自然知者就是良知。明代大儒王阳明为良知而在《明儒学案》中作过研究分析,可见“社会良知”之说不是西方所独有。

既然良知良能为中国古已有之,因此是非之辨在知识分子中就多有坚持良知的表现,所谓“不向现成观念屈膝”,就是具有叛逆精神。

举一个古例:当王莽为篡汉而蓄谋的时候,他曾折节下士,谦恭以待读书人,在很多方面表现他是一个大贤人物。可是却有读书人(知识分子也)卓茂、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觉察到王莽的伪诈,他们以名士而拒绝受王莽的礼遇,有的归隐林泉,有的以呕血托病杜门自绝,有的变名姓逃于林薮……待到王莽称帝,这些人成了不向王莽制造的伪经观念屈服,可说是有社会良知的人物了。就思想上看,他们维护正统、封建道德观念较强,如从实践上看,却不失有别于“识字人”的知识分子的本色,因此,历史上就记载了他们的言行及风节。

当然,历史上也多有知识分子屈膝于现成观念,如《桃花扇》写的侯方域(即侯朝宗)就是屈膝于乡试,中了副榜,戴了花翎,抛却了抗清复明之志,也断送了李香君的似水柔情,而为后世所诟病了。

提到《桃花扇》,就想到作者孔尚任的为人。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属于孔老夫子六十四代孙,因是圣人的后裔,受到清康熙帝的征召,于康熙二十四年赴京任国子监博士,旋被派参加治水工程而游历扬州、南京。这一游,却触发了他对南明兴亡的研究,耳闻目睹,感慨颇多,尤以侯方域与李香君一段悲欢离合之情,成了他决心写《桃花扇》的诱因,遂以此为《桃花扇》的主题,寄托了对南明兴亡之感。

《桃花扇》写成后,成了传诵一时的戏曲,与洪写的《长生殿》成为当年的双星。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流露了民族大义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良知。例如在《沉江》一节歌颂了史可法抗清的英雄气概,以“看江换主,无可留恋”而写史拒降投江的悲壮;又在剧情中骂降清叛将为“真贼党”。更在《余韵》里讽刺徐达的后裔做了清衙的差役:“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

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入清宫给康熙帝看了之后,就将孔尚任罢官了。孔尚任与《桃花扇》的命运,也可说是知识分子辨是非的良知引出的文字冤案的一种反映。

说来是无独有偶,与孔尚任齐名的洪昇因写《长生殿》也被革职,就又是一桩文字狱了。

洪昇是浙江钱塘人,仕途不得意,于是时而创作戏曲。康熙二十七年写出了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为主题的《长生殿》,体现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一段历史轶事。这部戏曲轰动一时。其中因“骂贼”引起康熙帝的不满,骂的是安禄山,讽刺的是唐王室的南逃西川,但康熙帝却联想到清兵入关,认为洪有借古讽今的恶意,于是将洪及与洪有关系的一些名士革去国学生籍。赵执信(字秋谷)原是新科进士,授编修,累迁左赞善,因是参加洪昇邀看《长生殿》的都下名士之一,也被革掉了官职。

对赵执信被罢官,颇引起时人的同情,因为他受株连未免冤枉,曾有人写诗为他叫屈,诗曰:

秋谷才华迥绝俦

少年科第尽风流

可怜一曲“长生殿”

断送功名到白头

赵执信的功名确是断送了,他只好回到益都老家以著述终老,他写的《谈龙录》是评诗文之作,对诗坛有影响。

至于洪昇,更被刑部下狱,饱尝铁窗之苦,冤情更重了。

《文汇报》

 

2003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