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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如何宗教化与对上帝的阐释权

宋大琦

 

对于儒家宗教化的话题,本人一直持谨慎态度,既乐见儒家以各种方式复兴,又对儒家的宗教性特质感到迷茫。因曲阜基督教大教堂事件,儒教问题凸显为热点和重要问题,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了。

早期任继愈先生说儒家是宗教,响应者寥寥。后李申先生承任先生之旨,写了两大本《中国儒教史》,信从者亦未见热烈,反对者倒是不少。最后大多数的意见是:儒家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这几年来王达三先生等俱倡“儒教”之论,影响范围亦一直未见大增。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本身说明了儒家有一定的宗教特性,也说明了它也有强烈的非宗教性,大家不会争论佛家、道家、基督教是不是宗教。但是这个特性到底有几成,是个问题。大家经常把对一个人、一个主义的非理性信仰、痴迷级信仰统统称为“宗教”或“迷信”。宗教既没明确定义,宗教与非宗教也没有截然的界限。我们既不能说挂个“教”字的就是宗教,也不能说还不是宗教的永远不会发展成宗教。但是我们可以说,起码在已有形态中,儒家的宗教性质还不够典型,还不够纯正。

名者,实之宾也,这是中国思维的一向习惯。概念优先于事物,事物按照概念的规定生成,这是基督教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就有“三教合一”之说,其内涵绝不是基督教之标准,古人说“宗教”不过是佛学所谓之各宗之教,也没什么刻意与“非宗教”区别开来的意思。然而我们今天在谈论一种主义是不是宗教时,却都不可避免地在使用西方的概念。西方文化是当世的强势文化,我们说什么都离不开这个背景,刻意离开也不会有什么大用,也不必刻意离开。在今天儒家宗教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谈论儒家“是不是宗教”现实意义不大,但要说“进一步宗教化”却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儒生所说的建设“儒教”,是避免不了以基督教为参照的,也不必刻意避开。基督教作为典型宗教的一些特质,儒教也应考虑,比如最高对象的崇拜、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良心的监督者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儒家如何在宗教的层面与基督教对话,也就是说让儒教而不是整个儒家与基督教对话。首先是:最高的被崇拜者是什么?儒家传统里面,孔子并不是最高的被崇拜者,最高的被崇拜者是“上帝”。“上帝”这个名称本来是土生土长的,耶教刚刚传到中国之时,因为“God”与上帝的某些相似,就被译为“上帝”,不料这个名字现在却被基督教霸了去,连着将崇高的意义也霸了去。现在儒耶对话毋庸讳言也有抗衡之意,基督教拿出来的是“上帝”,而孔子只是一个血肉之人,如果我们持唯物主义,自然可与抗衡,今既持宗教态度,以一血肉凡躯与其超验之神圣符号抗衡,岂不吃亏?凡在经验中可验证的,必也受经验之局限,在超验领域只有有一定超验性的才能与之对抗。儒家有超验部分,但不是孔子本身,而是“天”,也可是说是“道”、“理”、“皇天上帝”等等。如以宗教味道言,“天”、“老天爷”、“上帝”好些,“道”、“理”过于抽象,哲学味重而宗教意味轻。“老天爷”、“上帝”既有超越意味也有人格化意味,易为群众所接受。在古代,昊天上帝有时被简化为“天”,有时被简化为“上帝”,作为国家祭祀时称之为“天”,而很多下层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开始也是按照中国人传统中的皇天上帝、老天爷去信仰的,后来才被基督教逐步地改为狭隘独断、有明确意志、不容异端的基督教上帝。今天我们如果想光大儒教,不必避讳于“上帝”这个词,以孔子与上帝抗衡更不智。这一点很多基督徒说得对,孔子就是一个先知,而不是上帝“本人”。上帝就是至高信仰对象的名字,我们不是要与基督徒争论他到底存在不存在,而是争夺对他的解释权。而且,承接上帝之名,不但是继承了先人的文化,也可有利于基督教之儒家化,甚至可化基督教百年传教的一些成果为我所有。

上帝的存在既可解决,下面就是如何认识上帝、解释上帝的问题。上帝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存在他的异端的,一切矛盾性皆可消融于其中,任何有限性的解释皆不合上帝的本意,否则他就不是人类的上帝、自然的上帝,而只是某个利益团体或者信仰团体的有限性神灵罢了。基督徒对上帝的解释正恰恰是有限的、狭隘的,基督教、犹太教记载在《新旧约全书》中的上帝是个暴虐狭隘、有种种肉身缺陷的形象,尽管中世纪神学进行了有效的深化阐释,但可怪的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们并没有接受,他们搞的还是神迹主宰天堂地狱最愚昧的那一套,按他们的专制独断,怕是阿奎那、奥古斯丁都会被定为异端。儒家上帝的形象却远远比基督教的更有阐释空间,一方面天理昭昭,可以用理性把握,另一方面又空灵无迹,攻无可攻。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而“不语怪力乱神”,上帝以世界的常道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不堕于神怪奇迹,这比基督教不知高明多少。《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阐明了“天----道”的生成顺序;《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把人世的应然与天命的必然联系起来,以客观自然之天为人生意义根据,使“天”有了进一步“帝”的宗教意义;宋明理学将天“理”化,从外部移向内心,使其有了更强的现代适应性。显然,儒学的空间更有利于对上帝进行无限性、合理性的解释。此外,道家之“道”的宇宙论意义、佛家的因果自主等哲思也给天、帝赋予了强烈的超越性、客观性意义,可为儒教上帝理论之辅。

事实上,我们看基督教解释学的历史,也正是一直向抽象化、内心化、世俗化方向转化,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包括稍有文化的绝大部分民众也早已经不信什么“圣经”和教会,只是在心里保持着一种敬畏之情,这与我先人的敬天之情已经非常相似。基督教在西方,在科学、理性面前已经溃退,在中国明清两代和平传教亦无多大成效,其唯一可观者利玛窦之成绩亦基于接受圣贤之道,自觉儒家化,现在是乘中国人百年自宫,精神荒芜之际,到中国开发处女地来了。但如果广义来看,任何对绝对者、永恒者的思考都可以视为神学,不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样来说,康德、海德格尔与阿奎那一样,都有强烈的宗教精神。局限于原教旨的教条、《新旧约全书》的神话记载,一般层面的基督徒很难把这些先哲的思考消化入教理,因此他们也只能在近似于某某功的层次阐释信仰,理屈词穷则拒绝讲理。

我本人与基督徒有过密切接触,对他们的亲缘性深有体会。如果上帝是唯一的的话,显然儒家对天帝的理解要远高于基督徒死守的《新旧约全书》,更有资格代替上帝发言。事实上,西方的历史是科学进一步,宗教就退一步,正像汉儒的天人直接感应敌不过认识的进步一样,传统基督教教义也不可能对抗过科学,其衰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宗教让出的真空科学并不能填补,需要新的关于信仰的理论填补,西方宗教史上的新教改革企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把人变成了更孤独、更独断的个人,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中国宋明之际的心性之学对汉儒信仰形态的更新加强了信仰,而不是破坏了信仰,可以说比西方人的宗教改革成功得多。其成功原因固然复杂,儒学的开放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现在经常有人开玩笑,说1949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91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类比一下,那些企图以基督教救中国的人可能没想到,或许只有中国才能救基督教,但这一点西方教会却很可能已经想到了,所以才会对中国下这么大的工夫。

欲建设、复兴儒教,或者儒家宗教化之类等等,不是一句话的事,要考虑、要做的事情很多,尽管本人的主要兴趣不在这里,但愿意给属意于此的同道一点意见。儒教的根本问题是信仰谁的问题,孔子本人的身份宜为先知而不宜为最高信仰对象(佛陀也只是世界奥秘的发现者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孔子本身也是天的信仰者,儒教的信仰对象应尊重和继承传统,加以一些梳理提炼,站在比基督教更高的水平上,“上帝”这个名字不必回避,不能让基督徒垄断,他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叫耶和华的地方性神祇,从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载来看,他远远不能作为人类社会“真”、“善”的保证人,而我们无声无臭、於穆不已的理解远比他们更加接近上帝。


*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www.yuand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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