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第103页】

四、生活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最后一个问题是生活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

现代新儒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它其实有宽窄不同的三种含义。从最狭义的范围来理解,就是从熊十力先生这一系下来的,包括牟宗三先生等代表人物。从扩大一点的范围来看,现代新儒学有两条进路,一条是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他们是接续宋明的心学系统说下来的;另一条是冯友兰先生一系,包括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他们是师徒关系,是接续宋明的程朱理学系统说下来的。但实际上,从冯先生到蒙先生,其中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到我这一辈,变化就更大了。我写过一篇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反复地字斟句酌,我是想重新勾画整个现代新儒学的面貌、路数,以及是怎么继承下来的。[1] 最近《学术界》将发表一篇学者文章,是谈我们师徒三人的,他用的标题是《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2] 他首先强调的是“断裂”,而我是特别想谈“传承”,极力强调接续。当然,我们三代之间的区别是有的,但我不愿意用“断裂”这个词语,这太绝情了一点,呵呵!更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包括梁漱溟先生。我可以说,整个现代新儒学提出的“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基本路数,那其实都是梁先生确立起来的;这甚至可以上推到康有为那里去,后面怎么变也是逃不出那个“如来佛掌心”。

【以下第104页】“返本开新”这样的基本路数,我也曾很自觉地去思考该怎么做,但是,关键是怎么来“返”这个“本”?这个“本”是什么样的“本”?这就回到我刚才谈的一个问题了。我会承认,现代新儒学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最高成就,确实是牟宗三先生。牟先生的著作大家都读过吧?确实很了不起,我可以说他是当今世界一流的哲学家。随着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扩大,现在西方学界越来越承认这一点,我知道一些德国的学生做博士论文也在研究中国现当代的哲学,包括研究牟宗三先生、冯友兰先生,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会说:像牟宗三先生这样的最高水平的现代新儒学,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形上—形下”的架构。牟宗三先生对德国哲学有着非常精湛的研究,包括重新翻译康德“三大批判”著作;但是,他接触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却与他们失之交臂。他对这两个哲学家、对现象学不屑一顾,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站在康德哲学的视域下来看待现象学,这样就完全不可能理解现象学。所以,牟宗三先生的整个的思想架构,是从存在论的两层架构下开出“三统”——道统、政统和学统;其中政统和学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形下学维度。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还是两千年以来形成的基本架构,还没摆脱。

我去年主编了一本书《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组织了一批文章对现代新儒学进行批判性分析。[3] 我首先肯定现代新儒学是现代性哲学,是儒学的现代性形态,很了不起的。但是我认为,和很多西方现代性哲学一样,它的基本思维方式仍是极其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今天是需要解构的。正确的“解构”不是抛弃,而是“还原”,即理解它是何以可能的——回到更本源的思想视域去阐明它是何以可能的,而不是一上来就设定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用《中庸》的话来说:“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就是仁爱的“仁”。“不诚无物”就是说,“诚”本身不是物,而给【以下第105页】出了物;用今天的话来说,仁作为存在的显现,不是存在者,而生成了、给出了存在者,保证了存在者何以可能。“成己、成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仁作为存在,既给出主体性存在者,也给出对象性存在者,然后“主—客”架构才是可能的,一切知识和道德也才是可能的。因为一切形下学的根本架构就是“主—客”架构,而“主—客”架构的根基就是主体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两千年以来的哲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的事情。[4] 这其实就是设定一个根本的存在者。

所以,我的生活儒学会对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做一种批判性的吸纳,就是说:我会尊重它作为儒学的一种现代性表达,它是儒学的一个现代性形态,而且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但是我也会说,它仍然是无本无源的,没有真正回到大本大源上去。这就是我对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基本判定。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黄玉顺:《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序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 邓曦泽:《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学术界》2009年第6期。

[3] 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