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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而自由平等:徐复观的儒家民主论

黄丽生

    【内容摘要】:当代新儒家基于人具有天命之仁而天下为公、自由平等之核心价值,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认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含具儒家价值的民主政治才能生根发展、发挥其最高的价值;主张民主政治除了吸纳西方体制,亦须以道德自觉、淑世利他和中庸均平的价值精神相互充实。迩近西方学界反思民主共和的危机,针对当代民主社会充满政治谎言、政党恶斗、民粹复燃、公民厌倦政治、政治陷入僵局等等问题提出改正方案。此反思趋势恰正呼应儒家民主在西方经验之外亦讲求道德自觉的主张。本文拟以徐复观的相关著述为中心,分从普世价值与儒家理想的融通、对中国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儒家思想转进民主政治之关键等面向,探讨其如何建构儒家民主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当代新儒家、徐复观、仁而自由平等、儒家民主论

   

一、前言:儒家理想与历史常道


     面对近代西力冲击的变局以及国共内战后两岸分治的现实,当代新儒家主张会通中西,融中国文化于世界,以世界性论题突显儒家核心价值,并强调儒家价值与民主科学可以兼容相成,以及人所以为人的价值根源及其对中国、对普世的意义。[1] 他们关切现代中国的民主前途,本诸儒家义理阐述民主自由的真谛而不遗余力──既阐述儒家理想的普世价值,也将民主自由视为普世价值而论述,认为两者可互相成就,并将之寄望于历史常道的实践之上。徐复观先生尝谓:“历史之所以可贵,正因他是显现变与常的不二关系,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的向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常道前进。”[2] 徐先生阐述:按儒家政治理想,内圣外王、修己治人都是一体的,伦理与政治不分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特色,德治、礼治、民本思想本来一贯,儒家的政治境界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故“止于至善”是儒家人生的归结,也是儒家政治的归结。他指出,必须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后面,发现贯穿于历史之流普遍而永恒的常道,看出此常道在历史实践中所受到的限制,并思有所创变求新,以归结于历史常道。[3] 这种对历史常道的信念,使当代新儒家一面怀抱儒家义理而坦然接受民主自由的价值,一面反思客观历史和当下现实,以寻求突破的方案、确立前进的方向。
     当代新儒家基于人具有天命之仁而天下为公、自由平等之核心价值,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认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含具儒家价值的民主政治才能生根发展、发挥其最高的价值。相对于西方民主根植于个人权利和契约法制并兼顾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特质,当代新儒家则主张民主政治除了吸纳西方体制,亦须以道德自觉、淑世利他和中庸均平的价值精神相互充实。此强调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民主论述,早年曾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与现实环境的限制;迩近西方学界反思民主共和的危机,针对当代民主社会充满政治谎言、政党恶斗、极端主义、利益团体、立法冗长、民粹复燃、公民厌倦政治、 政治陷入僵局等等问题提出改正方案。此反思趋势恰正呼应儒家民主在西方经验之外亦讲求道德自觉的主张。
     事实上,欧美社会在1970年代后,开始质疑「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并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失去理想,价值失落,理性和知识的合法性正在丧失,「真理」和「公正」不再有绝对的标准。此思潮在1990年代亦逐渐在台湾发酵,效应所及,非但教育体系中儒家经典的教育受到质难,庶民日常生活中的伦常价值,也早被上下交相利的工具性思唯所淹没,知识界对儒学的论述则趋于知识性而与道德体践无关。另一方面,曾被当代新儒家视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不但受到西方学界的严肃反思,在台湾也出现以民主体制为革命手段,达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去中国化」的目标,不仅牺牲国民教育的内容与质量,也波及儒学在台湾的传承。
     总之,在后现代台湾的「民主社会」下,无论是就生活伦常价值或宪政民主理想来说,当代新儒家在1950年代就出台的「儒家民主论」道理虽明,处境却愈趋艰困,绝不亚于民初全盘西化狂潮和社会主义唯物思想的冲击。但正因如此,更值得吾人以更长远的时空格局深入探讨,了解它是否、如何可能在历史的常道发挥作用。本文以徐复观的相关著述为中心,分从儒家理想与民主自由的关联、对中国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儒家思想转进民主政治之关键等面向,探讨其如何建构儒家民主的理论内涵,并兼论其对当代民主的意义。


二、当代新儒家民主论述的基调


     当代新儒家早在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就明言中国文化已含民主思想的种子,如:儒家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人皆为可以为尧舜等思想,表现出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义,而此即是民主思想的根源,或至少是民主思想的种子所在;此外,儒道两家皆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为政以德而不滥用权力;以民意代表天命,执政者须接受民意考验;政制和价值观也使君权受到道德限制,知识分子相当程度地代表民意并使政府和民间有沟通桥梁等。但〈宣言〉也承认中国传统并无一为君主和人民共守的宪法,不知如何以法制成就君主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故主张中国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有效限定政府的权力,并将儒家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思想,发展为民主建国的事业。[4]
     《宣言》并指出: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只是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向而言,即从人民道德主体的建立而言,亦必须由君主专制时代人民被动接受「圣德王化」的过去,转为肯定人人政治主体平等的民主宪政体制,则万民互相德化,人民才能真正树立其道德主体;故民主宪政实为中国文化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所要求,中国历史文化亦必求民主宪政成功始能成就其事业的发展。[5] 相对于西方以「人权」立论的自由平等观,我们可以说,儒家的自由平等论基础,则是建立在于人具有天命所赋之「仁」以及天下为公的信念之上,故本文谓之为「仁而自由平等」;而这种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民主思想与论述,则可以「儒家民主论」描述之。
     《宣言》所陈,堪为当代新儒家民主论述的基调,四位先进后来皆各有发挥。如牟宗三先生即认为:面对社会各部门可能的冲突,应根据「对列原则」让社会上的各部门,都有其客观存在的余地;这需要一个超然的架构来维持,此即民主政治,也就是以宪法为常数(constant)来维系政治舞台的超然性,以容纳执政的变量(variable),这就是政治的现代化。[6] 唯在「对列原则」之下,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则就是宽容,同样不能独尊政治而破坏道德宗教,抹杀教育学术的独立性。[7] 牟先生重视「对列原则」,除了强调其超然作用与客观理性为「开放社会」之所需外,亦着眼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应把理性的作用表现转成理性的架构表现。他认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以道德宗教之理性作用的表现为胜场,所树立的是永恒的价值;但现代若只在这方面表现是不够的,还是得开出民主、科学、事功等理性架构表现的对列格局,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当途径。[8] 
     牟宗三先生并指出:就民族国家的独立而言,中国以前不是国家单位而是「天下」;如何使政治成为一真实之「客观化的格局」,使国家成为一个真实有机之统一体的公民国家,乃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路向。就人权而言,是如何兴发人民、鼓舞人民,使之成为一真实个体并自觉为「公民」,有权利参与国家组织来保障权利,也愿意对国家尽其义务,成为义务的主体与权利的主体,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个人(individual)。不过,牟先生也特别强调:权利、义务、国民、公民的概念等都是政治层面的观念,只能在政治层面运用,不能误用到家庭关系,破坏道德伦常。[9] 民族国家和人权都涉及政治现代化,也就是民主政治。为中国进步发展之不可或缺。[10] 故儒家如果还要继续发展,担负他的使命,就必须本其内在目的要求科学,要求民主政治,甚至要求现代化,此即儒家当前所要开出「新外王」的使命。牟先生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形态、社会形态下才能充分实现;因为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形式条件(formal condition),为理性主义所涵蕴;在民主政治下成就事功,不但是理性主义的正当表现,也是儒家内在要求所透显的理想主义。[11] 
     归纳牟先生会通中西而不忘对时代弊病的批判和反思,约有以下重要论点:(一)认为现代西方文明之病在于「精神的量化」,对治的关键在于以健康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唤醒人之价值意识、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并激励道德理想的实践动力。(二)认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应区分「内容真理」与「外延真理」的范畴,在随顺现代化的浪潮中树立人性常道的方向,延续民族文化与道统传承,避免重蹈近代西方文明趋于物化的覆辙。(三)认为现代化是以「敞开的社会」(open society)为前提的理性扩充或理性实践;开放社会以「对列原则」为构成原理,但不能离人性常道而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对其有助成作用,唯其充分条件唯有宪政民主所能提供。[12] 据此,牟先生所提出之道德的理想主义、开放社会的客观理性、不离人性常道的宪政民主等兼重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诠解,可谓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民主论」的内涵。


三、徐复观的儒家民主论


     相对于牟宗三先生偏重从哲理和概念上诠释民主宪政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儒家理想实践的不可或缺,徐复观先生则更多在第一线批评时政,并与自由主义者公开辩论,反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抑和污蔑。[13] 故论者称:在当代新儒家中,徐复观除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著称以外,其政论性文章更是传颂一日,为时人所推重,构成其「卫道论政的志业」,亦即「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14] 
     更有人形容徐复观是「一位不畏权势的当代儒者对民主自由的探索」者,致力论述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与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权的关系,可说即是「儒家民主论」的实践者。他提出发人深省的重要论点,包括:信赖人性,反对外在权威规划人的精神生活;在政统之外另立教统,以培养社会是非标准;政府的首务应是养民而非教民,不以修己的标准治人;孔子的思想可通自由民主,但若不能客观化于民主制度则无法保障;儒家不反对现代民主下的法治,但反对专制集权下的法治;儒家支持自由主义,但反对虚无主义。[15] 徐复观先生的政论文章等身,思想丰富,常藉由对现实情境的回应「卫道论政」,主要表现在批判国共政权以及与自由主义者的论辨之上,这使他的「儒家民主论」更具时代实感和中国脉络。兹从下列面向探讨其内涵:
    (一)儒家理想与民主自由的关联
    1. 儒家义理可为民主自由的依据:徐复观先生重视藉由特定概念,对照儒家理想和西方自由民主之异同,以便在普世价值的层面上突显两者的融通和独特之处。徐氏主张儒家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民主自由的依据,乃是个人在文化上的观点,也是在文化上一种疏导融通的说法,由此而可使两方互相充实──就民主政治方面说,使它在人性上有本源的自觉;就儒家精神、人文精神来说,使它落实在政治上而切实有所成就;但不能因此而说儒家精神、人文精神即可概括民主政治;亦不可说没有儒家精神、人文精神或理想主义等个人自觉即不配谈民主政治;由于儒家精神、人文精神系对整个人生负责,故亦为民主自由的根源,而民主自由也正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的在政治上的客观化,必由此始能成其全体大用;中国儒家精神之未能转出民主政治,从历史文化的意义来说,是其发展在政治方面之未完成,故真正把握儒家精神的人应以实现民主为已任,这是儒家基本精神面上对政治所不容自己的要求。[16] 
    2. 中道的政治观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徐先生认为「中」的路线或说中道的政治观,才是人类政治史上时隐时现而不曾断灭的主流,也是人类生活要求均衡统一所产生的路线,而民主政治即是「中」的政治路线以及人类进步的指针和基石。他并引用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中庸主义」的概念例如:人类只有在中庸的状态下才能服从理性、产生中间制度的政治组织、才有不被阻遏的德性生活、以及以平等的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等等,据此认为「中庸主义」可以调节左右极端,转向均衡统一,并实现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此自由即是民主政治的骨干。此外,徐先生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讲求博大和平;反映在政治上,更是比西方更为确定深入的中的精神,并以中国文献所载「中」路线实例之不胜枚举加强论证,认为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总不外乎「平」「均」,而此二字皆由「中」的观念而来,以此论证儒家义理与民主政治的融通。[17] 
    3. 人格与人权相依不离的民主观:唐君毅先生在《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有言:「民主自由,是为生民立命」,徐复观先生深以为然并有所衍伸论述:儒家的「为生民立命」说,除了就「生民具万理而无不善之命」加以启迪教化使伸长站立之外,亦应就「天赋人权之命」使其在生活上享有平等自由之命。他认为人格的完成必须同时顾及人权的树立,人格与人权相依为命不可分离;从教化上立人格之命,从政治上立人权之命,方为立命之全,得性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如此,生民之命才算是真正站立起来。此种诠释古无前者,亦比西方的人权主义更深入。他认为没有自由民主,将使教化无所着落;即使孔孟再生于今日,亦必促成民主自由的教化。[18] 推演其说,没有教化也难有民主自由,牟宗三先生就曾特就此重点加以论述。[19] 
    (二)对中国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
     徐先生归纳儒家转进民主政治的关键,是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民主政治进行客观反思和比对的产物。他一生追求自由民主,肯定西方民主体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但在融通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之余,亦不忘反思其优劣良弊。兹举数端为例:
    1. 民主与法治密不可分:徐先生指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我的自觉」为开端,此自觉是就政治而言,是指个人得以主张并争取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利;「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为此个人权利主张,也是民主政治第一阶段的根据,「互相同意的契约论」则为第二阶段的根据,在个人和统治者的权利画定后,亦须对个人以外的社群之「公」尽其相对义务,权利与义务皆赖法治维持其范域,故民主乃与法治密不可分。[20]
    2. 西方民主以法治融合个性与群性:民主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乃是一种决定于量而非决定于质的凡庸政治,但它的另一面也有尊重多数、保障少数的可能性;因为在西方,民主主义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包容不同的内容,于是个性和群性得以融合,肯定和否定得以统一,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落实,此种生活方式的内在精神,即是所谓「忠恕」之道。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唯始终只停留在道德面上,而不曾扩充此精神在政治社会上发生大的效用;反观西方文化的基础并不根源于忠恕精神,却在历史的政治对立斗争中,迫生出民主的生活方式,堪可称为「强恕而行,为仁莫近」;人们当珍重此一生活方式,各自丰富创造内容,庶机缔造调和统一的人类世界。[21] 
    3. 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相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在对立斗争中迫立而生,徐先生指出:儒家系以民本、礼治为内涵的德治主义为最高原则,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是以德相与,而非以权力相迫的关系;「德」乃人所以为人的共同根据,使人人能各尽其德、各养生遂性,乃儒家政治的目的与极致。就徐先生所归纳德治主义的特色来看,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或有调合互补的作用,例如:(1)以民为本、以教化成德和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为目的。(2)内发的功夫重于外在的建制,故重礼治而非重法治;对己主敬,以克制小我;对人主让,以伸张大我。(3)强调本性职分的扩充重于权力的使用。(4)民贵思想重于国家观念──这使政治不是为权力而存在,国家不是压迫的工具;统治者无特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是严格的阶级对立等。[22] 
    4. 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徐复观先生反思中国传统未能出现民主政治系因:(1)儒家的政治思想系居于统治者的立场为被统治者着想,故只重君道和臣道,未能将政治的理想客观化。(2)德治思想之修己治人,皆是一身德量之推,离客观具体的政治架构仍远;人民的政治主体未立,即生民的人性未显,乃使德治的推扩感应有所限度。(3)仅依赖统治者的道德自觉,主导政治的发动者在朝廷而不在社会,乃使统治意识无限扩大,而社会缺乏可以呼应承当的力量,乃使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长。(4)政治的发动力在朝廷而不在社会,智识份子欲学以致用,除效劳朝廷外别无致力之方;乃使在上位者的喜怒好恶,重于士人的学术道德,于是担负道统以人极的儒家子孙亦不免流于寡廉鲜耻,放弃对社会的责任,社会亦因此失去推动力。[23]
    5. 儒家转进民主政治的关键:徐氏认为要点有四:一、人民个体政治的自觉或说政治主体的自觉;二、以道德的责任感消政治的权力,而非以政治的权力来代替道德的赖任感,也就是统治者应依仁而无为 ,呈现非主体的状态;三、改将儒家思想站在被统治者一方,重建人民主体(或称天下主体)。四、先要有个体的独立,再归于超个体的共立;先而有基于权利观念的限定,再归于超权利的礼的陶冶。总之,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统治者为起点,变为被统治者为起点;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以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24] 故徐复观主张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可相互充实,灵活运用;他认为:统治者应修己无为,成就人民的好恶,保障其权利,此即「治人」之道;儒家应以道德立场限制统治者以修己之事作治人要求,并将此与现代民主人权观念相结合。[25] 另一方面,民主体制固可助于改善中国政治传统,但民主政治的根源在于个人权利的争夺,以个体之私成就共体之「公」,但此是在互相限制之势下所逼成,并不牢固,得由道德的自觉才能使民主政治稳定生根,发挥其最高价值。[26]
     站在当代新儒家的立场,反思当代西方文化论述的霸权及其限制,延续近百年来当代新儒家会通中西、贡献人类文明的新传统,非常重要。西方主导世界文明已数百年,至今余威犹存;既便当代文化论述已高唱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非西方民族仍未能察觉局限、摆脱依赖的情形下,其作为文化霸权的地位仍难撼动,但并非不可挑战。在当代新儒家的成就中,值得关注的是其于中西思想会通之际,不但力阐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更以清明的高度检视现代以后的西方文明之弊。例如,以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涵「自由」而言,徐复观亦有相关见解:
     民主主义的发生成立,是基于人类理性的觉醒;民主主义的保障,是建立在人类有共同的理性,因而有平等的人格之上。信赖理性,尊重人格,便不能不信赖自由,尊重自由。自由是发展理性,培养人格的必须条件。…。个人人格的形成,乃基于通过自由而对理性的自觉。个人对理性有了自觉,即系对理性负了责任;所以民主自由下的自由,必然产生法治观念。…。现时谈自由主义的,尚多停滞在…功利性的自由;…此种型态的自由,必达到拆散现实而与以重建后,才能向理想主义的自由、向人格主义的自由前进。…历史文化的担承者,须…提撕其原有的基本精神,以再为人类创造新的结论。孔孟由仁性所建立的文化精神,可永垂不朽,但孔孟所实践的人伦节目则必随时代而有所变更。[27] 
     类似这种以人类文明为视域阐述儒家价值、会通西方文化却不为其霸权所限的高度,不失为反思当代西方文化论述的霸权及其限制的重要基础,仍对今人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与西方反思的参照及其当代意义
     徐复观先生对儒家与自由民主关系的看法,相当程度代表了当代新儒家对民主政治的立场;其本人亦以无畏权势的政治文化评论,体践了当代新儒家对自由民主的肯定与追求。其所代表之当代新儒家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就,被认为是1950年代以降台湾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28] 但徐先生作古已久,其含有儒家理想的民主论述,早为经历民主化后的台湾社会逐渐遗忘;当前所谓「台湾民主化」产生的种种现象,如政党恶斗、立法延宕、民粹风行、理盲滥情等等,乃至以建立新国家为目的而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上「去中国化」的思想活动,也早非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家、甚至是殷海光等自由主义学者所能想象。台湾民主的新问题已不在缺乏民主体制,而在「后现代化」的社会趋势中,失去了共同的价值理想与社会共识,传统儒家所提供以仁为体的修已治人信念,正在快速失去影响力,而此原本是当代新儒家民主论述最强调的一环。但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儒家民主论」真的已毫无价值了吗?如果将它放在普世问题的格局上,参照西方学界对民主政治的反思,即可发现它对民主发展的价值与它所受到的冷落恰成鲜明的反比。
     西方学界反思民主共和危机的先驱,美国政治学者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在〈政治中的谎言〉一文中即提醒世人:民主社会其实充满政治谎言,它们就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符合逻辑的命题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结果受害的是一般民众。因为谎言即是有系统、有条理的捏造与编织。结果人们反而宁可相信谎言,也不愿面对例外不断的真相。[29] 英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揭发西方先进国家经济衰退和危机的根源,在于民主(代议政体)、利伯维尔场、法治、公民社会等体制的衰退[30] 而这些体制其实就是民主体制的一环。此外,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亦针对民主社会充满政治谎言、政党恶斗、极端主义、利益团体、立法冗长、民粹复燃、公民厌倦政治、政治陷入僵局等等问题加以批判并提出改正方案,如:清醒的品格、克服多数主义诱惑、强力的分权制衡、行使权力谨慎公开透明、重视地方微观权力的合理使用(乡镇集会)等。[31] 其改正方案已直接点出道德因素。
     2014年3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牛津大学退休教授Stein Ringen所撰鸿文 “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更直接点出西方民主体制的深沈危机:(1)雅典成功而自满的衰亡启示:民主须以长期决心与恒心呵护;但由于缺少领导和培育,英美民主正走向崩坏。(2)不止民主程序,也要功能效率:英国30年来从有序滑向紊乱,无法用政治撼动庞大利益团体,留下更不平等的社会。(3)三权分立变质为互相牵制:美国政治比外表更虚弱,政府无法治理国家,形成「社会不平等」和「政府不作为」的纠葛。(4)宪政体系大权旁落:被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榨取、纂夺。(5)金钱政治贬值选票:候选人要募款、金主追逐候选人,政治权力集少数富人手中。(6)民主制度失去学习能力:英美政府都无法将失控的金融服务业纳入管制,使经济的不平等现象漫延到政治领域;而民主政府毫无能力应对。[32] 
     Stein Ringens所批判的民主恶象,不少也是当前台湾民主的写照,他虽然没有聚焦但已点出西方民主体制缺少道德因素的种种问题。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可‧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于2005年出版的论著《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Public philosophy :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即明白批判当前民主体制缺乏道德的问题,他认为美国政府往往以总体经济为名,对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不受民主政治约束的事实视而不见,任凭市场运作之下潜伏的各种道德欠缺问题,不但摧毁公民组织、缩减公共领域,并导致公共责任的转向与公民习惯的改变,进而使人们丧失彼此互为联结的共同体认同。他指出:对治之道即在以「自我治理」恢复濒临垂危的社群意识:「自我治理,是一种选择自我目的之能力,以及尊重他人也有选择自我目的之权利,还需要对公共事务有一定的认知,并且对于这个与我们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会整体感到归属感、关怀与道德使命。」[33] 其所提到的自我治理和社群归属,对他人的关怀和道德使命,难道不是与儒家修己治人的精神相一贯吗?
上述西方学界对民主危机反思的趋势,恰与当代新儒家主张在西方经验之外亦讲求道德自觉、人权与人格并重的思想呼应。徐复观在六十年前的评论与主张,本系针对中国民主的展望而言,但也有其不为所限的深意,堪可西方学界对当代共和危机与民主失灵的批判相参照。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家民主论」不应继续被轻忽,而是有待进一步的深掘与发扬,以突显「儒家民主论」对民主自由之普世价值的贡献。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以及难以阻档的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效应,社会变迁加速、加剧,近百年来备受西力冲击的儒家传统,处境危困,更甚以往。唯因后现代社会失序与文明解体危机乃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本身提出解决方案的文化动能已显疲态;而儒家与时更化、强调人所以为人之道德主体与创建能动的价值观,值得关心的学者思考如何使儒家核心价值再现?如何使其在后现代社会发挥对治作用并提出可以落实的方案与论述?牟宗三先生曾就此指出:
     儒家肯定科学、民主、自由,但不赞成泛科学、泛民主或寡头的自由主义,这就为由现代到后现代提供一可能。后现代的要求,存在主义早就感受到。马列主义的极权,造成个体人之消失;泛科学的迷向的文明,则使个体人走进孤独。后现代即要求正视这问题。人类对科技力量的失控,已危及各层面并深入到道德伦理,形成对人道的挑战。这时候,儒家智慧传统所维护的人性之常道,岂不正可以使我们对科技文明有所范域?可以说,当今这个时代,是儒家思想最应该说话亦最能说话的时代。[34] 
     以当代新儒家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政治现代化观来看,确有必要反思当代全球民主体制的困境,重新思考公共治理的新价值──「民主政治」虽被号称是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但吾人正面对民主体制愈形受到资本霸权、民粹主义、社会疏离以及后现代反理性思潮的挑战,而离公平正义、合理秩序的理想越来越远。牟先生分析「政治现代化」的利弊得失时,坚守必须厘清问题性质与层次的经验和理念,对吾人当前所面临公共生活的处境,有重要启发。徐复观亦引述牟氏观点说:中国历史上有治权的民主,但没有政权的民主,连带治权的民主也得不到保障;没有主体的自由,也常为之破坏;故主张中国须向主体的自由、政权的民主转进。徐氏指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早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建立了基础,而中国的传统政治,也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其所以未能踏上民主之路,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分解的尽理精神」;亦即中国虽有了仁性的发展,却缺乏智性的发展。[35] 
     此外,在谈到儒家的影响时,徐复观指出:孔子奠定了儒学的基础,同时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一、「为仁由己」,透过学与教确立了人的地位,使人可以各由其力量来变动人的价值分位;二、「有德者必有其位」,人可以自由改变其阶级地位,自由社会由此建立。徐氏认为:由孔子思想在政治方面的正常发展,必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并将超过欧洲民主政治所赖以凭借的功利主义,以奠基于人的最高理念的「仁」之上,使现代民主政治更能得到纯化,以解决仅从制度上所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36] 


四、结  语


     近代西方文明席卷全球,使儒家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盘石遭逢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只是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反传统、追求民主科学;即使是当代新儒家亦认为:必须在传承道统之际,正面迎接现代化挑战,力主建立民主自由体制,并视之为儒家与时更化、责无旁贷的使命。相对于西方民主根植于个人权利和契约法制并兼顾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特质,当代新儒家则主张民主政治除了吸纳西方体制,亦须以道德自觉、淑世利他和中庸均平的价值精神相互充实;这是因为当代新儒家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民主自由,是基于人具有天命之仁而天下为公、自由平等之核心价值,认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含具儒家价值的民主政治才能生根发展、发挥其最高的价值。
     比起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主张全盘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当代新儒家的「儒家民主论」则突显其在地实践、永续发展、历史传承的企图──将儒家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思想,发展为民主建国的事业;并将民主宪政视为中国文化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所要求,中国历史文化亦必实践民主宪政始能永续传承。
     此强调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民主论述,早年曾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与现实环境的限制;但当代西方学界已开始反思西方民主体 制的种种问题,就此而言,当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家民主论」不应继续被轻忽,而有待进一步的深掘与发扬,以与西方对民主共和的反思参照融会、调适而上遂,进而据之为当前台湾民主发展的诸多弊端把脉施方。徐复观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第二代探索儒家与民主自由关系的重要代表,树立了「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的儒者形象,亦充实了「儒家民主论」的思想内涵,对儒家普世价值的阐发付出重要的贡献,值得今人审思与继承。

注释:

[1] 黄丽生:《海外离散体验与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论题──以〈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为中心》,收入李瑞全、杨祖汉编,《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文化宣言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坜: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2009年,第123-147页。
[2]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收入徐复观著《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57-60页。
[3]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第48-53页。
[4] 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收入唐君毅著《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56-158页。
[5] 同前文,第158-159页。
[6] 牟宗三:《僻执、理性与坦途》,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编为《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2002年版,第136-139页。
[7] 牟宗三:《“平反”与“平正”》,原载《鹅湖月刊》第5卷第7期,1980年1月,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第87页。
[8]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原载《中国文化月刊》第1期,1979年11月1日,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第347-348页。
[9] 牟宗三:《中国文化之问题》,原载《望道便惊天地宽──中国文化讲座录》(香港:新亚研究所,1975年9月),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页320-321;氏着:《“五四”与现代化》,原载《台湾日报》,1979年5月29日至6月1日,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续编》,编为《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2002年版,第260-263页。
[10] 牟宗三:《肯定自由、肯定民主》,原载《联合报》,1979年6月2日,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续编》,第285页;牟宗三:《“五四”与现代化》,第251-257页。
[11]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第337-339页。
[12] 黄丽生:《牟宗三的现代化论述与超越现代化关怀:以<时代与感受>为中心》,收入吴震主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贵州:孔学堂书局,2015年版。)
[13] 李淑珍:《自由主义、新儒家与一九五0年代台湾自由民主运动:从徐复观的视角出发》,《思与言》第49卷第2期,2011年6月,第53页。
[14] 何信诠:《儒学与现代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韦政通:《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徐复观先生的志业》,收入中国论坛编委会编:《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台北:联经,1989年版,第439-469页。
[15] 萧欣义:《编序》,收入徐复观著,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3-25页。
[16]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171-176页。
[17] 徐复观:《论政治的主流》,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3-12页。
[18] 徐复观:《为生民立命》,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279-281页。
[19] 牟宗三:《文化建设的道路──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原载《联合报》,1981年7月20日,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第377-380页,第382-392页;牟宗三:《肯定自由、肯定民主》,原载《联合报》,1979年6月2日,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续编》,第286-287页。
[20]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第53页。
[21] 徐复观:《我们信赖民主主义》,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27-30页。
[22]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第48-51页。
[23]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第55-56页。
[24]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第57-60页。
[25] 徐复观:《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236-241页。
[26]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第53-57页。
[27] 徐复观:《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36-37页。
[28] 李淑珍:《自由主义、新儒家与一九五0年代台湾自由民主运动:从徐复观的视角出发》,第10页。
[29] [美]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著,蔡佩君译,《共和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台北:时报,1996年版。
[30][英]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黄中宪译,《西方文明的四个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台北:联经,2013年版。
[31]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and how to revive it, ” The Economist, March 1, 2014.
[32] Stein Ringen, “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The Washington Pos, March 29, 2014.
[33] [美]迈可·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著,蔡惠伃、林咏心译:《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Public philosophy :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
[34] 牟宗三:〈当代新儒家〉,收入氏着《时代与感受续编》,编为《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2002年版。
[35] 徐复观:〈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40-42页。
[36] 徐复观:〈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收入氏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第289-294页。

(原载于《当代儒学》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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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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