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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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筑造·思:“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

丘山石

 

内容简介:家,就是人得以存在的处所。所谓开天辟地,就是人为自己筑造得以存在的处所(家)。为“乾坤”“立极”,就是人为自己开辟天地,筑造世界,筑造处所(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确立以“仁”为天地之“极”。人开辟天地、筑造世界必须以“仁”作为支柱,才能支撑起人得以存在的处所(家)。对于如何才能持守“仁”这天地之“极”,则只有通过“精一”,即由“诚”而达到“执中”、“用中”,即把握“道”,从而实现对“原于性命之正”的“道心”的持守,实现天地之“极”(“仁”)牢固地树立。

关键词:天地;立极;仁

 

    有一位东方文化伟人曾经在武夷山擎天高矗的大王峰前这样发问:

“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

    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

——(朱熹《武夷七咏·天柱峰[]》,《朱熹诗词选注》第169页)[1]

朱熹之所问为何?所谓“乾”、“坤”,即天、地;阴、阳;日、月;男、女;父、母;上、下;明、暗;正、反……即万物相互对待的两个方面,故而“乾坤”二字统称时,即为万物之区宇。未经人开辟之前,天地只是“乾坤”,已经人开辟之后,天地便成为世界。开辟了的天地为世界,世界是开辟了的天地。所谓天,泛指日月星辰运行,四时交替、风行雨施等。所谓地,泛指田野山林、江河湖海等提供给人的生长之所。所谓“极”,许慎《说文解字》谓:“极,栋也。”(《说文解字》第120页)[2]王安石《字说》谓:“极字从木亟声,木之亟者,屋极是也。”(《王安石<字说>辑》第153页)[3]本意为房屋的栋梁,但在此诗中指的却是支撑天地的天柱。由此可知,朱熹之所问乃是人如何为“乾坤”“立极”,人如何为自己开天辟地,如何筑造世界、筑造处所、筑造家。

谁也不会否认在人诞生以前天地的存在,但没有人,天地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天地是人开辟的,世界是人筑造的,是人的作品,人要存在就必须给自己筑造一个处所,筑造一个家。人筑造的处所、筑造的家就称为世界,人只能栖身在世界里。动物当然也需要处所、需要家,但动物含混于万物,提不出这个要求来,也筑造不出处所来,因而它们只有生存在人所筑造的处所里。

“我想有个家”,这是曾经风行的一句歌词。家,是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的处所。四海漂泊,就是以四海为家。人生天地间,天地就是人赖以栖身的家。没有天地这个家,任何人都无处可生。

一、“茫茫宇宙内,此柄谁主张”

自有宇宙以来,日月交替,阴阳变化,万物孕育、生长、结实,周而复始,无有穷尽,风雨雷电,变幻莫测,“茫茫宇宙内,此柄谁主张”(《山北纪行》,《朱熹诗词选注》第234页)[1]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屈原《天问》?,《楚辞》第73页)[4] 二人所问,即是追寻那茫茫宇宙之上(后)的主宰者。

《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书经集传》第65页)[4]《荀子·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况《荀子》,第99页)[6]《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集说》,第127页)[5]朱熹谓:“人者天地之心,没这人时,天地便没人管。”(《朱子语类》卷45,第1165页)[7] 又谓:“心者,一身之主宰”(《朱子语类》卷5,第96页)[7]。王阳明亦谓:“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也。”(《传习录中》《答聂文蔚》,第79页)[8]又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的一点灵明”(《传习录下》,第107页)[8]又谓:“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同上,第124页)人为“天地之心”,人就是天地的主宰。

已知人就是天地的主宰,人栖身于天地之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营度”一个可以栖身的处所。宇宙变幻莫测,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人得以栖身的处所也必定是变幻莫测的。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人也只有这么一个世界可以栖身,但人总是希望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寻求不变的因素,以筑造自己的处所。伏羲仰观俯察“设卦观象”(《系辞上》,第56页)[5],“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第64页),[5]就是要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中追寻出不变的因素。人为天地“立极”,就是人为天地确立价值。所谓价值就是“关于……”的尺度,而所谓尺度就是“关于……”的标准。人为天地立“极”,就是人为天地确立标准。人为“天地之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尺度就是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的标准,就是天地之“极”。

二、“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常言人生天地间,这意味人只要存在着首先就有一个处所存在。天地只要有人生存着就成了世界,
因为人只能生存在世界里。诚然,提供给人以处所的世界存在于天地,可天地又存在于何处呢?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36《年谱》,第483页)[9]!“吾心”存在
宇宙便存在;“吾心”不存在,宇宙便不存在。“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第6页)[8] 。庄周梦蝶,或以庄周为蝶,或以蝶为庄周。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庄周之梦为庄周有所思之物,此际有所思之“心”为庄周存在的处所。“心”是宇宙得以存在
的处所,因而所谓开天辟地,就是人心的开启。所谓“立极”,就是人心的确立,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
义的确立。人辛勤劳作,立功、立德、立言,努力地在开辟着自己生存的天地,筑造着自己的世界、自己
的处所、自己的家,就是在努力地为自己确立存在的意义。

千百年来,一直有这么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话: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朱子语类》卷93,第2350页)[7]

仲尼即孔子,夜即晦暗不明之谓。未有孔子之前,天地晦暗不明;既生孔子之后,天地便得以开显。伟哉!孔子。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中庸章句》,第15页)[5],删诗书、定礼乐、述春秋,赋予人类世界以意义。人类世界有了意义便有了价值,有了价值便有了尺度,有了尺度便有了“极”。“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所取正焉”(蔡沈《书经集传·洪范》第75页)[5]。“极”,就是终极价值尺度,就是终极标准。朱熹所谓“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大学章句·序》,第1页)[5],就是确立终极价值尺度,确立终极标准。人有了“极”,有了标准,便可以开始铸造自己的处所、自己的家。孔子其功至巨,他就是那天地之“极”的确立者。

天地开辟之后,人与人同处一个处所,同处一个家,即所谓的“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第九》,第120页)[5]。可是,人分我、你、他,人总是希望自己是这个处所的主人,别人为客、为他、为仆,为役使的对象,即所谓的“天下为家”(同上,第121页)。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同上),各自筑造各自的家。于是,人与人便开始有纷争,甚至出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第56页)[5]的悲惨局面。于是,这个家便损毁,便天柱摧折,天塌地陷,便家破人亡。于是,人便思考人与人如何和平相处,如何永葆这个家。森林中树与树的关系是物(客体)与物(客体)的关系,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体(我)与主体(你,他——对象之我)的关系。我在你(他)家中,你(他)也在我家中。

由此,孔子倡言:“仁者,人也。”(《中庸章句》,第8页)[5]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9页)[5] 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22页)[5]的孟子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第65页)[5]又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章句上》,第5页)[5]又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同上,第52页)

孟子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2425页)[5]“仁”之“四端”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需要素。只有实现“仁”,即“爱人”、“敬人”,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扶持,人所筑造的处所便有了牢固的支柱。由此可知,孔子所确立的“仁”,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熹《中庸章句·集注》,第8页)[5]

《说文解字》谓:“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第161页)[2]如孟子所谓“仁者,爱人”之类。又谓:“古文仁从千心。”(同上)“仁”即核心之谓,如桃仁、果仁之类。“仁”为核心,“极”为“中立而四方所取正”之“至极”,如“皇建其有极”(《书经集传·洪范》,第75页)[5]之“极”。由此,“仁”即“极”,“极”即“仁”,而“仁,天心”(董仲舒《春秋繁露》第6卷《俞序第十七》,第36页)[10]也。

三、“恻隐来何自?虚明觉处真”

已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确立“仁”为天地之“极”,然而,圣人亦人也,他们又如何能为天地立“极”呢?朱熹谓:“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大学章句·序》,第1页)[5]因为人之“气质之禀或不能齐”,“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所以必得“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为“天”所“命”,“以为亿兆之君师”而“继天立极”,以树立天地的支柱。“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乃是以“天下相传”(朱熹《中庸章句·序》,第1页)[5]、“圣圣相承”(同上)“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圣人。他们通过“则之”(《论语·泰伯》第34页)[5]于天,获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尺度,亦即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的“极”——“仁”。

诚然,圣人们因为乃是“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能“继天立极”,可是,芸芸众生中普通人如何才能获得天地之“极”(“仁”)呢?

孟子曾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93页)[5]又谓:“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章句上》,第101页)[5]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第86页)[5]

虽然这“仁”之“四端”的“ 恻隐”、“羞恶”、“恭敬(辞让)”、“是非”,是每个人生而有之共同具备的,但人欲实现“仁”,则又必须经过一番格致的工夫。朱熹谓:“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中庸章句·序》,第1页)[5]

一句话,如朱熹所言,一个人只要能够“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 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
以至于“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从而达到“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的境界。

可是,人如何能实现“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必使道心常
为一身之主”呢?朱熹谓:“恻隐来何自?虚明觉处真。”(《仁术》,《朱熹诗词选注》第125页)[1]
所谓“虚明觉处”即是心性澄明,喜怒哀乐未发时的状态。人惟有此时不杂丝毫“人欲之私”
(朱熹《中庸章句·序》,第1页)[5],所呈现之心为“原于性命之正”(同上)的“道心”(同上)。
由此可知,人只要能持守心性澄明,喜怒哀乐未发时的状态,持守那源自“道心”的“恻隐”,
就能持守那“原于性命之正”的“仁”,就能持守那天地之“极”,而只要能确保天地之“极”的持守,
人就能筑造一个实在的处所,一个实在的家。

四、“万事尽纷纶,吾道一以贯”

已知孔子通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确立了“仁”为天地之极,而若能持守“原于性命之正”的“道心”,
便能持守那“仁”,持守那天地之“极”。

孟子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章句下》,第112页)[5]“仁”即“道”,“道”即“仁”,能实现对“仁”的持守,便能实现对“道”的持守,便能持守那天地之“极”。

可是,人生天地间,辛勤劳动,立功、立德、立言,万事纷繁,且人“气质之禀或不能齐”,因而如何才能做到
“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以至于“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从而实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实现持守
那“原于性命之正”的“仁”——“道”——“极”呢?

《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
之。’”(《论语章句》,第65页)[5]对于世间万物,孔子也认为仅仅依靠自己的认识能力是不可能“多学而识之”的,
他凭借的是掌握“一以贯之”之道。朱熹也说:“万事尽纷纶,吾道一以贯。”(《奉题张敬夫春风楼》,
《朱熹诗词选注》第326页)[1]那么,这“一以贯之”之道为何?曰“执中”(朱熹《中庸章句·序》,第2页)[5]
所谓“执中”,即持守“中”。程子谓:“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中庸章句·集注》第1页)[5],朱熹又谓:
“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中庸章句·集注》,第2页)[5]“中”即“道”,“道”即“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章句》,第3页)[5]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同上,第2页)所谓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是持守那“过”与“不及”之“两端”,即是统摄那阴与阳之变化的“中”(“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周易本义》,第58页)[5]。“中”即“道”,持守“中”, 即持守“道”。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第14页)[5]

此十六字乃“尧之所以授舜”(朱熹《中庸章句·序》,第1页)[5],“舜之所以授禹”(同上),“丁宁
告戒”(同上),“圣圣相承”之道统心法。圣人们只要通过“执中”、“用中”,便能实现对“道”的持守,
从而持守天地之“极”。那么,他们是如何实现“执中”、“用中”,进而达到对“道”的持守的呢?其实,
欲实现“执中”、“用中”,则惟有“精一”(朱熹《中庸章句·序》,第1页)[5]。所谓“精一”,便是“精
审”(《朱子语类》卷78,第2014页))[7]、“专一”(同上)。朱熹谓:‘明善’,是惟精也;‘诚之’,
便是惟一也。大学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诚意,则惟一矣。”(同上)所谓“精一”,就是“诚”。
只要实现了“诚”,人便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便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便能持守“天之道”。
平常人由于“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
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第1011页)[5]。如果未能
“精一”,便未能“诚”,未能“诚”,便未能“执中”,便未能“用中”(《朱子语类》卷63,第1530页)[7]
未能“执中”、“用中”,便未能持守夫子“一以贯之”之道,亦即未能持守“仁”——“极”。

孔子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章句》,第9页)[5]此之“一,则诚而已矣。
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朱
熹《中庸章句·集注》,第9页)[5]。“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
庸章句》,第16页)[5]。“诚”,乃“天下之达道”“天下之达德”之“所以行之者”。“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同上,第10页)。朱熹谓:
“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中庸章句·集注》,第10页)[5]
王阳明亦谓:“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传习录下》,第97页)[8]

为此,平常人欲实现对“天下之达道”、“ 天下之达德”——“仁”的把握必得通过“择善”并“固执之”,即所谓的“诚之”。“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第10页)。“诚”为本然功夫,“诚之”为格致功夫。由“诚之”至于“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章句》,第11页)[5]。若能实现与“天地参”,便能“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对“人之性”、“物之性”的通达,从而实现对“道”的持守,进而持守那“仁”,持守那天地之“极”。

五、结 语

    家,就是人得以存在的处所。所谓开天辟地,就是人为自己筑造得以存在的处所(家)。对于如何筑造自己的处所(家),则是每个人都悉心关注的事情。为“乾坤”“立极”,就是人为自己开辟天地、筑造世界、筑造处所(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确立以“仁”为天地之所以为天地的根本。人必须以“仁”作为支柱,才能撑起天地,为自己筑造世界、筑造处所(家)。对于如何才能持守“仁”,持守这天地之“极”,则只有通过“精一”,即由“诚”而达到“执中”、“用中”,即把握“道”,实现对“原于性命之正”的“道心”的持守,进而实现持守“仁”,实现天地之“极”牢固地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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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青、叶昌序、全球选注:《朱熹诗词选注》[Z],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3]张宗祥辑录,曹锦炎点校:《王安石<字说>辑》[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屈原、宋玉:《楚辞》[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宋元人注:《四书五经》[C],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版。

[6]荀况:《荀子》[M],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0]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本文原载:安徽省《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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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丘山石(1965—),男,福建尤溪人。本职工作:福建太禹集团后洋水电公司职工。社会名誉: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孔子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通讯地址:福建省尤溪县建设东街37502    邮政编码:3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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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860508713  


[] 天柱峰:又名大王峰,高矗于武夷九曲溪一曲溪北,犹如擎天石柱,为武夷山东部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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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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