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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凝聚力与“华夷变态”论略

——“文化家园感”之重塑

鞠 曦

 

摘要:“华夷变态”是中国文化丧失了凝聚力产生的问题形式,以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的方法对华夷关系进行的研究,不足以从主体性上理解中国文化之凝聚力的本质性。所以,本文从哲学角度反思“华夷变态”问题,提出了主体性的“文化家园感”概念,表明凝聚力之本质乃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所塑造的“家园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华夷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家园关系。做为本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样依赖于“文化家园感”的同化作用。面对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当代问题,无论是“华夷变态”问题还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以重塑“文化家园感”作为应对问题的主体论形式,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化具有合法性。然而,重塑“文化家园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全盘西化”及“华夷变态”所形成的现代文明,亦即必须对“华夷变态”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反思,此乃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如果失去以批判为前提的同化能力,不能完成对当代文明的理性批判,则妄谈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没有必要复兴,也不可能复兴。所以,从“华夷变态”问题出发,本文进而提出了“华夷中和”的概念范畴,认为只有“华夷中和”,才是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与智慧,才能使“华夷变态”问题在“文化家园感”的历史与逻辑中统一。 

关健词:文化家园感  华夷变态  华夷中和 

 

由现代中国的历史境域所决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引发了相关的文化诉求,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儒学的呼声。然而,这些呼声以民族性的主体性诉求遮蔽了文化的凝聚力问题,结果亦只能适得其反。如果一种文化只适合本民族因此只是一种民族文化而不具有人类性,那么,在全球化的现代进路中,这种民族文化则必然消亡而这个民族亦将被其它文化所同化。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儒学的理路中,反思其所具有的人类性,从而以其不可取代的凝聚力,才能化解中国于现当代产生的问题。由此,中国文化才能以人类性走向世界,而世界亦因中国文化的人类性而形成凝聚力,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问题(例如战争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等等)。

文化的凝聚力与中国文化构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文化这一概念统合了传统与现代,而中国现代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则使这种统合出现二难: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走来,何以这个因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1]于现代却出现了凝聚力问题?显然,其答案非常明确:是中国以现代的反传统、否定儒学及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西化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从而产生广义上的“华夷变态”的文化危机。

从本质上论之,因为现代中国文化失缺了同化能力,从而使凝聚力成为问题。而在“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多元化”只能产生更大的凝聚力缺失问题,“多元化”本身所表明的是失缺“同化”能力而出现的非统一性,从而使现代文明以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为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形态——失去了“同化”能力的文化,人们亦只能自以为是,凝聚力则根本无从谈起。

凝聚力由文化构成的诸多方面所形成,然而,在其本质上则取决于文化能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及所具有的同化能力。中国文化的经典论证了文化的同化性与永恒性。《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4]这就是说,文化乃“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5]“化成天下”之文化,必“开物成物,冒天下之道”,[6]而只有“关乎人文”,才能“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7]由此才能使天下化成。对人类的思想史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而中国古代文化很早就注重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而成为《易》的核心命题。  

历史表明,历史上的中国以其文化的同化能力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国策》对此曾有所概括: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必行也。[8]

上论即所谓“远服来朝”,概指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其表现为华夷关系。历史表明,“远服来朝”的结果是于亚洲形成了以“中国文化圈”为形式的华夷关系,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至唐全盛,明末而衰,由满清入主中原而逐步消亡,而现代中国文化,则基本被西化异化即反传统的以西制华,亦即处于以夷反华即广义的“华夷变态”,其不但是历史上华夷关系的反动,而且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文化家园感”,由此导致了自身的文化凝聚力问题。

“华,荣也。”[9]“华者,犹荣华容色之象也。”[10]“华,盛也。”[11]“华,谓中国也。”[12]“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3]“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14]“夷,蛮夷也”。[15] “东方曰夷”[16]“讳俘中国,故谓之夷。”[17] “夷者,僔夷无礼仪。”[18]“夷狄者,中国之阴也”[19]“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识不相上下也”。[20]上引表明,华夷关系的本质是“夷”俘于“华”或依俘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关系。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从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华夷关系进行了研究,其认为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北亚的中国文化圈,使亚洲的主体呈现为以朝贡(册封)和朝贡贸易为主体的华夷关系。华夷关系使亚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由此形成了可解读的历史,因此,华夷关系是研究亚洲历史的主体性根据。[21]魏源认为:“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可见,魏源认为被同化者不能再称其为夷狄,其因“惟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度也。”亦即“明礼行义”之结果。[22]同化之结果,所产生的“文化家园感”是非常厚重的,以至于明清改朝换代之时,日本学者林春斋提出了“华夷变态”观,否定清朝的正统性,认为清朝不代表“中华”,日本反夷为“华”,以“华”自居。显然,林春斋提出的“华夷变态”观,为狭义性质。朝鲜则崇明室以存中国,认为“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23]之所以如此,乃“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24]“本朝之于大明,君臣而父子也”、[25]“今夫夷狄主入中华,举先王疆土人民,尽化为旙裘湩酪之俗。自古华夏之祸,未有若是之烈,乃阴道之极盛也。”[26]以至于要“秉《春秋》之义,兴仁义之师,沛然北伐”而反清复明。[27]上述表明,虽然日本与朝鲜的“华夷变态”观不尽相同,但因于失去“文化家园感”而诉求于重塑却是相同的。

上论表明,“远服来朝”形成于心理上的“文化家园感”。人类对“家园感”的认同,使“文化”具有人类学的意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曾论说过“家园感”:“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28]当然,黑格尔的“家园感”是排除中国哲学于哲学史之外的,其并不认同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受其影响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时至今日,仍在消解中国文化的“家园感”。然而,历史表明,中国文化的“家园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曾发生过重大作用,因此完全可以把黑格尔上论中的“希腊”置换为满清之前的“中国”,使以下陈述成为华夷关系的真实写照:一提到中国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亚洲人心中,尤其是在东亚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

显然,这种中国文化的“家园感”于当代不但在亚洲不复存在,而且即使在中国亦不复存在,这不能不是中国文化的悲剧,而促成并上演这以悲剧者,恰恰是中国的文化精英。可以想见的是,使去了“家园感”的民族怎么能有凝聚力!于是,不但“远服来朝”不复存在,而原来中国文化圈诸国,因为“家园感”,而不得不重建自身的文化家园,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如韩国、日本等不断挺立的民族文化意识,其实质上是失去了中国文化家园感,从而形成了广义的“华夷变态”观,以“文化家园感”之诉求取代已失去的“华”文化主体性,使其以“夷”为“华”,“华”反为“夷”。所以,只有在“文化家园感”的意义上理解当代东亚文化所挺立的民族性,理解其“华夷变态”的问题形式,理解其对“中国文化”的“申遗”活动,才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为中国国内“华夷变态”的问题形式,则是以夷反华的“全盘西化”,其结果是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家园感”,中华民族在文化虚无主义的现代进程中,犹如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社会进步不得要领,生命安顿不得其所,西方宗教不断渗透,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尤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后现代主义风行中国,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经济主义主导了这个时代,由此更加重了“文化家园感”的缺失,有如“丧家之犬”的文化意识,充斥了整个知识与文化精英阶层,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现代特征。

就主体性而言,中华民族失去“文化家园感”及其日本、朝鲜等国以当代的“华夷变态”观重建自己的文化家园,乃始于二十世纪初的“全盘西化”,其时的文化“旗手” 陈独秀的如下言论,代表了当时“文化精英”们的思想理念,成为“全盘西化”的主要理论根据。陈独秀认为:

矧在吾国,大梦未觉,固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绌,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微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故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29]

上论在形式上属于中国的“华夷变态”观,其代表了其时全面反传统的理论思潮,其目标是“全盘西化”,推翻传统文化而企图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然而,在这种“华夷变态”观的指导下,在全面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之后,百余年历史却表明,中华民族不但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家园,而且证明企图以西方文化建构新的文化家园即以夷为华,仅仅是个幻想。问题表明,中华民族因丧失“文化家园感”,已经导致凝聚力危机,“文化家园感”的重塑成为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表明,重塑“文化家园感”,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使中华民族步出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唯一抉择。

    所以,“华夷变态”是中国文化丧失了凝聚力产生的问题形式,以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的方法对华夷关系进行的研究,不足以从主体性上理解中国文化之凝聚力的本质性。所以,从哲学角度反思“华夷变态”问题,以主体性的“文化家园感”概念,表明凝聚力之本质乃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所塑造的“家园感”,中国文化中的华夷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家园关系。做为本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样依赖于“文化家园感”的同化作用。面对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当代问题,无论是“华夷变态”问题还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以重塑“文化家园感”作为应对问题的主体论形式,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化具有合法性。然而,重塑“文化家园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全盘西化”及“华夷变态”所形成的现代文明,亦即必须对“华夷变态”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反思,此乃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如果失去以批判为前题的同化能力,不能完成对当代文明的理性批判,则妄谈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没有必要复兴,也不可能复兴。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最终失去的不仅是“文化家园感”,而且将在失去“文化家园”的同时,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生命家园。所以,从“华夷变态”问题出发,以“华夷中和”为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与智慧,才能使“华夷变态”问题在“文化家园感”的历史与逻辑中统一。

面对“华夷变态”的现代文明,“文化家园感”的重塑在理论上表明的必然不仅仅是民族性,更重要的在于其所必须具有的人类性,否则,“华”只能为夷所化而不复存在,而历史已步入这一进程。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否具有人类性,能否以其同化能力化夷为华,化西为中,能否以人类向往的“文化家园感”使之安身立命,是决定中国文化应否与能否复兴的关键所在。重塑“文化家园感”在于其文化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文化家园感”能否被人们认同,不在于对其文化母体的鼓吹和信仰,而在于其对生命的安顿能力,在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言,重要的不是导以民族性的价值取向,而是要对当代“华夷变态”的文化及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以重塑“文化家园感”为基础性工作,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人类哲学智慧,使民族性与人类性统一,才能化夷为华,为人类文明开新传统。

巴黎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显然,这个宣言承诺了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严峻问题,而这些问题则不能用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即西方文化加以解决,从而需要用孔子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加以解决。“生存”问题因于“文化家园感”的丧失,只有重塑“文化家园感”,人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孔子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体系表明,其为“恒以一德”[30]的理论形式,以其在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的现代文明进行哲学反思与批判,才能真正的以孔子儒学思想,引导人类文明,“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31]可见,“文化家园感”的重塑,不仅仅为了中华民族,而是放眼“华夷变态”之人类世界,忧患天下而自强不息,此乃“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所以然也。

由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所决定,重塑“文化家园感”是一个人类性工作,这在形式上决定了其适应于现实的全球化时代。然而,由于受历史的制约,当前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努力显然是狭隘的,甚至是徒劳的。所以,中国学者倾听一下西方学者的意见,显然是极其必要的。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说:“我想告诉中国学者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民族的哲学和民族的科学这种东西。它是国际化的。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其它地方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有一堵墙将中国和西方世界以及将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分隔开。现在,我们共享全球化的智慧生命。……现在,我们正在向着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世界共同体和国际共同体的目标前进。我想,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理性和智慧。”[32]所以,在“理性和智慧”上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哲学层面重塑人类的“文化家园感”,中华民族则将以无比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为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表明,“全盘西化”的理路使中国陷入“华夷变态”的问题形式之中,从而不但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文化家园感”,而且也使中国文化圈内的其它国家与民族丧失了“文化家园感”。所以,必须以“华夷变态”做为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点,才能找出本质上的原因,解决中国的“华夷变态”问题,才能重塑“文化家园感”。

现代中国的“华夷变态”问题,出于“全盘西化”之反传统即以夷反华,而这一以夷反华显然不是由夷所致,而是由华自发形成的“华夷变态”,以夷害华,以夷自居。虽然清代即开始了以夷害华,以夷自居,然而,其为民族性的与局部性的,而不是犹如“全盘西化”的以夷害华、以夷自居。“全盘西化”是以 “西方中心主义”实现的整体性、全面性与国际性的“华夷变态”。历史表明,现代的“华夷变态”始于“全盘西化”,成于中国所引进的夷化的“共产”文化思想与所加入的国际共运,在“工人没有祖国”、与传统所有制和传统所有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思想理路与暴力革命及“文化革命”中,[33]“华”文化变成了“夷”文化。当历史证明这种“夷”文化并没有为中华民族成功的塑造“文化家园感”,从而使人们不断追寻故去的“文化家园感”进而诉求复兴传统文化时,“华夷变态”自然就成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形式——不仅是国内的、而且是国际性的。所以,正视并主动把“华夷变态”做为复兴传统文化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而把其做为思考“文化凝聚力”问题的逻辑起点,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由“华夷变态”观念的思想误区所决定,由“文化凝聚力”问题之必然,按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解决问题的中国哲学方式只能以“华夷中和”为文化观念及方法论,因为其承诺了人类性的价值取向。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的“华夷变态”问题,应以人类性的高度解决之。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的问题形式中反思中国的“华夷变态”,则不仅仅要正确认识于“文化家园感”上出现的危机,而且要全面理解人类文明所潜在的危机,从而推定百余年来中国“华夷变态”之浅薄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巨大破坏与中华民族紧迫的生存危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表明,早在春秋时代,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就已经成熟,形成了普适的化成天下的文化,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体系,可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34]。然而,由于后儒失落了中国文化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体系,甚至曲解以为时用,最终导致不但没有化成天下,反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对中国文化及思想史进行正本清源,对人类文化进行反思,推定中国文化的人类性与化成天下的必然性,是现代意义的学术工作。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解决人类的普遍性问题,要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必须超越民族性,因此不但需要对西方文化有本质性、全面性的把握,而且需要以西方文化及哲学的理性与智慧,为中国文化所中和,从而使中西思想文化中和贯通,使西方文化思想界能够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共同为化成天下而努力奋斗。此“华夷中和”的思想理路与历史进路,今后数代中国学者及世界学者将为之努力,而中国学者所必然处于的主体性地位,应勇于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人类,其只能奋进。

注释

[1] 《罗素文集》,王正平主编,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6—47页。

[2] 《易·说卦传》。

[3] 《易·贲·彖》。

[4] 《易·离·彖》。

[5] 《易·系辞传》。

[6] 《易·系辞传》。

[7] 《易·系辞传》。

[8] 《战国策·赵策·武灵王平昼间居》。

[9] 《说文·华部》。

[10] 《隋书·五行志下》)引《洪范五行传》。

[11] 朱熹集传《诗·小雅·出车》“黍稷方华”。

[12] 李周汉注《文选·郭璞〈江赋〉》“所以作限于华裔”。

[13] 孔颖达疏《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

[14] 《说文·大部》、《类篇·大部》。

[15] 《玉篇·大部》。

[16] 《礼记·王制》。

[17] 杜预注《左传·襄公十年》“谓之夷俘”。

[18] 《白虎通义·礼乐》。

[19] 《汉书·杜钦传》。

[20] 蔡沈集传《书·泰誓中》“受有亿兆夷人”。

[21]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页。

[22] 魏源:《海国图志》。

[23] 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页。朴趾源此日记虽记于明亡一百四十余年之后,但其所用纪年仍为“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24] 《朝鲜实录,成宗》。

[25] 《孝宗实录》十六年七月丙戌。

[26] 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刘顺利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6页。

[27] 牟元珪:《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42页。

[2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第1版,第15页。

[29]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30] 《易·系辞传》。

[31] 《易·恒·彖》。

[32] 蔡曙山:《关于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12个问题——与约翰·塞尔教授的对话》。《学术界》总第124期,2007年第3期,第17页。

[33]导致这些问题的经典理论如下: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②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71—272页。)

[34]《易·系辞传》。

2008年元月6日记于长白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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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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