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相与为谋

张耀南

 

执着于“找路”,构成《原道》之特有的品格,持续已出的第一、二辑,就可知道这种品格如何使《原道》特立独行于同类严肃刊物。

面世之一、二辑,所“原”之“道”已有好几条。首先是陈明博士的“新的中体西用之道”,此“道”的根本目标,是在“新的中体西用”的基础上“统一现代化的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创造,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已经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拈示出它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积极意蕴,去探寻今日的中学之体应当是什么,还是必要的。体用之别,实际只是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之别,“中体西用”作为“应战”的基本原则,只是“强调中国自身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引进西学,是为主体所用”;只是强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成为与科学技术结合的障碍,……二者的结合乃是人们的福祉所系”。所以“中体”之“体”并不保守,它只是要中国人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先立乎其大者,然后再去接纳应世事之西学;价值与政制、器物是可以分开的,中国的政制与器物文化诚然是大大地落伍了,但其价值文化却是有保存的价值的。总之,只要我们端正“中体西用”之意义,或者赋予“中体西用”以新义,就是一个可用的模式。

其次是李泽厚先生的“新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条“道”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的某种具体的“转换性的刨造”,达成“中国传统的继续前行”,其要旨是在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在英雄时代终结、激烈斗争的意识形态终结,简言之,在“历史终结”以后,精神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代、“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就会来临。这时候“心理本体”将取代“工具本体”,而成为注意的焦点,如何建构人性乌托邦,如何使每个个体全面而健康地开发成长,亦“就要提上日程”。历史“终结”了,社会依然存在,由百无聊赖而吸毒、而酗斗、而杀人、而自杀,依然存在,于是“人性建设”便成为未来时代首要工作。唯赖“人性建设”之落实,才能最终达成“天下太平”之理想,“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内圣(人性建设)外王(天下太平)之道’。”这是一条很好的“道”,可惜离“目前”太遥远。

再次是何光沪先生的“新的返本开新之道”。何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懦教,本是有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寄托着中国人内心的“所依所持”、“幻想理想”。而后来“被统治阶级把持的儒教或被当权者看中的懦学,往往已变成权威性甚至宰制性的道德和社会教条,巳把自己超越的根据换成了人间的根据,把自己宗教的力量换成了政治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孔子的儒教而不是被政治改造后的儒教。所以“返本”不是别的,就是“返归先秦天帝观之根本”(就时间言)、“返归民间宗教性之根本”(就社会言)、“返归共同人性的超越根基”(就学理言)。“开新”亦不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从儒学开出民主政治之花,而是“开通”、“开创”、“开放”之意;一方面“对外开放”,向“基督教神学和西方传统思想开放”(第二辑第55页);一方面“对内开放”,对“民众心智和社会生活开放”。有了这样的“返本开新”,儒学就有了复兴的希望,中国文化就有了在未来社会立足的可能。

最后是赵峰先生的“新的天人合一之道”。赵先生认定,“天人合一”乃是“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它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对此“核心精神”而作一种“现代诠释”,自可以摆脱“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了见千年的传统文化”找到存在的理由。“天人合一”不是人与宇宙的简单比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神秘契合,不是自然与人之关系的直线式理解,而是一种追求和信仰,“这种追求的指向或者这种信仰的旨归,就是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自然与人文、必然与应然的彻底完美的一致”,这种一致乃是“理性地思考人类终极命运的缈然的甚至唯一的结果”。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只要人类还存在,或者还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追求必然与应然的统一,都必须符舍天人合一之道”。在此意义上,“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是开放的,“民主也好,科学也好,凡是过去没有的,现在都可以拿过来,她都不会拒绝”。

两千多年前孔于那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不知多少他的徒子徒孙。在今天开明多元之时代,“道”虽不同,但却是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而且正是因为“道不同”,才需要商量、需要付论,才需要“相与为谋”。

 

原载《读书》1995年第12期

 

    相关连接:寻读《原道》整十年 / 耿心 

 

2004/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