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精神境界论

 

黄玉顺

 

    [摘要] 文章认为,孔子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系统的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先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再按心理范畴,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于是就有了九种境界:小人之智者(小智),小人之勇者(小勇),小人之仁者(小德);君子之智者(大智),君子之勇者(大勇),君子之仁者(大德);圣人之智者(圣智),圣人之勇者(圣勇),圣人之仁者(圣德)。

    [关键词] 孔子  精神境界  圣智  圣勇  圣德

 

 

     孔子的时代虽然还没有“精神境界”的说法,但事实上孔子已经形成了一套很系统的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孔子对精神境界的分析,采取了两个维度的划分标准。一是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三类(三境):小人,君子,圣人。[1] 二是按心理范畴,把以上三类人各自分为三种(三界):智者,勇者,仁者。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宪问》)[3] 智者是就知识和才能而言,勇者是就意志和意向而言,仁者是就情感和情绪而言。这种划分,与现代心理学的“知、情、意”范畴划分一一对应。除小人这个层次外,不论君子还是圣人,智者、勇者和仁者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一以贯之的“仁”。但三者与“仁”的关系,又有心理层次的不同:智者又叫“知之者”,知仁而求仁;勇者又叫“好之者”,好仁而行仁;仁者又叫“乐之者”,乐仁而安仁。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孔子认为这是三种高低不同的境界:智者不如勇者(知不如行),勇者不如仁者(意不如情)。这样一来,孔子实际划分了由低到高的九种精神境界:小人之智者(小智),小人之勇者(小勇),小人之仁者(小德);君子之智者(大智),君子之勇者(大勇),君子之仁者(大德);圣人之智者(圣智),圣人之勇者(圣勇),圣人之仁者(圣德)。

    1.小智:小人之智者

    从纯粹智能的角度上,孔子对人的境界进行过一种划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这里把人的智力分为四等,但第一等“生而知之者”只是虚悬一格而已。孔子自认为不是生而知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就其所谓圣人,他也不曾说过哪一个是生而知之者。《中庸》载孔子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舜的圣智也是从好问好察而来的。人们的先天才质都是差不多的,修养的高下都是后天习染的结果:“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除“生而知之者”外,其余三等人,“(自觉)学而知之”为圣人,“困而学之”为君子,“困而不学”为小人。

    孔子说小人“困而不学”,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如此,我们所说的“小人之智者”可能吗?其实,孔子并不否认小人之智的存在。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可见即使是小人,也可以而且应该“学道”。只不过君子所有的是大智、小人所有的是小智而已。所以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有大智,可大用;小人有小智,可小用。此即子夏所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此所谓“小知”(小智),即今日俗语所谓“小聪明”。

    那么,这种小智的具体内容如何?

    从量上看,君子“艺”,小人“器”。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子罕》)孔子说他自己由于不被具体地任用,什么都干,结果反而多才多艺。这是就知识的数量言。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无能是有愧于君子之称的。这里所谓“无能”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才能,而是说够不上多才多艺。君子才广,为“艺”;小人才狭,为“器”。“子曰:君子不器。”朱子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论语集注·为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朱子解释:瑚琏是“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论语集注·公冶长》)这里“器”是说子贡尚不足以称君子,“瑚琏”则是说子贡已很近于君子境界了。这“器”还有一层意思:“管仲之器小哉!”朱子解释:“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集注·八佾》)管仲就才能而言是堪称君子的,可谓“不器”;但他只知其器,不知其道;只知霸道,不知王道。这又是从质上来讲的。

    从质上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这是就知识的内容言,君子懂得仁义所在,而小人只懂得利益所在。君子固然需“艺”需“博”,但还必须博而能约,泛而有守:“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韩愈讲:“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行而宜之”即礼,也就是“义”。故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子路》)樊须的表现正是所谓“小人怀土”“怀惠”,所以等他一走出门,孔子就骂:“小人哉,樊须也!”但是要注意,孔子并不简单地否定物质利益,而是主张不贪小利,见利思义;孔子也非一味地反对种田,例如他赞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他只是不满意樊须的只知眼前小利、不知长远的大义。“臧文仲居蔡(于)山节藻,何如其知也!”朱注:“当时以文仲为知,孔子言其不务民义而谄渎鬼神如此,安得为知?(《论语集注·公冶长》)孔子非谓文仲无智,而是说他非君子之智,乃小人之智,只务鬼神之虚,不务民生之实。归根到底,智者作为“知之者”,君子之智者知仁,而小人之智者不知仁。君子知仁,故能“喻于义”;小人不知仁,故仅能“喻于利”。

    2.小勇:小人之勇者

    从心理范畴看,智是认知范畴,勇是意志范畴。从知行关系上来看,智是关于知的,勇是关于行的。这里所谓“行”,包括言、行两个方面,今统谓之“行为”。所谓“勇”,就是勇于行,“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孔子认为,虽然知先于行(智先于勇),但是行重于知(勇重于智)。知的目的,正是为了行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知识再多,不能实用也就等于没有知识。“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所以,勇者的境界高于智者的境界。

    在孔子看来,即便是在小人中,也不仅有智者,而且有勇者。孔子曾谈到,有一种“士”,“硁硁然小人哉”,却也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里的“匹夫”当然属于小人范畴;“志”即意志正是勇者的心理特征。匹夫而能持志,即是小人之勇。

    孔子之论小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与君子之勇相比较:勇于行什么?怎样勇于行?

    勇于行什么?这是关于勇的性质问题。孔子认为,君子之勇需要以仁义礼智为规范,否则便是小人之勇、匹夫之勇。(1)勇于仁。这是最根本的标准,即勇者作为“好之者”,君子之勇者好仁,而小人之勇者却不好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能做到杀身以成仁,便是君子之勇。反之,“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好勇而不仁,那就是小人之勇。(2)勇于义。“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这是说君子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则无君子之勇(但是也可能有小人之勇)。“子谓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这里的恭敬惠义,其实也都是义,义者,宜也。此即君子之行、君子之勇。在孔门弟子中,子路以勇著称。“子路有闻(而)未之能行,惟恐(复)有闻。”朱注:“子路闻善,勇于必行”;“若子路,可谓能用其勇矣。(《集注·公冶长》)然而有一次,“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裁)!’”朱注:“夫子善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同前)所以,孔子常常挫其锐气。“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这里,从“君子义以为上”中,有一句浅台词呼之欲出:小人利以为上。此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勇尚义,小人之勇尚利。(3)勇于礼。君子不争,争而有礼。“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君子争而有节,勇而有礼。“勇而无礼,则乱。(《泰伯》)勇而无礼,就是小人之勇了。“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这里也是强调的义、礼。(4)勇于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不好学则无智,无智而有勇,是小人之勇,只会犯上作乱而已。

    怎样勇于行?这是关于勇的度量问题。前面说过,勇于行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孔子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从而要求“讷于言,敏于行”:“君子……能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这是因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所以,君子慎于言,勇于行。反之,“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认为,君子不仅要慎言,而且要慎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慎言慎行是君子之勇,妄言妄行是小人之勇。后来苏东坡认为大勇、小勇之别,在于一个“忍”字,“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留侯论》)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在度量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小德:小人之仁者

    从心理范畴讲,勇是意志范畴,仁是情感范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可见仁爱乃是一种道德情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好恶也是情感范畴。

    智者不如勇者,勇者不如仁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可见,仁者比勇者又高出一等境界。《述而》有一段对话,表明孔子对颜渊和子路的不同态度,可以见出孔子对仁者与勇者之境界高低的不同评价:“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乎!’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里,孔子赞扬了颜渊的君子之仁,嘲笑了子路的匹夫之勇。

    仁者比勇者境界高,自然比智者境界更高了。智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必定已经是智者了。孔子曾评价令尹子文“忠矣”,崔子“清矣”,但他们“未知(智),焉得仁?(《公冶长》)所以,智是仁的一个必要条件,愚蠢的人是不能成为仁者的。“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谓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仁者是明智的,而不是愚蠢的。《宪问》有一记载,是孔子比较仁者与智者之高下的:“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称,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羿、奡只是智者,禹、稷才是仁者。故孔子赞叹南宫适不仅是君子,而且是仁者。

    那么,有没有小人而仁者?孔子说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如此说来,小人之仁者就是不可能的了。其实,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所谓“未见力不足者”,是说人人“性相近也”,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可以“求仁得仁”的。所以《雍也》记载:“冉求曰:‘非不说夫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也是说,求仁得仁,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自以为力不足,那是画地为牢。“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可见小人不仅可能仁,而且不能离却了仁。孔子这种人人可以成为仁者的思想,后来被进一步发展,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

    应该说,仁者作为“乐之者”,君子之仁者与小人之仁者都是“乐仁”的。但小人之仁者与君子之仁者还是有区别的。差别何在?(1)小人之乐仁是偶然的、短暂的,君子之乐仁是必然的、恒定的。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朱注:“三月,天道小变之节,言其久也,过此则圣人矣”;“此颜子于圣人,未达一间者也;若圣人,则浑然无间断矣。(《集注·雍也》引程子、尹氏)这就是说,颜回等人已经达到了君子之仁者的境界,其中尤其是颜回,几乎接近于圣人之境。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够恒久地不违于仁。由此可见,有恒于仁,是君子之仁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朱注:“善人者,志于仁而无恶。(《集注·述而》)这里孔子是说,有恒是君子之仁者的起码要求。仁而无恒,那只能算是小人之仁者。“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朱注:“约,穷困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集注·里仁》)其实,这里所谓“不仁者”,就是指的于仁无恒者,亦即小人之仁者。因其于仁无恒,所以“处约”亦无恒,“处乐”亦无恒。(2)小人之仁是偏颇的、狭隘的,君子之仁是中庸的、博大的。孔子认为,“中庸”是君子之仁者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所以《礼记·中庸》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中庸,就是偏颇:或过之,或不及。一旦偏颇,就会陷于狭隘。“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这里,孔子比较了两种情况: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在孔子看来,那才算不得仁者,或者说,不过是匹夫匹妇之仁而已;现在管仲转而相桓公、霸诸侯、合天下、惠人民,这才真是君子之仁,而非小人之仁。对管仲的这种评价,孔子还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前)可见孔子所谓君子“仁者爱人”,不是偏狭的爱某个人或某些人,哪怕他是自己的亲人、主人;而是“泛爱众而亲仁 《学而》,即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博爱才是君子之仁,否则只是小人之仁。

    4.大智:君子之智者

    君子之智者不一定是勇者,更不一定是仁者。孔子评价几个学生:“由也果”,属于勇者;“赐也达”,“求也艺”,都属于智者。(《雍也》)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在孔子看来,这几个学生高足各有所长,可以算是君子之智者或勇者,但都没有达到君子之仁者的境界。诚然,孔子讲过:“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但这并不是说智者必是仁者,因为即便“择而处仁”,也未必就已经是仁者了;这只是说君子首先必须成为智者,能够知仁、处仁,然后才有可能由好仁而乐仁,有朝一日成为仁者。“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朱子把“不知而作”解释为“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又把“我无是也”理解为“谦辞”,乃自相矛盾之说(《集注·述而》)。其实,“不知而作”在这里是褒义的,是说未经智者境界便已达到勇者境界(即勇于行),孔子认为这样固然不错,但未必行得通,所以,孔子接下来讲应该多见多闻。孔子还说过:“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里的“为仁”,也首先是一个选择问题,而能够作出正确选择,正是以智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智者是君子之最低境界。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起码的境界也不容易达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能够治乱之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亦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这是讲人才难得,圣人能拥有的君子之智者也不过数人而已。然而,由小人之智者而继续修养,可以达到君子之智者的境界。这种境界的转换,如前文所说,有两个方面:(1)从量上看,君子“艺”,小人“器”。关于“君子不器”,《子罕》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是有人认为孔子只博不专,孔子以“执御”(只会驾车)幽默之。小人之智偏执,为“器”;君子之智博通,为“艺”。(2)从质上看,如前所述,君子能知“义”,小人只知“利”。“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君子之智在于从事人之所宜,这就是“君子喻于义”。而归根到底,君子之智者知仁、求仁。由于“务义”,君子之智者有时表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境界。“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可见小人之智为私,乃小智,其智可及;君子之智为公,乃大智而似愚,其愚不可企及。此外,孔子又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其实,“知命”与“务民之义”也是不矛盾的,因为所谓“天命”,只不过是古人对难以掌握的自然、社会规律的一种不科学的表述。由“知命”而至于“务民之义”,就是《周易》所谓“顺天应人”的意思。

    5.大勇:君子之勇者

    君子之智者知仁而求仁,而君子之勇者则更是好仁而行仁。前面说过,勇于行包括言与行两个方面。“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这也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意思。这是一层;再进一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所谓“成人之美”,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所谓“不成人之恶”,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好仁行仁。

    由知仁,则有大智;由好仁,则有大勇。“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我们知道,孔子说过:“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故“不忧”谓仁,而“不惧”谓勇。由于无所谓惧,君子才能做到“杀身成仁”。这种大勇,孔子曾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苏东坡所赞美的正是这种大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留侯论》)这种大勇,不怨天,不尤人,心气和平:“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这种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子曰:吾未见刚者。”朱注:“刚,坚强不屈之意。(《集注·公冶长》)又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里仁》)而说到他自己,“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孔子这是自谓堪为君子之智者,却不至自命为君子之勇者。

    6.大德:君子之仁者

    君子不一定是仁者,“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宪问》。这是因为君子之仁者是君子的最高境界;未达到此等境界,可能只是君子之智者,或是君子之勇者。“未知,焉得仁?(《公冶长》)未勇,亦焉得仁?所以君子之智者未必是仁者,但君子之仁者必定是智者。孔子有一番话,易致误解:“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朱子以为:“言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集注·里仁》)这就误解了孔子之意。孔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君子必是仁者,而只是说君子而不仁,虽然还可以算一个君子,如智者,如勇者,但不足以“成名”。只有君子之仁者,才造次必于仁,颠沛必于仁。

    为此,孔子对君子之仁者与智者和勇者进行了比较。(1)智者不如仁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智不如仁,这是显然的。“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一个“利”字,一个“安”字,这就深刻地揭示出智者与仁者的境界差别。智者只是“知之者”,知仁而求仁,却未到达“乐之者”的乐仁而安仁的境界。其要害,就在一个“利”字上:为仁而存功利之心,是意善而不是情美的境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智者亦知仁、亦求仁,由知之而好之,由好之而乐之,几近仁者的境界。但智者毕竟还不是仁者,只能“利仁”,汲汲以求,故动,如水;而仁者能“安仁”,恬然自得,故静,如山。(2)勇者不如仁者。“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这里所讲的就是勇不如仁、力不如德的道理。《先进》有一段“吾与点”的著名故事,也是在讲勇于行不如安于仁的道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或如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表面看来,几个学生的回答一个比一个谦逊、无所作为,故而一个比一个更得孔子的赞许。其实,孔子在这里已分出境界的档次:由、求、赤,君子之勇者、有为者、好之者;点,君子之仁者、无为者、乐之者。

    仁者已经由求真向善、而达到了一种审美的境界。这种境界之美,自然随时流露出来:“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注:“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集注·述而》引杨氏说)容舒色愉,是形容其静坐之时;至于行动之际,另是一番高妙:“君子之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融贯从容,自然而然,无往不适,无所不乐,此等境界,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这种境界,有极大的感染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7.圣智:圣人之智者

    圣人也有智、勇、仁三种境界。圣人之智者,周公足当之。据《尚书·金滕》载,周公自称“多才多艺”。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记·檀弓下》)这里所谓“文”,正是“智”方面的事情。圣人之智者必然如周公所言“多才多艺”。孔子也这样看:“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大宰以孔子“多能”为圣者,即圣人之智者。这是圣人当中的起码境界,也是孔子自己努力的目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可见圣智乃孔子所梦寐以求的修养境界。

    但仅仅是多才多艺,仍不足以成为圣人,前面讲过,君子之智者也多才多艺。《子罕》有一段话,道出了圣智的特征:“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这使人想起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和“精神助产术”,又使人想起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圣人之智不在于知“器”,而在于知“道”。用道家语言讲,圣人之智在知“道”,君子之智在知“德”;知德者一以通十,知道者一以通万。所以,小人之智少,君子之智多,至于圣人之智,则复归于寡矣。“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参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参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可见君子之智在多,圣人之智在一;多为末、为用,一为本、为体。曾子深知孔子圣智,而子贡却把孔子降低到了君子的水平。

    颜渊的一番感叹,说的正是君子与圣人的境界之微妙差异:“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高坚前后,形容圣人之道高远微妙,“无穷尽,无方体”;博文约礼,是说孔子引之以圣人之智,诱之以圣人之仁。此境之难,孔子认为如颜渊者亦未达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

    圣人多能还表现为知人。“(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可见所谓“知人”的本质,就是“知仁”。自己既为圣人,至少具有君子之仁者之仁,所以能知人之仁。

    8.圣勇:圣人之勇者

    舜、禹、武王,无疑都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但孔子对他们的品评,却意味深长。

    前面说过,“勇”是关于意志行为的。孔子对禹的评价,正侧重于行为:“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孔子认为,禹作为圣人,在行为方面无可指责。这就是圣人之勇者,因为他是由君子之仁者升华而成,故以行仁为宗。

    由此,孔子对舜和武王进行了比较:“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八佾》)《韶》为舜之乐,《武》为武王之乐。朱注:“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让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集注》)可见武王华而不实(有美之华,无美之实之善),乃圣人之勇武者,非圣人之仁德者;乃圣人之意欲者,非圣人之性情者。

    进一步看,武王究竟算圣人之勇者,还是算君子之勇者,也还颇成问题。其一,君子之勇者不必是君子之仁者,而圣人之勇者则必已是君子之仁者。孔子对舜之仁,是极为推崇的,对舜之《韶》,也是极为赞赏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而对武王之仁与否,则语焉不详。其二,圣人之圣勇与君子之大勇,有境界的差别:君子有为,圣人无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后来《易传》讲“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是这个意思。此等境界,远不是武王所达到了的。当然,这种无为与道家的无为是根本不同的:道家以无为而独全其身,儒家以无为而兼济群生。

    9.圣德:圣人之仁者

    《宪问》有一段对话,是专讲从君子到圣人的过渡的:“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其中,“修己”为本,能“安人”可谓君子,能“安百姓”则庶乎圣人了。这里有一个量的差别:“安人”只是安一些人,这只是君子之仁者;“安百姓”则是安天下,已经是圣人之仁者了。对此,孔子是有明确阐述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也就是“安百姓”。子贡问这算不算得上君子之仁者,孔子认为岂止如此,简直就是圣人之仁者了。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孔子认为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未必确信自己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4] 可见,圣德的重要内容就是博施兼济。

    在孔子看来,圣德是一种崇高博大的审美境界:“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焕乎,其有文章!(《泰伯》)显然,孔子是从审美的高度来把握圣人之圣德的。

 

注释:

        [1] 这种分类在孔子那里还不够成熟,因为,孔子有时以个体人格修养为划分标准,有时却仍传统地以社会地位为划分标准。

        [2]“知”读为“智”。

        [3] 此为《论语》篇目,下同

        [4]《集注》:“病,心有所不足也。”。

 

200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