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举要——儒卷》序

蒙培元  任文利

 

    儒学是“国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构成“国学”核心内容的部分,这一点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何谓儒学?儒学之“学”与所谓儒道之“道”、儒教之“教”又有什么关系?这类问题历来有争论,近现代以来更有甚,而且至今没有结论。本书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在这里简单地作一交代。

    在历史上,对于儒家学派及其学说,确有“儒学”、“儒道”与“儒教”的不同称谓或提法,但是并没有就称谓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辩论,只是在儒、道、佛之间进行过学说内容的辩论。自从西方耶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儒学是不是宗教的辩论。进入近代以后,更有将儒学、儒教区分开来的趋势。比如康有为要建立孔教,便将孔子学说当作宗教学说来看待;洪秀全反对孔子,也是从宗教的立场上反孔的。与此相对立,胡适提倡科学,便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或学问来研究,他的考据学方法更是将这种研究引向文献考证、文字考释的所谓纯学术的道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将这种学问看成是真正的“学术”。甚至在西方,传统的“汉学”研究也与这种方法有关。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学者将儒学视作人文关怀、人文价值的传统学说来研究,不管从哲学、伦理学、美学或教育学等方面进行研究,都离不开它的人文主义精神或本质。这应是当前研究儒学的主流,我们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研究并撰写《儒卷》的。

    但是“人文”这一概念,范围很宽泛,涵义也不确定。中国古代就有“人文”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或“人文主义”,确实与古代的“人文”精神有内在联系,但又有新的发展,因为我们生活在现时代,不能离开现代的文化背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就是从这个文化背景出发的。更何况“人文主义”一词就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是虽然如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同西方的人文主义却大不相同,正是这种不同,显示了儒家学说的特点。今日研究中国传统学说,包括儒家学说,必须在中西比较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但又要避免用西方学说的观点和方法套解中国的传统学说,我们应当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充分发掘儒家学说的精神意蕴。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即既要使用西方的名词、概念(经过翻译),又要与西方思想相区别;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当我们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某些名词、概念解释传统儒家学说时,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有某种“共性”;但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说明,在什么意义上是共同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对于这种不同,必须从内涵上加以说明,给出明确的介说。这不仅是中西互相解释(冯友兰先生语),而且是互相对话。这种“对话”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有共同的本性,因此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可谓“同中之异”。

    我们所理解的儒家人文主义,主要是从哲学上说的,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尽管有人认为儒家没有哲学而只有伦理,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也没有,而只有实用伦理或政治伦理;但我们认为,儒家固然有比较丰富的实用伦理,同时又有不同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不仅如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还有浓厚的宗教精神,称之为“人文主义宗教”亦未尝不可。所谓“宗教精神”,是指儒学中具有超伦理超理性的形上内容,它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伦理,即在某一宗教律令下的伦理学,也不完全是伦理宗教,即直接建立在某种伦理之上的宗教,它是宇宙意识下的伦理,或超伦理的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亦即是关于“天”即“自然”的学说,所谓“天命”、“天德”、“天道”、“天理”等思想都是对这一学说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核心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论。它与西方的本体论即实体论又是不同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本卷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关于“儒学”与“儒道”之争,主要涉及到所谓“道统”的问题。“道统”之说虽然由唐朝的韩愈首先提出,并与“佛统”相对立,但是“道”与“学”的区别尚不明显,韩愈的“文以明道”实际上包含着学与道的关系。宋朝的“道统”之争,主要是争儒家的正统,但已有排斥儒学中的“非正统”的意味。当代新儒家有所谓“新程朱”与“新陆王”之说,那只是儒学内部的事情,但是牟宗三先生特别提出“道统”与“学统”的区别,却另有所指。牟宗三所说的“道统”,主要用意是突显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命和精神,已非原来意义上的“道统”;但是其中又有以儒为统之意,在儒家之中又有以陆王周程(颢)为统而排斥程朱之意,并且将“道统”提升为民族文化之生命精神而将其“学”降为知识层面的东西。这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在今日以开放的心胸研究儒学之时,就更加没有必要。儒学虽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但我们还是将它视为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家来对待、来研究。至于儒学内部的异同,我们在介绍中也有交代,但不可将它们的区别过于夸大。在我们看来,不仅儒学内部的区别,即使是儒学与佛、道的区别,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都不是主要的。至于“道”与“学”的区别,实际上也不存在牟宗三先生所说的那种意义。儒家从来没有将其“学”视为纯粹知识一关的东西,也没有将“学”与“道”区分得那样严格,而是“学”以成“道”,“道”以贯“学”。如果将儒学之“学”变成一种外在的知识系统,那将失去儒学的根本意义。因此,我们在撰写《儒卷》时,并没有作这种区分,而是将“学”与“道”统一起来了,我们只能通过“儒学”,揭示其人文价值和宗教精神,而不能在“儒学”之外,讨论所谓“儒道”与“儒教”的问题。

    应当承认,儒学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学说,虽以哲学为其主要形态,但又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内容的整体性结构,并且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可能将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写进去,我们只能参考目前海内外研究的成果,根据我们的理解,将儒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体现儒学精神的内容作一系统的介绍与阐述,我们希望,读者读完全书,对什么是儒学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书之“知识辑要”部分,由任文利完成;“历史概要”部分,经过详细讨论之后,由任文利执笔;“思想精要”部分,由蒙培元、任文利分别执笔。全书完稿后,由蒙培元仔细阅读、修改后定稿。本丛书主编汤一介先生读完全书后,提出可否将郭店楚简的有关内容补充进去,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又在“历史概要”部分补进了有关郭店楚简的内容。

作 者

1999年8月22日

 

2003/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