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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 vs.儒学:论孔孟区分于五经和宋明的必要

——从符号学和解释学角度看

Ren-Learning  vs. Ru-Learning:

The Necessity to Separate  Original Confucian Ethics from Confucianist Doctrines

------ From a semiotic-hermeneutic point of view

李幼蒸

(You-zheng Li)

(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顾问)

Vice-President of IAS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Advisor of ISCWP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2004822日宣读于旧金山湾区“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基金会”研讨会)

 

概 要

一百年来各种不同类型的儒学研究均认同<论语>的思想,因此<论语>宜于成为今日儒学各派求同存异的基础。为了强调<论语>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有必要首先区分由儒学(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与仁学(孔孟原始思想)所分别代表的两个不同“学科对象”。仁学对象和儒学对象的区隔,或仁学从儒学中的分离,还可有助于孔子伦理学思想和现代社会-学术-思想的实际“接轨”,以使作为纯伦理学思想的仁学得以有效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思想理论交流(从实用学角度看,作为综合历史文化现象的传统儒学话语则极难有参与全球性人文学术对话的学科技术性条件)。仁学除了作为孔孟学之原始对象(学术研究)外,经合理的现代化解释后,还可以作为人类普适的现世伦理理想模型而推广于世界(信仰实践)。儒学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历史经验,仁学则内涵着一种普遍的人性经验。

    现代新儒学思潮史显示着一种值得人们尊敬的态度倾向:“文以载道”观。儒学学术实践包含着一种相对于社会人生的个人投入观,学术不仅是为了满足理智兴趣和作为职业手段,而且可成为“己立立人”的志向途径,也就是使学术研究和伦理信仰相结合的途径。相比之下,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方式则欠缺或回避这一主观态度 (却未区分研究程序的客观性和研究者对对象加以运用的主观性,分属于不同学术思想实践阶段,二者并不矛盾)。但是,具有此投入态度为一事,选择恰当的方法为另一事。伦理性态度和恰当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学”才是现时代以来在认知上和实践上至为关键的问题,正是在此深一层次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学各派由于拘守于传统规章而未能在新时代顺利实现其学术和人生抱负,在伦理性和学术性两个目标上前进受阻。现代方法论的引入则可大有助于儒学事业在两个方向上的改善。因此现代儒学决不必视新方法和新观念为“竞争对手”,而应视之为“合作夥伴”。现在,本文企图将儒学中持久存在的伦理性部分,也就是优秀儒家内具的仁者学养,称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名称:仁学。而认为儒学的纯学术部分宜于在全球化时代改进为一种新型学科:现代儒学。为此我们首应区分与古典学术有关的对象,方法和态度这三个不同相关部分。三者本身及其关系的进一步蠡清将既有助于突显“仁学”,也有助于提升“儒学”。无论现代儒学还是现代仁学都将是在构成和性格上既区别于中国传统学术方式又区别于西方科学学术性格的新学科形态。此新人文学科形态的实践者将可既参与现代科学世界的共同方法论实践,又继续怀抱其传统中国伦理精神。

正 文

历史上仁学和孔学两词都在强调孔子思想的中心地位,但历来所谓孔子思想均是在儒学框架内加以定位的,实为以孔子名义来表达的有关儒家,儒学或儒教的各种思想。所谓“孔学”往往仅为以“孔子”名字来标志的各种儒学思想。本人在此为仁学或孔学的定位则纯以<论语>和<孟子>二书为范围,虽然对二书的全面理解也须参照各种儒学历史环境。本文主旨在于强调“回归<论语>”或“回归<论孟>”的重要性,并主张专以“仁学”一词对其加以标示,以区隔于内容构成远为复杂的“儒学”。换言之,今日应该将“原初的孔子思想”和“儒学的孔子思想”加以区隔,以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性质,从而有助于澄清儒学研究中的类别含混性。儒学和仁学都是历史名词,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学术研究的需要,儒学和仁学都可以作为现代学科对象的名称加以采用。现代时期以来“儒学”一直是海内外通用的现代学科对象之名称。“仁学”则主要是孔孟伦理精神的概称,虽然此名词亦早已于古今中外广泛流通(特别是作为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书名以来)。然而在学术全球化时代,为了有效促进人类学术思想交流,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此历史名词的用法,因而在此倡议将“仁学”一词作为正式的学科对象和科研类别名称加以推荐,不仅用以区隔于,甚至用以对比于,作为传统学科对象名称的“儒学”。经此跨学科程序重组后,现代儒学和现代仁学之间将可形成更合理的科研合作关系。以下我们将从必要性和可取性两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1.儒学有广狭两义,狭义可指四书五经和理学思想,广义可指中国传统社会学术思想全体。“四书五经”包括了孔孟文本,其构成实为二书五经。而二书和五经从内容到成书时代均不相同。二者的一体性是历史上人为安排的结果,从今日学术研究的要求来看,它们应当属于不同的文书类别,不必并不应混同。广义儒学涉及的对象域还可进一步包括历史,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等各异质性方面,它们更不应混同于仅只代表个别性伦理思想的孔子或孔孟文本。宋明理学当然是以孔孟思想为主要思考对象的,但其方法和表述密切相关于孔孟时代尚未出现的古代道释玄学,后者具有不易和现代学术思想相互沟通的特殊传统文化内涵。毫无疑问,“孔子思想”(仁学)广泛渗透于上述狭义和广义儒学对象域。但是在此我们仍需区分孔子思想或孔孟思想本身及其于历史过程中在政治,社会,学术和思想上产生的各种影响(效果)。由于孔孟思想和中国历史的互动或融通关系密切,我们反而更有学术上的理由将二者加以区隔。今日虽然存在有“孔子思想研究”的学科名称,但其内容仍是广泛地与儒学或儒家思想混合在一起的,是按照传统儒学观念来为“孔学”定位的。

2.即使作为历史思想对象类别,孔子思想也应当同以下学术类别区分:战国儒家,汉魏经学,以及宋明理学。三个学术类别虽然均直接间接涵括了孔子思想,但其内容分别增附了孔子思想本身远未详及的社会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哲学诸部分。如果说“儒家思想”可以涵括上述三种学术类别,它就更须与构成内容远为简单的孔子思想相区别。因此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是两个不同的学术类别。顺便指出,孔子文本中既无(战国)“儒家”概念也无(汉魏)“经学”概念,更无(宋明) “理学”概念。 当然, 人们会说,秦后思想是孔孟学的发展。我们姑且在此不必辨析“发展”和“互动”的区别,秦后学术思想发展涉及的诸方法论是根殖于中国古代特殊文化环境的,因此难以和现代学术思想沟通。而前理论化和前极权教条化的先秦论孟思想却因具有充分的人本经验性特色而易于与一切理性主义思想沟通。此外,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物迹上,都存在着表达孔子思想的独立文本<论语>以及表达孔孟思想的文本<孟子>。二者存在于经学和理学之前,内容自成一体,其文本系统并无关于经学系统和理学系统。二者的文本存在的独立性和经验主义思维的文本内在一体性使其可以超越具体历史条件而获得较为普遍的可读解性。这样,<论语>和<孟子>的读解方式有二:相对于儒学历史环境的读解和相对于一般历史经验的读解。因为孔孟文本的前理论性和经验性特点,可使其思想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文化环境而相通于普遍人类情境。 反之, 儒学中的经学和理学所涉及的独特历史形态和哲学形态则使其难以和现代学术环境中的社会人文思想直接沟通。

3.因此,作为学科名称,仁学和儒学既是在构成上不同质的,也是在精神方向上相异的。由于两千年来孔子被封建帝王奉为儒教教主,孔子思想被混入经学意识形态,孔学和儒学遂被混为一谈。今日从合理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在使用历史名词时必须区分两套不同的课题内容,以使研究目标和方式相互匹配。作为历史现象,仁学和儒学的混同存在有其事实上的合理性,但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名称则必须对二者各自指称范围重新明确规定。仁学是指一种历史伦理思想,儒学是指一种历史学术制度。前者是“平面”形态的,后者是“立体”形态的。个别性思想(仁学)和集体性历史(儒学)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两千年的封建帝王历史是以儒学和儒教为其精神方向标志的,其否定性特质,五四以来几成定论。一些现代儒学者好意地企图对此“翻案”,其原因之一正在于混淆了儒学和仁学这两个不同的构成部分,也就是混淆了学术对象和学术方法(符号学则是一种对对象和方法二分法极其敏感的思考方法)。仁学作为被儒学所利用的一种原初伦理思想并非真是儒学的历史“根源”,而是被各种历史权势力量运作的传统思想资料。现代人往往用儒学所包含的仁学正面价值来掩盖儒学作为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实质。在说到儒学的优点时所指实为其仁学部分,而今人谈到儒学的缺点时往往又误将其溯源至虚构的教祖孔子及其仁学。以为仁学和儒学,孔子和儒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误解,正是缘于未将二者加以明确区分之故。因此,百年来那些主张儒学复兴或通经复礼之士虽然注定无效并广招批评,却也导致人们将此封建残余意识首先归罪于孔子。在汉学家观点影响下,一般西方学者,更误以为儒学就是孔子之学,并将中国历史社会的种种缺点归罪于原始孔子思想。此外现代儒学又将孔孟思想和宋明哲学混为一谈,意欲使中国理学形态成为有可能对峙于或相通于西方“形上学”的仁学基础,殊不知原始仁学并不具有并无需具有此类理论基础,儒学的哲学化(宋明和现代)反而会最终模糊了仁学的内在逻辑。今日肯定儒学之士实际上多为肯定其仁学部份,有谁还会主张把皇帝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系统重新召回现代中国呢? 儒学的“软件”是四书五经(汉学加宋学),儒学的“硬件”正是皇帝制度。

4.怀古之士今日不应一厢情愿地肯定儒学的全部历史传承,而应选择性地肯定其“精华”部分,扬弃其“糟粕”部分(今日不分精华糟粕一概颂古用古的文化流行,纯粹出于商业炒作需要,有识之士岂能于此跟风)。此精华部分的主体应即为仁学,即个人君子式生存态度及其伦理性文化实践。其糟粕部分正是由三纲五常和儒教经典(非指其作为学术对象,而指其所含价值主张) 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四书”作为意识 形态 机制和其中所包含的论孟思想原典 也为两事。因此我们说“四书不必道贯”,因论孟和大学中庸并非一体。“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机制与其所运作的原始人道主义仁学话语也非一事。符号学和解释学立场与方法可有助于我们区分其中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仁学虽创生于三百年的先秦时期却发挥作用于其后两千年的儒教历史过程中。仁学和儒学的融合和互动为一漫长历史过程,现代研究者宜于将二者各自的原初内容与功能加以分解,以便更细致地了解各自的运作肌理和彼此的互动方式。换言之,对于现代仁学研究者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分析原初仁学本文的构成,另一方面要分析仁学在儒学历史过程中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以加深对其意义和功能的深入认知。换言之,仁学包含着一个文本“内学”部分和一个文本“外学”部分,后者自然要与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种社会文化对象相关联。然而两个部分的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并不相同。

5.传统学科有二不同作用和目的:作为研究对象及方法之客观学术运作程序,以及在此之外增附的学者对学科内容所持的主观上的肯定态度。学派和学科都可包含和暗示着学者对其怀有的正面提倡态度。一方面,一般思想流派大多均程度不同地包含有此双功能性(客观论述和主观提倡),另一方面历史学科名称特别具有此双功能性。这是我们从正(相对于学者投入态度)反(相对于研究方法)两方面强调区分儒学和仁学的另一重要理由。因此我们难以再把作为封建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全体”或儒教全体作为民主时代文化理想的历史根据。另一方面,儒学作为现代学科名称自有其重要学术价值。从内容价值主张方面看,区分儒学和仁学是为了避免儒学一词引生的种种误解,以便更有效地彰显仁学的时代意义和全球意义。换言之,仁学不仅是以历史名词表示的现代学科名称,而且是涵蕴巨大宣导价值的人类伦理精神根源。为了认知和宣导此伦理精神,必须首先使其与在历史上和其“难解难分”的儒学区分开来。绝对不能使人把孔孟伦理思想本身等同于帝王意识形态对其施加的利用和操纵。如果对二者不加区分,必然妨碍人们识认仁学的内在价值。也只有从学术制度层面把孔孟伦理学从儒教儒学中分离出来,才能使其可与人类整体范围内的其它伦理思想发生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从而使其有条件通向全球范围内创造性的伦理学新发展。反之,拘禁于儒学框架内的孔孟思想将难以与各种当代学术思想进行有效沟通。具体来说,无论是经学历史名词还是理学玄学名词,都将不免会成为使孔子思想“走向世界”的技术性障碍。前已指出,孔孟思想“本身”作为先秦前玄学化的话语形态,则 反有可能 与世界其它思想进行有效沟通,因为它们均可还原至人性经验主义对象域,从而易于获得可与各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相互交流的现代语义学和逻辑学条件。而“玄学话语”包含着复杂的修辞学成分,它们是与具体特殊历史文化形态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的,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不同玄学形态彼此之间极难建立有效沟通的语义学和修辞学条件。当我们的95%知识内容都是与儒学无关而实已相通于全世界知识系统之时,当我们99%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与儒学相关而却类同于世界各国科技工商人民之时,提倡传统形态的儒学信仰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尚不在于儒学有益无益,而在于根本不可能在今日中国和世界社会环境中使其被世界学界(更不必提人民)有效关注和理解。

6.“仁学”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名词。仁学是自古迄今广泛使用的道德概念系统,是一种伦理精神的总称,尽管在历史上它夹杂了其它“儒学因素”,甚至佛学因素。现在我们不仅建议用其专指孔子或孔孟伦理思想,而且用其代表一个现代学科对象:原始孔孟伦理学及其现代学术研究。进而还可以从研究领域推展至信仰实践领域,使其经现代化改述后能够发挥一种特定的伦理精神引导的作用。对于后一目的而言,仁学名词的使用有其必不可少的精神价值,因“仁”字的“以人为本”意涵历久而弥新,人,人性,人本,人道,人际,仁爱,仁义诸基本伦理学意素均为其组成成分。我们在世说纷纭之际,用此维持古今一义的奇妙汉字“仁”来总领人类最恒久的人本价值系列,可谓合宜之至。为此目的我们也必须使此可适用于全人类的公共伦理价值系统摆脱其特殊的“历史外衣”:儒学和儒教。如若不然,请问今日全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世界学界真会有朝一日认同“五经”,三纲五常和“天人之际”一类的历史词语呢?择善固执和崇祖泥古为两事,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二十世纪儒学研究思想之分歧,首因传统语词在话语语义和类别上发生的混乱。“儒学者”应该避免成为泥执传统儒学行为方式者,而“仁学者”仅指其能坚守仁学动机和态度者,至于行为之目的和方式则应随现代之诸新“境”而大异于昔。这个“境”对于真正的仁学者必然是今日实际的“天下”范围,也就是“全世界”。仁者之“对象”必然是现时所知之“人类全局”,而非古代所认知之“夷夏全局”。为今日之全局定策,学者必然须依赖今日人类拥有的千百倍于前的知识储备,而非仅依赖古代使用的极其有限的知识手段。这种态度完全符合孔子学为己之教,却与“儒家”功利主义相反。仁学是动机学,态度学,君子学,而不是僵化的文本教条,固定的学术规范或呆板的行为礼制。尊儒而至违孔,岂非我们所应深以为戒的么?仁学存于内心(君子学),而非体现于机械地模仿古代言行。宋明大儒指责过的千百年来的读书做官论其实早已指明仁学和儒学为二事。古人读经不等于求仁,今人学儒(以儒学为职业)就等于求仁了么?今日我们须待弘扬的不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历史儒学之定制,而是伦理学层面上的仁学之精神态度;所需的是心上之觉醒,而非行上之摹拟。与儒学教条不同,仁学态度学才得以与古今中外一切学术思想相挂接和相汇通。

7.总结前论,可再说明如下。学术名称可涵括以下内容:

     1)学术构成:历史原典,历史上对原典的研究,现代人对原典的研究

     2)话语性质:论述文本,观点提倡

     3)功能划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如果说学科是由运作对象和运作程序共同组成,二者在“材料”上可以是混合存在的,而在功能上是可以区分的,即对象和对对象的研究是相对而言的。“仁学”和“儒学”名词的内涵可包括上述多义,既是对象又是学科。我们建议区分二者时,既指其对象,又指其学科。二者首先是不同的历史文化上的“原始对象”,可作为现代人学术运作的对象;围绕着同一原始对象,历史上形成了各种“研究学科”(如经学和理学),后者即成为现代相应学科的“二次对象”,于是学科即为对象。区分儒学和仁学,既是将它们作为原始对象加以区分,也是将它们作为各级学科加以区分。在此功能性区隔过程中产生了内容性质上的区分:研究论述和价值宏扬。学术思想话语可以只是陈述和论证,虽然表达了立场和判断,但二者并不等于话语思想的“宣扬”和“激发”作用。后二者相当于“引生信仰”的话语功能。在学术思想话语中论述功能和激发功能这两个方面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仁学和儒学的区别还涉及到二者所包含的“主张”,“宣扬”,“促信”等诸态度学部分(由直陈话语和修辞手段共同组成)。如果论述部分称作A,促信部分称作B,当A和B 共同成为现当代学术运作程序C之 新对 象时,C也有一个建立自身A部分和B部分的需要。换言之,现代人在运作历史学科时也有一个区分和组配研究论述和价值弘扬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结论可以进一步当作学术目的之外的某种价值提倡。仁学和儒学二者的价值主张内容极其不同,一者着重于主观伦理学层面上的态度,立场和方向(孔孟),另一者着重于教条,机构,行为层面上的规范和规则。后者与中国封建历史和政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已与现代世界分离。如果说广义的儒学包括着孔孟学,我们现在应该将“单纯”的孔孟学从混杂的儒学中分离出来,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之便,而且也是为了伦理观点提倡之便。今日我们应该宣扬的是仁学的人本主义伦理理想价值,而不是有关帝王谱系和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形态。从学术研究策略角度说,这就是首先必须区分对象和方法,然后区分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方法,决不可采唯古是从的思维浪漫主义和商业化功利主义。后二者正是今日西方主导的世界学术市场上滋生出来的一种“东方情调”卖点之变体。东方复古主义是和西方商业主义在实用逻辑上相通的。

8.对象和方法的区别瓦解了二者在传统学术史上的固定联系方式(即在儒学固定学科制度中对象和方法的一体性),从而导致此对象可以向一切相关现代学科开放,并因此拓展了研究和认知的范围。儒学研究的相关现代方法论可涉及如下现代学科: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史学理论,文学理论,艺术理论, 宗教学等等。儒学方法论必须从其传统的教条方法论中 解放出来, 除了首先完成其本身传统学术方法论的现代化表述外,还须进而通向各种相关现代科学。然而区别仁学和儒学首先是为了更有效地提举仁学。儒学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其存在和学术身份是明确的。仁学则不仅是历史学术对象,而且也是现代伦理学对象。与儒学不同,仁学内容的意义不仅亘古长存,而且历久弥新(仁学伦理性主张与现代西方各种反人本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方向正相反对;仁学有朝一日正要以新的方法论工具与西学主流一较长短,以履践人能弘道之孔训)。

9.因此,通过区分仁学和儒学以提升现代人对仁学的认知,相当于提倡回归孔孟文本,特别是<论语>文本。前辈新儒家熊十力先生主张<易经>为中华文明第一书,按照仁学立场, <论语>才应称作是中华文明第一书。<易经>和<论语>何者为“第一书”的问题关系到中华人文理论精神的未来朝向:玄学思辩 vs .经验实证。<易经>和<论语>的对立,是儒学和仁学对立的基型,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各自所含不同的“伦理逻辑学”上。易经逻辑基于思辩的“客观结构”(道之学),论语逻辑基于经验的“主观结构”(人之学)。论语文本是在道学出现以前构思和形成的,此一民族历史的偶然性奇妙地成就了<论语>的永恒普适性。<论语>作为仁学的原始经典今日应当被“重读”;在现代仁学研究领域中除了把握论语文句的直接意义外,尤须进而把握其深层涵义,也就是追索诸伦理指令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层次区分,以及实践程序。论语读解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孔子指令句系列之整体结构。也只有整体性读解法才能使不同文化传统中的读者均有可能领会孔子伦理学思想的永恒深刻意义。不妨说,突显仁学的独立性就是要强调<论语>作为第一历史经典的独特地位。

10.因此,我们是根据两种不同的理由提出区分儒学和仁学的建议的:科研策略的需要和伦理价值提倡的需要。在从儒学中分离出仁学之后,儒学作为学科及学术对象依然是极其重要的庞大学科体系,儒学研究者正应从各个方面继续强化其现代化方法论。现代儒学研究也面对着一个区分“对象语言”和“分析语言”的问题。一切古典儒学话语都是我们的对象语言,而分析工具则应全面扩大以与世界学术接轨,对此前已论及。因此今人不可能再将古典语词系统及其推理方式直接当成“工作语言”。本人在1985年为港中大国际哲学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上,已提出此建言。今日儒学界内出现的促进儒学和西学全面对话的倾向的确也反映着新一代儒学家正是在按此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向上积极探索着。实际上在两岸中国古典文史哲艺学术界,关心现代西方理论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古典史料和现代分析之间进行综合思考的新型古典学研究倾向实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领域内,“儒学”始终均将是占据中心地位的学科。由于儒学在构成上包含着原始仁学,儒学研究者自然地有更多的机会浸润仁学精神,从而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兼具学养和志节的现代仁者。同时作为与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密切相关的综合学术体系的现代儒学,必将与作为基本伦理学基型的现代仁学,建立起恰当的新型互动关系。二者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过程,为当前人文学术跨学科跨文化趋向的表现之一。其中前后两个“合”字的内涵则完全不同。后一个合字体现着在现代社会和学术环境下 伦理思想和历史政治之间更明晰的多维互动 关系。在此新型学 术 架构中,现代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可能要消弱,而是必然要加强。在今日世界人文学术世界还有什么比独一无二的中华三千年学术思想文化史更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么?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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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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