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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点,我谈一下生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我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对我熟视良久,然后说:“我怎么觉得你的生活儒学有点像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呢?”我在此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后觉得他说的还是颇有一点道理的。我可能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比较大。我从小学到高中,处在“文革”时期,那个时候没书可读,就只能反复读马列的文选、毛选,读得非常熟悉,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对马克思的哲学,我有一些个人的领会。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提纲》。最近这几年,我偶尔“客串”一下,去讲讲马克思哲学。2006年我又在西南交大“客串”了一次,后来学生把它整理出来,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杂志上。[1]

讲马克思的哲学,我首先会严格区分三个概念: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经常讲一个笑话。我认识一个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特别善于辅导别人考试,他一上来就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四句话: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认识的。(众笑)这是一种很粗俗的理解,我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四句教”。(众笑)广义的马克思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我简单说一点:现在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绝大部分人都有马克思哲学的背景。所以,马克思哲学【以下第100页】在西方是显学。“马克思的幽灵”,你是挥之不去的。它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记得我较早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2] 我当时要翻译英文提要,那么“实践主义”怎么翻译呢?它是没有英文单词可对应的。英文里没有这个词,那可能是因为英国人从来没有把马克思思想的根本精髓看作“实践”。我曾经写的文章,所涉及的很多词在英文里面都是没有对应的,这其实意味着英文里没有这样的观念。比如像我们中国史学里面的“近代”和“现代”的区分,区别太大了,但英文里面找不到对应,它们都是“morden”,我在文章里只好生造一个英文词。所以,“实践主义”我也生造了一个词“practicalism”。编辑也接受了,文章也发表出去了,没准从此以后英文词典里面还会多一个词,呵呵!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马克思哲学跟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他有一个“实践”的观念是非常厉害的。无独有偶,当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翻译“practice”这个词,会想到用一个词语来对应它,那就是“实践”,而“实践”本来是儒家的话语,比如所谓道德“实践”、道德“践履”。儒学是实学,讲修身养性,讲洒扫应对,那都是“实践”问题。还有“实事求是”等,也都是儒家的话语。既然我们用儒学固有的一个词语来翻译“practice”,这就意味着会遇到理解与解释上的问题。

为此,我要说一下我发明的一个观念,在我那本书《爱与思》里面提到了,我觉得它可以解决很多这类问题。[3] 我是说,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或者思想系统之间,具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有两个方面: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可对应性意味着它是可翻译、可理解的;非等同性意味着它们的实质是不同的。我举个例子,像英文“5 dollars”,最初我们可能不明白它是什么【以下第101页】意思,后来我们用中文翻译为“5元”就理解了。但是“dollar”和“元”,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然而可对应。可对应就是说:双方在观念系统的层级结构中处在同一地位上。我再举个例子:中文的“王”和英文的“king”。比如在古代,英国人第一次派使臣来见中国皇帝,使臣就可能对皇帝说:我代表我们那个king来朝见皇上。中国皇帝可能不明白这个“king”是个什么玩艺儿,然后可能会有翻译官,两边的语言都懂一点,他会向皇帝说:皇上啊,他说的这个“king”就是“王”啊。这样说,皇帝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是,这个“king”和中国的“王”其实相去甚远;然而在观念层级上、在“位”上,它们是对应的,所以可以理解。

我们从这里受到什么启发呢?韩愈在《原道》篇里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4] 儒、道两家都在讲“道”与“德”,假定古代有儒家、道家两个学者在争论“道”与“德”的问题,他们当然都知道对方所说的“道”和“德”是什么意思的,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说明观念上是可理解、可解释的,这就是可对应性。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两家对“道”与“德”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是非等同性。

我们现在谈到马克思的“practice”这个观念,用中国儒家所固有的“实践”观念去翻译它,就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儒家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不同的,有很大的实质内容上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它们在观念的系统中处于相对应的“位”上,这就说明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是可以打通的。

我很想给大家讲一讲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因为你们从小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讲的“实践”,可能并不是马克思原来的那个意思。我们川大哲学系新生入学,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们进行“格式化”,把他们以前学的那些观念全部“清空”,然后“重装系统”。(众笑)其实,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有一些进展,他们的要领就是重新阐释马克思的【以下第102页】“实践”观念。我想说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和我所讲的“生活”观念,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前面提到的那个朋友才会说我的生活儒学有点像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其实也就是“儒学化”。

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一旦运用到历史领域,那就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了。比如,他会花毕生精力去研究《资本论》,因为他是很有现实关怀的人,要做一个“掘墓人”的工作,那么,当他谈具体的问题时,他的“实践”观念就变成了一个很具体的“劳动”、“生产”的观念。用一种“物质生产”的观念来说明一切,这显然是狭隘的,生活远远不止于物质生产。比如像我们在座的诸位老师、同学,几乎都不从事物质生产,因此在“文革”极“左”的时代被视为“寄生虫”、“不劳而获者”,呵呵!殊不知,你们所付出的劳动更复杂。所以,这么一种思想观念,是有它的偏颇之处的。我所说的“生活”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它们有相通之处。

这个相通之处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社会存在,这是首要的;然后人们才可能去改变这个社会存在。我的生活儒学有若干核心命题,其中有一个命题是:生活的本源结构就是“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是说:你首先要尊重生活,因为是生活给出了你、而不是相反,然后你才可能获得自己的主体性;然后才是“去生活”,你才可能有自己的生活,才可能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这和马克思哲学是有些相通之处的,所以我的朋友说我的“生活儒学”像历史唯物主义,姑且算是一说吧。

以上就是生活儒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我只能简单讲,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时间展开。


[1] 黄玉顺:《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2] 黄玉顺:《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学术界》2000年第4期。

[3]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