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出或处:试论孔子的弘道精神及其权变

崔发展

 

 

[  ] 本文基于《论语》文本,尝试探讨我们怎样才能通过其“或出或处”的权变,经验到孔子一以贯之的“弘道”精神。孔子矢志于弘道,但在如何弘道上却遭遇了问题;然而孔子却以或出或处的权变,颇有成效地解决了问题。

[关键词] 孔子,弘道,权变,或出或处

 

Be in power or be in rule:

Confucius’ spirit in clarifying Tao as well as his adaptability

CUI  Fa-zhan

 [Abstract] Congfucius devoted himself to clarify Tao. On how to clarify Tao, though he was mired in a dilemma, by either serving as an official or conducting himself in society, he extricated himself from it very effectively. In view of Lun yu,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ry to show Confucius’ be in power or be in rule, and probe deeply into how we can experience Confucius’ consistently spirit in clarifying Tao as well as his adaptability.

[Key words] Confucius; clarifying of Tao; adaptability; Be in power or be in rule

 

 

 

在面对孔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带有这样的倾向:用后世所标榜的“神”的形象,去要求孔子应该怎么样、又不应该怎么样。如此一来,孔子虽然在场,却是以扭身而去的方式在场,于是,我们有关孔子的探讨也就很容易沉溺于晦暗不明之中。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意识:不是我们认为孔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孔子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应该让孔子自己来道说,而不是我们替孔子道说。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以《论语》文本所描述的事例为依据,试着感受一下孔子在弘道方面所遭遇的问题,以及孔子对该问题的回应,并且探讨一下我们怎样才能经验到这种回应。

 

一、孔子与他在那个时代所必然遭遇的问题

 

那是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是志士仁人忧道、谋道的时代。自命“天生德于予”[1] 的孔子,积极地宣扬自己的仁道,并说自己对于此道是“一以贯之”的。何谓一以贯之?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 无论遭遇了怎样的景况,或困顿失意、或颠沛流离,君子对于仁道都是不离不弃地持守着。孔子正是虔诚的弘道君子,这一点最深刻地体现在《论语·乡党篇》。孔子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动容貌、正颜色,无不标示着“他是一樽神圣的礼器”[3]。因为,无论孔子是将人视为第一实体,还是将人仅仅视为一关系中的存在,孔子所坚信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4],也就是说,不能以“学为人”的态度去对待道,即用道来装点门面以谋名利于世,而是应该承担起弘道的责任,死而后已也在所不惜。

但是,当孔子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时,当他认识到当今为政者大多为“斗筲之人”时,可想而知,孔子不可能不在如何弘道的问题上作出思考。孔子遭遇了问题。在无道久矣的时代和虔诚弘道的孔子之间,问题的被遭遇表面上似乎显得是那么自然;但对作为当事人的孔子来说,问题更多地凸显着它的尖锐性。

何去何从呢?

孔子并非完全没有从政机会,而且孔子在几次从政期间也有相当不错的政绩。但在斗筲之人当政的形势下,孔子怎能拥有可以自由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因为孔子明确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5]、“以道事君,不可则止”[6],孔子的几次从政也就这样不了了之。是自己所弘之道出了问题吗?孔子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仁道,不然也不会一再强调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是自己所采用的弘道之法出了问题?世道如此,孔子弘道是否还应该非走从政这条自上而下的路子不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吗?我们切勿如此匆忙地得出结论。

当然了,孔子有着自己的原则,但他并非只有原则,没有权变。比如,孔子说他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7] 从《论语》文本记载的很多事例来看,孔子从来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我们很难想象,固执的人会懂得“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此反观孔子在如何弘道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我们就能很好地切入下面的探讨。来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公冶长》)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宪问》)

 

为什么孔子一再探讨邦有道该如何、邦无道又该如何?这是否表明了孔子在如何弘道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或出或处了呢?我们通过他对史鱼仅称“直哉”、对蘧伯玉却冠以“君子哉”的美誉,对宁武子、南容能够审时度势表示赞许的事例可见,孔子的态度确然是不言而喻的:志道有权。在如何弘道的问题上,孔子提出了“权变”的思想,并且明确强调了知权的重要性。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8] 我们试着以此来经验孔子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9],朱子解释的恰到好处:“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10] 孔子之为智者、仁者,即圣人之“仁且智”就在于:弘道之心未尝变,即能乐山;却又懂得审时度势,即能乐水。

不变的是“志于道”,可变的是通达道的方式。孔子在弘道策略上的这种通权达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11]。这种态度也表现在孔子的那句“吾与点也”上,阳明在阐发曾点境界时就认为这是孔子的“无入而不自得”[12]。阳明的这种见解,给了我们进一步经验孔子的启示。

 

二、孔子的或出或处

 

孔子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13] 孔子原想行仁政于天下却终不得行,所以就想成就后学以传道于后世。“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14],孔子对于通过后生传道抱有相当的乐观。于是,才有了聚徒授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才有了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二的薪尽火传;才有了千百年来的儒家传统和由之塑造的志士仁人。

种种事实表明,孔子的或出或处确实是成功的弘道之举。

一般人并不能了解这一点,对孔子颇多微词。子贡在听到叔孙武叔说自己贤于孔子时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15] 在子贡看来,叔孙武叔之所以那样说,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孔子的缘故。所以,对于一般人的颇多微词,我们对他们不妨学学子贡:不得其门而入,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或出或处之后的孔子才迎来了自己大弘其道的黄金时期。为何孔子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亦可以无大过矣”?[16]《易》中也有德道[17],此一叹也;《易》讲一阴一阳,刚柔并济,孔子从中体贴出一张一弛的道理,此二叹也。弘道在朝可以自上而下,弘道在野亦可自下而上,所以孔子不能不有此叹。

深谙此理的孔子,即使在面对为政者品行不太合宜的情况下,也并未完全放弃。来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阳货》)

例二: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同上)

 

公山弗扰、佛肸的品行有不端之处,即使是这样,孔子依然应召,这恰恰表明孔子对任何可能弘道的机会不言放弃的精神。“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说明孔子对于最终的“大道泛兮”始终充满信心。

可见,孔子的这种或出或处并不是一种逃避。在这一点上,后于孔子的屈原显然没有孔子的豁达和知权达变。屈原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之后的举身赴江绝不会为孔子所取。屈原所想的只是“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才是一种私己的不负责任的逃避。在孔子和屈原之间,我常想起孔子的那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8],并不是为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而是那种不言放弃的弘道精神,一种对于责任的勇敢承担。或许这才是理解晨门为何讥讽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门径:孔子一再受挫,而弘道的心志未尝受挫,是实实在在地知其不可而为之。

如何看待孔子的在野?由孔子称杖荷老人为“隐者也”,称伯夷、柳下惠等为“逸民”来看,孔子并不认为自己的或出或处是一种隐逸行为。因为孔子明确说过:“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9] 所以,孔子之在野非老庄之隐,而是身在山林而心无异于庙堂之中的心怀天下之隐,因而依然是弘道之举。在野著述立说以弘道是其一;随时待招而在朝以弘道是其二。孔子说:“我待贾者也。”[20] 孔子所待贾者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行是不言而喻的。

在弘道策略上的转换,正是原本意义上的“穷则思变”。这是孔子所遭遇的问题,但也是对所遭遇问题的有效解决;这是孔子的无奈,也是无奈后的无可无不可。“能因敌之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21] 孔子的圣人气象盖是如此而成就的吧。

 

三、经验孔子的死亡

 

来看下面这段争议颇多的话: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泰伯》)

 

宣称“守死善道”的孔子竟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孔子不是说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2] 吗?大讲“君子耻其言过其行”[23] 的孔子竟然自食其言?

守死善道是说为了弘道而徒死吗?朱子认为:“不守死,则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则亦徒死而已。”[24] 若一味好勇而不利于道,则不是仁者之勇。孔子就反对有勇无谋,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25] 若是一味好勇,而不知审时度势以致“反误了卿卿性命”,只是妄死、徒死。同样的意见表达在当子路回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时,孔子对他的批评:“由也好勇过我。”[26] 孔子的乘桴浮于海只是一时之叹,而不思量的子路仅从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来理解,因而未能读懂夫子深意。孔子对于这种不思谋而匆忙得出结论的做法是极为担心的,于是说我恐怕子路“无所取才”啊。同样的道理,由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推出的孔子恐祸及其身,仍是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

另外,孔子认为,管仲不死其君而播仁行于天下,亦不失成为一个仁者。在应该为君死和实际的播仁行于天下之间,孔子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权衡的。但当自身面对死亡时,孔子又是如何考虑的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孔子老是搬出“天”来,且看下面的例子: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

 

孔子是因怕死才搬出天来给自己壮胆吗?不!孔子之所以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因为他所在意的乃是天赋的责任不能得以完成,而孔子所畏的“天命”就是这种天赋的弘道责任。可见,孔子非畏死,实畏道也,畏道之不行也。有了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孔子的选择必然是以生弘道,而不是以死弃道。因而种种危险乃至生命危险均不曾使孔子放弃或减弱自己的弘道之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孟子所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7]

同理,“子在,回何敢死?”[28] 颜回当然懂得“朝闻道,夕死可矣”[29] 的道理,但“何敢死”表明了什么?在颜回最终早于孔子而死的时候,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30] 试想,孔子历经几次丧命的险境都没有怨天尤人,独独为了颜回而伤恸,难道仅是为了二人之间的父子般的情意?实在于孔子认为颜回是真正的助己弘道之人,而颜回不敢死就是对“道即孔子”的负责。若做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意味着:回之死,道仍在;夫子死,道焉存?所以,孔子是“天命在,夫子何敢死”。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不是说:不管你面前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你只要勇往直前就成就仁道了?非也。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关键在于你要视其义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像程子所说:“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31]

“无求生以害仁”所强调的是必然,必然不能因求苟活于世而枉道事人;而“有杀身以成仁”所强调的是或然,“有”不是说必须怎么样,而是说当死则死;不当死而死,则于道无益。

 

 

 

孔子不是畏死,实是畏己死而道无可传也。或出或处也不是孔子知难而退,而是为进而退。对于孔子,重要的不是“佚时”、“造时”,而只是一个审时度势的问题。孟子对此赞叹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32]“孔子,圣之时者也。”[33]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34] 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孔子谋求或在朝或在野的对现实的变革。无论在朝时的自上而下,还是在野时的自下而上,孔子的弘道精神是一贯的。既然或出或处终不离道,那么:

天之若丧斯文也,何必在朝?天之未丧斯文也,何妨在野?

 

 

注释:

[1] [16]《论语·述而》。

[2] [29]《论语·里仁》。

[3] [美]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人是礼器是芬氏的形象化表述,是就礼器的神圣性而言。他认为,人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一个人的“临在”和礼仪行为的融合无间赋予了自身一种类似于宗庙里的礼器一样的尊严和神圣性。这种观点和孔子所讲的“君子不器”并不冲突。孔子讲“君子不器”,无论此“器”应做礼器讲,还是做器皿或有形的存在者讲,他所注重的是器的功用性,是就由器的功用性所致的有限性而言,而并没有涉及到器的神圣性。

[4] [5] [22] [25]《论语·卫灵公》。

[6] [28] [30]《论语·先进》。

[7] [8] [14] [18] [20]《论语·子罕》。

[9]《论语·雍也》。

[10] [24] [31]《四书章句集注》。

[11] [19] [34]《论语·微子》。

[12] 王阳明《传习录上》:“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

[13] [26]《论语·公冶长》。

[15]《论语·子张》。

[17] 参见《郭店楚简·六德》。

[21]《孙子兵法·虚实》。

[23]《论语·宪问》。

[27]《孟子·公孙丑上》。

[32]《孟子·万章下》。

[33]《孟子·告子上》。

 

2003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